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以“共和”对抗“极权”

最近几年来，随着我们国家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治理论、政治哲学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关注。象卡尔・施密特、列奥・斯特劳斯等西方政治哲学家的名字，如果说几年前还比较陌生，那么现在许多人已经是耳熟能详。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另一位20世纪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她的名字就是汉娜・阿伦特。阿伦特是20世纪一位杰出的女性，是人类思想史上少有的堪称“大师”的女性思想家。她具有独特的个人魅力，就是在她65岁时，当时她的丈夫去世不久，著名的国际政治理论家汉斯・摩根索还向她求婚；从她的照片上，你也可以看到阿伦特的风采。

今晚的讲座我主要讲这么几个部分的内容，首先简要地介绍一下阿伦特的生平、著作，第二部分讲阿伦特对极权主义时代经验的思考，第三部分讲她对现代自由主义的批评，第四部分介绍阿伦特政治思想的基本逻辑理路，最后再对阿伦特思想的来源、影响，阿伦特的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概括性的介绍。

汉娜・阿伦特于1906年10月出生于一个德国犹太人家庭，父亲是个工程师，母亲会唱歌剧，并且喜欢社交。在阿伦特七岁那年，她失去了父亲，从此与母亲相依为命。她从小十分聪明，是个才女，并且有自己的个性，上中学时曾经被学校开除。不过她在家里自学，反而比她的同班同学早一年通过中学毕业考试。18岁那年，她慕名来到马堡大学，师从20世纪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当时海德格尔是35岁，已经有了家庭，并且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正在酝酿《存在与时间》的写作。当阿伦特出现在海德格尔的课堂上时，他们是一见倾心，很快，他们便由师生关系发展成为两情相悦的情人，阿伦特和海德格尔的爱情故事，也成为西方思想史上的一段佳话。然而好景不长，阿伦特觉得这可能是一场没有结果的爱情，她暗示海德格尔作出决定，是回去离婚，还是分手。海德格尔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放弃家庭，他沉默了一会儿，对阿伦特说：我推荐你去我的一个朋友雅斯贝尔斯那里吧。阿伦特满怀忧伤，然而却十分冷静地，悄悄离开马堡大学。不过，她并没有直接去海德堡大学找雅斯贝尔斯，而是先去了弗莱堡大学，听了一学期胡塞尔的现象学的课程。到海德堡大学后，在雅斯贝尔斯的指导下，她主要进行的是关于奥古斯丁的研究，她的博士论文题为《论奥古斯丁的爱的观念》。可见，她最初的学术兴趣，不在政治，而是哲学和神学。

离开大学后，阿伦特进行了一段关于德国浪漫派的研究。1933年，希特勒上台，对犹太人大规模地迫害开始了。阿伦特被迫离开德国，在离开之前，她曾一度被纳粹组织抓住，并且审讯了八天，后来才释放。她于是来到了法国。在法国，她结识了当时法国知识界的许多名人，例如雷蒙・阿隆、加缪、本雅明等。德国和法国开战后，阿伦特再次被迫流亡，在友人的帮助下，她几经周折，来到了美国，后来成了一名美国公民，直到去世。

在美国，阿伦特开始发表著作。1951年，《极权主义的起源》出版，该书1949年就已经写成，第一版书名是《我们时代的重负》。这本书使阿伦特一夜成名，人们惊呼这是“一部大师之作”，当时阿伦特不过四十来岁，一个中年妇女而已。后来，她又出版了《人的条件》一书，还有一些文集，比如《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政治思想的八个演练》、《共和的危机》等等。需要提到的还有阿伦特在六十年代参加艾希曼审判而发表的文章，这些文章最初连载在《纽约时报》上，阿伦特作为《纽约时报》特派员前往耶路撒冷参加对纳粹头号战犯艾希曼的审判，并担任辩护律师。这些文章后来结集成《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恶的陈词滥调》一书出版。关于这本书的内容我们在下面讲到极权主义时再作介绍。晚年阿伦特开始写作《心灵生活》一书，计划分三个部分：思考、意志、判断，但遗憾的是，第三部分只写了个标题，阿伦特便由于心脏病突发而去世了，年终69岁。以上就是阿伦特主要生平及著作。

