王喜峰：哪些传统政治思想可以为今所用

摘要：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博大精深，谈论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应当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结合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文化来思考。在认识方面，必须跳出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古时与今时的二元对立模式，在新的视角下认识传统政治思想的价值；在利用方面，要大胆探索，古为今用。

【关键词】传统政治    文化资源    礼法同治

中国政治史，既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衰史。中国古代政治与当时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从日常生活中的伦理道德、纲常名教到宦海生涯中的文章奏折、兴咏感叹，无不带有政治的印记。道德与政治一体，是中国古代或者说是世界历史中的普遍现象，而这一特征在中国传统中尤为突出。

认识中国的政治思想，必须从理解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开始

一直以来，人们普遍的观点是认为“现代”开始于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而中国的现代化是从“被动接受”开始的。这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西方文明的冲击，中国不会进入现代。而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人们倾向于将传统与现代视为两种对立的因素，甚至直接将其置于对立地位。自近代以来，特别是自五四运动以来，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政治文化，一直是我们所面对的重要问题。

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二元对立视角下，近代政治思想史一直没有脱离这种对立模式，这一思想脉络在近代中国是非常分明的：要想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就必须从打破传统、打破思维局限开始。从“打倒孔家店”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可以说都是以这一观点为基本预设的。接踵而来的是在中国的思想里逐渐有了一种反对传统、抵抗传统的情绪，这似乎传达出这样一种讯号：没有对传统的否定和破坏，就不能到达现代。砸碎历史，接着就要砸碎更古老的传统。在对立者的眼中，历史不是延续的，而是断代的。显然，这种观点很荒谬。但是在对待具体的问题上，要看到这种荒谬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比如，在人治和法治的问题上，中国古代的“人治”传统在现代更容易被一些人视为落后、保守的制度。但实际上，中国古代的“人治”是与“德治”相结合的，远没有那么落后，反倒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摆脱西方价值的评判视角，发掘我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价值

长期以来，在对中国古代传统的认识上，中国与西方的二元视角一直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抑或肯定中国而排斥西方，抑或否定中国而膜拜西方，其中以后者为主要的存在状态。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指导下，虽然不乏将两者结合的情况，但是在面对具体问题时，往往容易流于简单化，单纯地认为只要以中国实际为主要出发点，再辩证参考西方价值观就等于找到了正确认识的方法。以西方标准作为我们的参考标准，已经成为了一种惯性思维，普遍存在于当代人的头脑之中，且往往不易被察觉。因此在审视传统与现代关系之时，需要我们破除这种一味对立的状态，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学习中国传统政治的精华。

考察政治史中的政治思想，当然要设立符合我们自身的标准。二十世纪以来的政治学，是西方的“行为主义”政治学，而所谓的“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实际上也未曾脱离“行为主义”的范式。相比之下，我国的传统政治思想中，存在着大量的治国理念、治吏理念以及安邦治世之道，与其所谓的“行为主义”政治学是完全不同的。从我国古代的各个治世，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来看，当时的政治文明是绝对领先于世界的，这就说明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同样具有被研究和继承的价值。

我们在当下所面临的信仰缺失、道德腐化等精神危机，正应从志古之道入手，正确认识和利用传统的资源。马克思•韦伯曾经说过：“一个伟大的民族并不会因为数千年光辉历史的重负就变得苍老！只要他有能力有勇气保持对自己的信心，保持自己历来具有的伟大本能，这个民族就能永远年轻。”

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合理利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

中国传统政治带有很强的伦理性，且涉及到政治观念、政治情感、政治参与、政治制度等多方面的内容。尽管近代以来，中国在经济、政治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在宗法血缘下形成的一些传统的习俗、观念仍然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发生着作用，使得中国的政治发展不可能完全按照西方那种以人权契约为基础的政治发展路径来运行，而必须在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予以开展，这就提出了如何看待并合理利用中国政治思想的问题。

在古代，只有封建君王是一国的代表。国家的繁荣稳定很大程度要视国家统治者是否贤明、是否有担当而论。中国古代的政治理想以“忠君”与“爱民”两个方面为代表，这里的“忠君”一般是指将君王视为天下来进行拥护，也是古人“治国平天下”理想的代表。在古人心中，君王即天下。在本质上，忠君与爱民是一体的。虽然古时“人民”的概念与今时有所不同，但是治国平天下的最终实现，始终还是离不开人民生活水平这一评判标准，这本身也是古代中国“民本”思想的一种体现。

这些思想对我们当下社会不无启迪意义。如今，国家利益的享有者不再是某个封建君王、某个特殊机构，而是广大人民群众。他们对国家安定强大，社会繁荣昌盛的美好愿望依然与往昔一脉相承。作为广大人民最根本利益的代表者，中国共产党肩负了更为重大的时代使命。古时“治国平天下”“民本”等传统政治理念发展至今日，已经与当下对接，产生了很多相通之处，也是“治国平天下”这一传统思想在当代的具体体现。这也要求党始终关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了解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将“民本”思想传承发扬，落到实际工作中来。

中国古代政治是礼法同治的治理模式

中国古代提倡的“礼”，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规范人的内心修为，其二是外部用以规范行为的条例、礼仪。中国传统思想提倡、鼓励人们通过内外兼修而达到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提高自身修为。可以说，中国古人追求的是一种“积极的自由”，是一种“礼法同治”的模式。在今天看来，这种礼法同治的模式仍然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今天构建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如何发掘传统法制中那些有价值的内容，是关系到法治建设如何根植于中国社会的土壤之中，从而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根本问题。

在今天，对于在国家和社会二元结构下政治治理模式的探索，礼法同治的模式同样具有借鉴意义。以家族法和民间法为基础，“中国古代社会管理权力的分配，实行政府和官方与家族和民间分享的二元结构。而家族和民间享有部分社会管理权力，自然削减了政府和官方的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家族法和民间法是中国古代乡土社会治理中实现无为而治的一种有效途径，儒家则用自己的具体主张为道家的理想提供了有效地实践方式”，这种国家与社会的运行模式，虽然并不一定是我们今天要着力构建的模式，但却是存在于中国传统社会土壤之中的值得借鉴和传承的理念。

司马迁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者，未必尽同”。中国政治史是一部丰富多彩的历史，其中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思想、历史制度都是我国现存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尤其是中国政治历史资源中浓厚的人文关怀，包含着对安身立命的思考，对人与自然的斗争统一的认识，无不闪烁着现代文明的光芒，指引着今天的社会建设和发展理念。

（作者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河南财政金融学院讲师）

【参考文献】

①艾永明：《法理视野下中国古代家族法的内在精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5月4日。

②许纪霖、罗岗：《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