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亮：后极权政治中的冲动与本能

题记：吾师商磊先生尝言：此门学问译介书目甚少，英人沃拉斯作《政治中的人性》可奉为经典，然则其为研究选民心理之著作，于吾国何加哉？今犹为学生所铭记。窃以为今日之禹域，民主不倡、法治难彰，在此语境之下，若盲然操西人之术，而尚能言明吾国之一二者，岂非咄咄怪事哉？余研读捷克人哈维尔，乃知哈氏洞悉后极权人性之奥妙，深谙专制横行之缘由，其学问戛戛独造，其言说鞭辟入里。吾自小生于后极权之社会，此间亦耳濡目染，身感同受，叹服哈氏之学问于吾国乃真学问也。故不揣浅陋，率而操觚，愿诸君指正。

一、 公敌正传――哈维尔其人其事

请允许我借用《干扰太平》一书在《纽约书评》中节选文章之题目作为本部分的标题。该书完成于1986年，记录了年届半百的作者对自己走过的路的回顾和反思。此前三年他曾以重病之身被当局释放，三年后他再度遭受牢狱之灾，他被当时的捷克政府当作头号公敌，却被捷克人民视为捷克最杰出的思想家和最勇敢的“战士”，他就是瓦茨拉夫.哈维尔。

哈维尔首先是一名成功的荒诞派剧作家，他的作品锲而不舍地探索了“存有的意义”，充满了怀疑主义与自我嘲讽。后来成为捷克最著名的异议人士、思想家。一九八九年捷克发生天鹅绒革命，被推为捷克总统。正如他在今年离任前所做的告别演说中所言：“自此以后的事情，完全出乎预料，我一当就当了十三年的总统。”由当局所忌的头号公敌成为总统，从阶下囚到权力者，天壤之别的角色在哈维尔的人生舞台展演，一如他笔下的荒诞剧！然而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最大的成功并非头上耀眼的政治光环，而在于其思想的伟力――他是一位洞彻了后极权主义时代并促成其终结的伟大的思想家，被誉为当代的“哲学王”。

哈维尔出生于1936年，他成年后的大部分 所生活的社会是他所谓的“后极权社会”。因为“家庭出身”的缘故，被拒于高等教育门外。他担任过化学实验室的助理员、舞台管理员，喜好文学和戏剧创作，1963年布拉格上演了他最重要的作品《花园舞会》，此后逐渐成名。1968年面对苏军的入侵，哈维尔与其他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道选择了坚决的抗争。因此在其后，他的剧作被禁演，他被打入了社会最底层。但他没有忘记作为公民的良知和知识分子的责任，1975年他写下了《致捷克总统暨共产党总书记胡萨克的公开信》，描述了后极权制度下捷克人道德上的屈从和冷漠，控诉了整个制度对人性的异化和对民族精神的伤害。1977年，一个叫做“宇宙塑料人”的摇滚乐队的几名成员被捕，哈维尔发起签名营救运动，呼吁落实已有的宪法，这就是著名的“七七宪章运动”这些活动为他带来了三次牢狱之灾。在此前后，他写下了大量深刻而震撼人心的文章，在捷克民间广为流传，告诉“人们如何在后极权主义时代有尊严地活着，作一个真正的人”。1989年特殊的历史机缘将其推上了总统的位子，今年二月离任。十三年来他为捷克的进步和提升捷克的国际地位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哈维尔的文章深刻独到、发人警醒，尤其是对后极权社会的剖析和鞭挞，更让人感到一种震撼心灵的道德力量，堪称研究后极权政治的的经典之作。

二、 后极权社会速描――哈维尔笔下的捷克

“后极权”一词最早出现在哈维尔《无权力者的权力》一文中，他对其作了深刻的描述。

什么是后极权主义 ? 后极权主义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用二十多年前因车祸去世的苏联作家阿尔马里克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共产主义革命开启了人类通往奴役的道路，十数个国家陷入极权统治之下――从政治、经济、文化的垄断到灵魂、精神的奴役，成为人类史无前例的灾难。四八年后捷共治下的捷克斯洛伐克便是如此。然而事易时移，极权制度与当年造就这一制度的社会运动早已疏离、异化，旧的意识形态逐渐破产，统治发生了裂痕，经济生活中消费主义盛行。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享有多大的自由，旧的体制依旧存在。哈维尔的文章中曾有一段关于在全社会织下一张无形之网的可怕的蜘蛛的描述：“对于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内，都不能用自己的眼睛看到这张网，不能触到它的细丝，但甚至头脑最简单的公民都清楚地意识到它的存在，承受它每时每刻沉默的在场，并采取相应的行为。”因此可以说后极权社会就是由极权制度蜕变而来，生活在其中的人依旧遭受着自觉和不自觉的奴役。