下面我们首先来看她对极权主义的思考。在阿伦特看来，20世纪是一个不那么光彩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杀戮，构成这个世纪的主要画面。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曾宣布：旧的世界秩序解体了；阿伦特的老师雅斯贝尔斯也说：人类正面临着一场“没有前线”的战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以“极端的年代”来概括这个世纪。时代经验促使阿伦特对政治问题进行思考。阿伦特所讲的极权主义现象，具体到现实，主要是指德国纳粹主义和苏联斯大林主义两种现象。极权主义的概念，不同于专制主义，专制主义一般是指最高统治权力不受法的制约的统治形式，孟德斯鸠就曾以守法与不守法来区分专制与否，严复也讲专制统治不是没有法，而是没有“君民共守之法”；极权主义也不同于绝对主义，绝对主义主要用以描述近代化开始之初西欧曾一度出现的绝对王权。极权主义具有特定的内涵。

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这本书，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反犹主义，第二部分是帝国主义，第三部分才是极权主义。这与作者的写作目的有关，阿伦特主要是探讨极权主义的“起源”。阿伦特实际上是说，从反犹主义、帝国主义中，我们可以看到极权主义的起源。阿伦特提出“极权主义因素”的概念，来描述这一起源。她实际是要表明：极权主义因素潜藏于现代西方社会之中，只是最终在德国和苏联汇集成极权主义的滚滚洪流。

先看第一部分，反犹主义。阿伦特是犹太人，她对犹太人问题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她的切身体会。实际上，正如斯宾诺莎所说的那样，犹太人的问题折射了整个现代性的问题。阿伦特分析的是，为什么犹太人在某个时候开始受到肉体消灭的命运。她首先列举了几种常见的观点，比如说犹太人一直就受到歧视和迫害，反犹主义由来已久，20世纪的反犹主义不过是变本加厉而已，这种说法阿伦特称之为“永恒的反犹主义”；还有一种说法是“代罪羔羊论”，说犹太人遭到迫害，不过是一种“替罪羊”，是一种冤屈，是极权主义的牺牲品而已。这样的说法，在阿伦特看来，都不足以解释犹太人近代以来的实际遭遇以及命运，都是逃避主义、推脱责任的说法。

阿伦特讲，在分析反犹主义时，过去的理论中只有一个人的观点有用，这就是托克维尔的观点。我们知道，托克维尔是法国思想家，写过《旧制度与大革命》、《论美国的民主》等。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分析法国贵族在革命后为什么遭到迫害，是因为他们失去了权力，已经不再在政治社会中发挥功能，这时他们的寄生性就暴露出来。当一个阶层不能在社会中发挥功能时，社会就会将其淘汰。按照这样一个思路，阿伦特讲，实际上犹太人在近代以来也面临着类似的命运。这要从犹太人本身的特点来看。犹太人以经营商业尤其是金融业著名，犹太人的商人智慧至今仍然为人们称道。但是，犹太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用阿伦特的话来说就是他们是天生的政治幼稚病幻者，他们没有政治眼光，没有政治判断力，从来没有自己的祖国，而只满足于不停地挣钱。犹太人的命运是与近代民族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在近代化开始之初，西方都有一个绝对王权时期，当时，各个君主国家之间经常进行战争，战争需要钱，于是犹太人便充当了金融掮客的作用，在各个国家间进行借贷活动，他们往往被尊为“宫廷犹太人”，受到很高的礼遇。同时由于他们没有祖国，因此也更适合于在各国之间扮演国际事务调停人的角色。然而，到近代民族国家兴起后，随着公共财税体系的建立，国家不再象以前那样依赖于犹太人的信贷。这个时候，犹太人就显得“多余”了。他们到哪个国家都不受欢迎。而由于人们发现以往的各国间的战争，似乎背后都是犹太人在进行幕后操纵，对犹太人的厌恶情绪开始蔓延；并且，犹太人从事金融业，而不象新兴资产阶级从事工商业，他们更容易被人们想象为“不劳而获”、“坐收渔利”。这些都为反犹主义的兴起做了充分的准备。就犹太人社会本身而言，他们的社会日益瓦解，年轻一代的犹太人都越来越多地加入到“同化”的进程中。犹太人没有国家，没有政治上的保护伞，加上犹太人社会的逐步解体，所以极权主义兴起时，犹太人便首先处在在最危险的易于攻击的地位。我们不难看出，阿伦特主要是从政治社会结构的角度探讨反犹主义的问题的。

