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凯旋：人类问题没有终极解决方案

自从启蒙运动以来，欧洲人就高张自由解放之帜，掀起一个个历史风暴。先有罗兰夫人在断头台上发出的警示，“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继而有二十世纪的纳粹集中营和古拉格，以自由之名行极权之实。正是在此意义上，以赛亚・伯林的观念史研究对自由观念做出了原创性的阐发，为现代人提供了行动的方向。

然而，由于伯林的著述多为演讲，偏于描述，概念不够明晰，尤其是对研究对象复杂而矛盾的表述，人们很难一下子抓住其要点，在享受其精妙思想的同时，也会在头脑中留下很多不解之处。这本《以赛亚・伯林的遗产》的作者都是伯林的好友及专家，他们的讨论代表了当代伯林研究的最高水平，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伯林整体思想的理解。

这个讨论集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刺猬与狐狸”，第二部分讨论多元主义，第三部分讨论民族主义与以色列。这些学者都一致认为，伯林的核心思想是道德与政治上的多元论，认为多元和宽容是自由主义的精髓，自由的真正本质是选择自由。但同时，伯林的阐释又是悖论性的，如自由主义与多元主义，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多元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等，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就常常难以厘清，学者们对此也是各持一端，互有争议。

坚持启蒙原则的学者坚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维护普遍人权，而伯林却将多元主义置于第一位，在反对历史决定论的同时，也反对自由的普世性。但对伯林来说，启蒙运动不是简单地建立了人权、法治和有限的世俗政府和科学观念，启蒙运动是刺猬们的一元论的极端主义运动，产生了新暴君。这使得他关注历史上那些反启蒙的思想家，并给予他们相当程度的同情，因为在反启蒙的非理性思潮中，他辩识出多元主义的倾向。

可以说，伯林的多元主义的实质是要维护自由，又要防止自由的滥用，其思想基于英国式的经验主义，即他所说的“现实感”。每一历史时期都有自己完整的现实性，其目标是以其自身为目的。为了遥远的目标而牺牲现在，必然会导致残酷的人类牺牲。因此，他赞成启蒙理性主义的自由主张，同时又反对其一元论思维，如伏尔泰、爱尔维修、卢梭、孔多塞、孔德和马克思;他赞成反启蒙的浪漫主义隐含的多元论思维，同时也指出其非理性的危害，如维柯、哈曼和赫尔德和希特勒。

由于两种自由之间以及自由与其他正面价值之间不能兼容，同时也不存在某个价值的优先性，因此我们常常不得不做出选择，在某个时期为某一价值放弃另一个价值，在各种价值之间不断转换。这就是伯林的结论，人类问题没有终极解决的方案，“道德的困境与悲剧性的选择是无法避免的。”但他没有指出，导致这种“悲剧性选择”的根本原因在于，无论是启蒙理性主义还是反启蒙的非理性主义，其观点都是建立在人自身是价值源头的基础上。他只是指出，现代西方人仍是理性与非理性这两种思维模式的继承者，这其中也包括他个人。

毋庸置疑，伯林的多元社会、波普尔的开放社会以及哈耶克的自发社会都体现了自由主义的精髓，即从人类生活的基本经验出发。但在我看来，如果仅就揭示启蒙运动内含的极权因素而言，哈耶克的建构理性或许是更为清晰的解释，更能显示人自身作为价值源头的局限性，既能解释导致现代极权的观念原因，同时也避免了陷入价值相对主义。毕竟，要达到伯林那样深刻而复杂的观念认知，承认无论我们做什么都会错的这一事实，一般人是难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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