在哈维尔那里，后极权与我们所理解的专制也有着很大的差别：在传统的专制社会中往往很容易分清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而在后极权社会中每个人都是主人，也即后极权并不是一个外在的强加的机器，而是人们普遍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社会里，没有人是纯粹的的受害者，是我们每个人成全了这套制度的运转。让我们看看哈维尔是如何诉说的：“每个人都参与了，被奴役了，无论是水果商还是国家总理。在权力结构中地位的不同，不过表示参与程度的不同而已：水果商参与的程度较小，他手里的权力也很少。国家总理当然权力较大，但他的参与程度也更深。两者都无自由，只是形式不同不已。整个参予的同谋不仅仅是另一个人，而是体制自身。权力结构中地位决定了一个人的责任和罪责，但这不是无限制的，也不能为某个个人彻底开脱罪过。所以生活的目的与体制的目的之间的冲突不是两个定义明确和分离的社会集团之间的冲突；只有非常空泛的观念才会把社会划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这个特征是后极权制度与传统的专制的根本区别之一。”

三、 恐惧――后极权主义时代的政治心理

哈维尔在他的作品中经常使用下面的这个案例：

某个水果店经理在洋葱、胡萝卜陈列橱窗上贴了一幅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他这样做目的何在?究竟向人们传送什么信息?他是否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大联合真的十分热衷? 他当真觉得他的热情促使他非得让公众都来了解他的理想不可?他是否真的想过，这个大联合该怎么实现，实现了又怎么样?

哈维尔断言：大多数商店经理们对于橱窗上标语的意义从来是不会过问的。他们也不会用那样的标语来表达自己真实的意见。标语是上面批发洋葱和胡萝卜的同时发下来的。水果店经理拿过来往橱窗上一贴就完事了，因为这是习以为常，司空习惯的事情。但要是不贴，就会有麻烦。上面会指责他不按规定布置橱窗，有人甚至会控告他反党反社会主义。为了过得下去，他非照章办事不可。这样的小事千千万万，做了才能有过上“与社会谐调一致”的生活保障。?

水果商对于标语的内涵是不闻不问、无动于衷的。这当然不是说水果商的举动毫无意义的，或者说标语什么都没告诉大家。标语确实是一个符号，包含了一个说不出口来但却十分明确的信息。口头上说起来，可以这样表达：“我，水果商某某，是懂得我该作什么，是守本分的。我是个靠得住的人，无可挑剔。我很听话，所以该过上平安日子。” 假如水果商奉命贴上这么条标语：“我胆小怕事，因此最安分守己。”虽然意思是真的，水果商对其内涵反倒不会无动于衷了。在橱窗上张贴这样直接了当地表明他的怯懦的标语，水果商是感到非常羞辱的。因此他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样符号可以帮助他遮掩一下他惟命是从的可鄙境界。同样掩盖了权势的可鄙基础。它用某种高等的东西掩盖基本的现实，而这个高等的东西就是意识形态。

为什么小小的水果商会这样做？是因为恐惧。为什么水果商能表现得若无其事，因为意识形态便是一个挡箭牌，也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大多数人都在恐惧之中。 然而，这又不是心理学所指的的那种普通的恐惧情绪，面对这种恐惧情绪，“大部分人并不是噤若寒蝉。这些人是面带自信、心怀自满的”。但恐惧却无处不在，“它是在伦理学的意义上，即对于一种持久的、普遍存在的、危机的集体意识或多或少的分享，忧虑什么是或可能是受威胁的，并逐渐变得习惯于这种威胁，将其认作实用的方法，我们追随各种外部适应的形式作为仅有的自我保护的有效手段。”

