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南非――中国的前车之鉴

称赞中国改革的人认为中国改革“无与伦比”，批评中国改革的人则有很多比较，例如，有人认为中国改革会陷入“拉美化的困境”。但前些时拉美研究所的副所长就写了文章说，中国“拉美化”是个伪问题。所谓“拉美化”，指的是新自由主义，有利于资本而不利于劳工。但是中国到拉美投资的企业发现一个相反的现象，拉美的劳工非常厉害，中资企业到拉美连续遇到七年工潮，中国报刊的标题说中资公司“坠入工会陷阱”，陷入“血色黄昏”。我常说，中资到了海外，就知道什么是“咱们工人有力量”。

中国改革与拉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例如，人们往往说到拉美有贫民窟，这恰恰是中国最不“拉美”的地方：中国动不动就把贫民撵出城市，这在拉美是绝对没有的。我倒觉得，世界上有一个国家跟中国体制差不多，那就是南非。

改革30年来我们经济的发展在亚洲最快，而南非经济的发展在很长时期内（恰恰也是30年左右）也是非洲最快，一战时还制造业很不发达；但在民主化前夕，南非成了非洲唯一的工业化国家。

南非的经济起飞，与低人权有关。南非是白人统治，但南非的白人大多是布尔人，自称非洲土著，以反殖民自豪。他们对黑人是最不好的。国际社会批评他们，他们自认为有民族自主的正当性，他们欺压黑人都是内政，是对国际干预的抵制。当时的南非主要是国有经济，本不可能有什么经济奇迹的，但是南非政治上是布尔人控制，经济上却是英语白人控制，是英联邦一员，搭上了全球化这班车，成功地融入了国际市场，有很强竞争力，竞争力来源于低人权优势，用对黑人最苛刻的做法形成有利于投资的环境。

中国的市场竞争力，来源于中国的低自由、低福利、低人权。中国如果不搞全球化，就相当于朝鲜，不可能有什么奇迹；如果不是低人权，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东欧国家，也不会有太大的奇迹――全球化和低人权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有了奇迹。中国经济奇迹的终极因素，就是两个：圈地运动，农民工――如果没有这两条，就无法想像爆炸性的城市化和世界工厂地位。

1911年前南非对黑人劳动力是征发他们作苦工，1911年之后变成打工挣钱，可以流动，进城打工，但决不允许他们进城定居，实行排斥黑人的“白人城市化”，在大城市中是看不到黑人的贫民区。种族隔离时代，城市很漂亮，治安也很好，比欧洲都好，没有像纽约哈莱姆区那样的地方，而现在南非的城市治安之差，是全世界闻名的。

南非黑人在城里打工，黑人家庭安置在城外的隔离型贫民区；中国也差不多，让农民在城里打工，但农民没法在城里安家，中国的办法主要是把他们安置在单身的集体宿舍。

这种举措就产生了一种身份证制度――南非叫通行证，中国叫暂住证，两国有个共同的景观，就是大批的城管在街上巡查，可以将没有暂住证的人抓走。南非1984年有16万黑人因为没有通行证被抓走；广东的人口相当于南非的两倍，但2000年，因为拿不出暂住证而被抓的进城农民，相当于南非的3.5倍。

南非又一个相似于中国的是其土地制度。南非完全自治后在1930年进行过一次土地政策辩论，英语白人主张土地私有制，但是这就意味着黑人可以自由买卖土地，到城里建房子。占优势的布尔白人绝对不允许，于是实行的是布尔人的土地制度，带有很浓的国家色彩，突出国家的征收、征用。这就使南非的基础设施得到很大的改善，也使南非一度成为高速公路在全球次于美国和德国的国家。南非车不多，但路特别好，因为它可以为所欲为地征地。有这个制度，黑人在城里既不能买房，也不能买地，国家要赶走他们也很容易。

南非在征地制度、黑人劳力方面都占有优势，但是如果不搞市场经济，这种优势无法体现。搞了市场经济，这些就成为南非吸引资本和对外输出产品的很重要条件了，南非制造业全球有名。

但是黑人劳工到了第二代，你还不让他们在城市安家，就带来问题。于是国家大量投资，在乡村地区建设黑人家园，有很漂亮的公共建筑、大学。还实行所谓“工业分散化”政策，通过财政支援鼓励在“黑人家园”附近建立新的工业点，以促使黑人“离土不离乡”，主要目的是让黑人不要进城。这个政策实行的结果很不理想，形象工程花钱多而效果差，并没有达到让黑人打工打到三十多岁就离开城市回“黑人家园”的目的。

南非虽然有靠全球化和低人权支撑的经济繁荣，但是民主化还是发生了。民主化之后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南非的经济竞争力下降，因为不可能有原来那些优势：征地不方便了，劳动力成本上升了，南非现在有点像拉美了，城市出现大批黑人区，治安急剧恶化，公司迁出南非……但是对南非的绝大多数人而言，认为现在南非的状况比原来好，他们不认为用种族隔离制度来维持经济竞争力是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