接下来是关于帝国主义的问题。阿伦特认为，帝国主义的核心是“为扩张而扩张”，“扩张”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关于帝国主义的研究我们一般都要提到霍布森、希法亨和列宁。列宁对帝国主义的论述，大家都知道，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它是腐朽的，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一方面，阿伦特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大体按照霍布森、列宁的大思路，同时，她不仅从经济上找原因，更注重从政治方面考察帝国主义的前因后果。她说：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而是资产阶级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的阶段。本来资产阶级主要专心于国内工商业，随着剩余资本的大量出现，资产阶级迫切需要对外输出资本，于是帝国主义时代来临。资产阶级甚至亲自出马，担当国家要职，以使国家政策有利于资本输出。资产阶级的所有政治哲学，阿伦特指出，最早由霍布斯进行了系统地表述。霍布斯在“一切人与一切人”的战争状态的前提下，构建权力巨大的利维坦，实际上解放了资产阶级的个人，使他们可以专注于资产阶级工商业，而公共事务全部交给专业化、职业化的国家来做。同时，霍布斯表达了一个深刻的道理：资本主义机器的运转过程中，不是钱能生钱，而是权力带来财富。帝国主义时代，正是通过国家权力的输出，来获取财富。

帝国主义为“扩张”而“扩张”，手段成了目标，这与极权主义运动中的为斗争而斗争的逻辑是一致的。同时，帝国主义为极权统治的两大手段做了准备，一是种族主义，一是官僚统治。阿伦特是要说，希特勒所鼓吹的种族主义，以及所运用的官僚统治手段，在帝国主义阶段已经准备好了。种族主义来自帝国主义分子在南非的经验，官僚统治手段则来自阿尔及利亚、印度等殖民地的经验。种族主义的核心是以人的自然属性对人进行区分，从而对人进行歧视乃至消灭。当殖民者来到黑色非洲的时候，因为他们人数较少，于是就制造出“优等种族”的神话，以“质”的优势来弥补“量”的不足。他们对待当地土著居民的态度，是以一种文明人对野蛮人的态度。阿伦特指出，当所谓的文明人屠杀土著居民时，他们不会觉得问心有愧，因为他们这样做，正如人类曾经对待前来光顾我们的村庄的狮子老虎一样，把他们消灭掉是不用承担道义上的责任的。这种种族主义，后来就被极权主义分子所运用。

现在我们来看极权主义。在阿伦特看来，极权主义的本质是恐怖，这种恐怖通过秘密警察、死亡集中营、高压统治手段和意识形态来实现。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现象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新的现象，它不同于以往的暴政。此话怎讲呢？阿伦特说：人类历史上有许多的暴政和暴君，但是，过去的暴政都是为了夺权或维持权力，其目的是消灭敌人，确立或巩固自己的权力。而极权主义则是要消灭一切人的本质，摧毁人性，不仅仅是敌人，而是一切人。这就是极权主义的恐怖本质，它实际上是一种野蛮。极权主义宣称“一切都是可能”，但其实它带来的不过是“一切都是可以毁灭的”，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它以“自然法则”或“历史法则”来代替人的作用。自然法则，比如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的优胜劣汰，按照这些法则，如果某个民族是劣等的，迟早是要注定被淘汰的，那么我们把它予以消灭，不过是把历史向前推进了一步。按照历史法则，某个阶级如果是注定要消灭的，那么我们提前把他消灭，就不是犯罪，而是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历史任务。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逻辑力量剥夺了人的道德选择能力，个人只需顺应潮流。

自由主义者往往批评极权主义对私人领域、私人生活的破坏。阿伦特不这么认为，她指出，极权主义不仅仅是破坏私人生活，更为重要的是，它是破坏人类的公共生活，摧毁公共领域，它把人孤立起来，人与公共世界失去了联系，公共领域一旦摧毁，人的生存的条件、人的自由得以存在的条件便没有了。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的结尾曾经指出，孤独是我们时代极其普遍的人类经验，她这里讲的孤独，不仅是一种内心的寂寞，如大卫・利兹曼所讲的“孤独的人群”，它更体现了个人与公共世界的疏离。这样一种状态中的人们，百无聊赖，无所事事，对什么事情都表现出玩世不恭的态度，而只相信于意识形态所许诺的几千年来的伟大的理想。这样的人们，就是阿伦特在分析极权主义兴起的社会基础时所讲的群众（mass）。群众在阿伦特那里是个贬义词，她指出，群众是极权主义社会的天然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