我相信如此精辟的描写可以让太多的专业心理学者汗颜！如此透彻的洞见又会让多少生活在恐惧之中并制造恐惧的人感到惶恐不安！

那么为什么恐惧呢？因为每个人都有东西可以失去，所以每个人都有理由恐惧：“因为恐惧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学老师讲授他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恐惧自己的前途，学生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因为恐惧不被允许继续自己的学业，青年人入团和参加不管是否必要的活动；在这种畸形的政治信誉的制度下，因为恐惧他的儿子或女儿是否取得了必要的入学总分，使得父亲采用所有义务的和“自愿”的方式去做每一次被要求的事。因为恐惧拒绝的结果，导致人们参加选举，给被推荐的候选人投票，并假装他们认为这种形同虚设的走过场是真正的选举；出于对生计、地位或前程的恐惧，他们不得不投票赞成每一项决议，或至少保持沉默；是恐惧使得他们经历自我批评、赎罪、不光彩地填写一大串丢脸问题的令人羞辱的行为。”

哈维尔所展示的这种社会中人们思想感情的政治光谱，不正是我们所熟悉的吗？

长期生活在恐惧的精神状态中，人们的心灵变得麻木、冷漠、整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将会贫瘠、荒芜。在这样的国度里，人格被扭曲，人性被异化，就像奥威尔笔下的大洋国，谎言充斥和塑造了整个社会。

四、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后极权社会中多重的人性面向

“谎言”在哈维尔的文章中是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语，对这一概念解剖分析在哈维尔的政治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因为“谎言”是整个统治的基石。在这样的社会里，历史被篡改，现实被歪曲，意识形态的话语垄断了教育和传媒，形成一个硕大无比的网络，延伸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日复一日的宣教与欺骗，造成了人们的集体无意识、集体无知。更致命的是当一个人处在自由自觉的意识尚未产生的蒙童状态时，意识形态机器便对其开始了征服。这就好比一群全副武装的装甲部队去征服一片光秃秃的山丘！在这样强大的的攻势面前，人们变成了一无所知的傻子。“傻子”便成了后极权社会里人们的普遍身份。确实如此吗？

或许是，又或许不那么简单。哈维尔笔下的“谎言”具有一种社会本体论的地位。“谎言”并不局限于上述的撒谎，因为撒谎意味着有一个独立自存的真实可供对照、验证。哈维尔的“生活在谎言中”（living in lies）实际上具有一种心理状态意义上的描述。“谎言”已不是对真实状况的背离和扭曲，“谎言”就是社会生活的真实本身――这也便是后极权主义制度的本质。

和许多人不同的是，哈维尔不需要假设体制真的能为它治下的臣民“洗脑”。相反的，在他描述的后极权主义世界里，人们都是某种意义上的策略家。人们自愿自觉地去说谎，去利用谎言，去与意识形态打交道，以次换取权力、财富、生活的安逸和平静。

作家张贤亮笔下有一个生动的事例曾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写到文革后期自己在宁夏农村遇到了一位坐在田头抽旱烟的老农，他上前与其攀谈，谈得投机，他冒失地问老农对当下时局的看法（这在当时是很忌讳的），未料老农竟一语惊人：“驴日的哄我，我哄驴日的！”这句话给作家以极大的震撼，也给笔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语虽粗陋，却将后极权社会的谎言中的人性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可以大胆地设想，这位老农平日里会和其他人一样规规矩矩地生活，他会为公家种地，会参加大队学习、谈学习体会，会服从上面的安排在路边墙上粉刷各式标语。但这并不表明他对现实缺乏认识，也并没有妨碍他说出那样的话。假如哈维尔身临其境会作何感呢？其实这只不过是后极权社会中的一个小小的花絮而已――每个人都如老农一样地生活，人们或多或少地生活在共同创造的谎言之中：官员们肆无忌惮地讲着假话、大话、空话，很难相信他们中有谁还会对一套早已破产的说教情有独钟，但谎言是他们生存的保证、仕途的通行证；学者们用着典雅的学术语言，装模作样地谈论着皇帝的新衣如何漂亮，他们假装看不到现实的丑陋，却将理论做到玄妙得高不可攀；工人、农民往往是现实的受害者，但这也并不妨碍他们在电视镜头前去撒谎，去为盛世添彩，因为只有迎合这种谎瞒骗隐的生活，才能获得仅有的利益，才能过安稳日子。对于这种无所不在的“谎言生活”，“人们无须相信这一切，但他们不得不装成笃信不疑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