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湘林：中国认识世界――把迷失的国家找回来

中国认识世界，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国认识世界，也是一个自我认知的过程，它包括了中国对自己的历史认知，中国对外在世界的认知，以及中国在特定历史时期对自己的世界定位的认知。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当然，当我们讨论中国认识世界的时候，最容易想到的是中国对现代世界的认识。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充满着争论。为了避免无谓的争论，我们有必要对讨论的问题作一些明确的界定。首先是关于“现代”这个概念，如何定义现代。当然现代这个概念出自于西方史学，它首先指定的是西方在中世纪之后的一段历史的“现时存在”。其次，被界定的现代也包括了丰富的有别于传统的历史内涵，如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现代国家体制、世俗化的价值信仰体系，现代科技和军事组织等。现代的概念更多地体现的是西方文明在现代历史中的崛起的一种形态。西方学术界对现代的研究又可以分为历史学意义上的研究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研究。前一种注重研究现代西方国家进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以及产生的历史影响。西欧北欧开始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被认为是西方文明进入现代的两个重要的历史因素。起源于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导致的经济变革，以及西方国家在全球的政治扩张，成为推动近二百年来世界历史发展的最强大的力量。而后一种研究着重于现代社会形态的研究，提出了“现代性”这个概念来界定现代的含义，认为现代是一种具有某些特征和性质的客观历史存在，并将与传统区分开来，并由此将现代定性为不同于传统的价值体系、政治结构、经济社会体系等一系列的标准。

早期的现代理论和现代历史叙事都是“欧洲中心论”的。现代性的研究范式不光是区分了传统西方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差别，也自然而然地区分了在同一历史时期处于前现代非西方国家与现代西方国家的差别。而现代历史的研究则普遍认为，西方之外的国家由于原先不存在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所以只是西方国家的全球政治与经济的扩张进程中，才被欧洲纳入现代世界体系，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分析的那样，成为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地区和国家。

中国认识世界是从中国近代的历史遭遇开始的。当经历了一系列军事失败和大量赔款割地的耻辱下迈进20世纪的门槛时，中国的“天下”体系在西方的世界体系中变得岌岌可危，文化自信也一落千丈。在这样的世界格局下，中国的文化精英不得不开始重新认识中国的国家体制及其在西方“新世界”体系中的定位，并在深深的近代历史悲情中寻找国家强盛与民族尊严的可行道路。对于当时更为了解西方世界的知识精英来说，他们已经开始认识到，欧洲列强能够战胜中国的根源，是他们所具有比较优势的近代性的工商业、军事力量以及民族国家体制。尤其是当以“中学为本西学为用”为主导，实行了多年洋务运动之后的中国，依然在甲午战争中输给了变法维新“脱亚入欧”的日本之后，使中国通过维新变法改变国体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在中国知识精英和仁人志士那里获得了更多的共识。

然而，中国在构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道路上始终伴随着各种纠结和迷茫。早在20世纪初，康有为、梁启超、杨度等近代知识分子就意识到了必须在新的世界体系的范围中重新考虑中国的国家体系和世界定位。他们即留恋中国曾经在东方国际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和“文化之美，历史之长”的文明骄傲，又不得不接受传统“天下”体系崩溃的现实。他们担忧的是，西方不但要摧毁中国的政治体系，而且还要毁灭中国的文化理念。例如，康有为认为“欧洲中国之强弱不在道德哲学”，因而更主张“文化民族主义”。杨度则更多的是认识到了中国的“国家”与欧美“国家”的各种差异，认为西方列强国家的一切行动是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在世界的扩张中则遵循实力的逻辑。因此，他认为只有建立起类似于西方列强那样的民族国家，将国家的组织、制度和法律体系的改革与“经济战争国”的目标结合起来，中国才能走向富强和赢得真正的平等和尊重。

总得说来，在面对外来威胁追求中国的强盛和尊严的目标上，20世纪初期的知识精英是有着高度的共识的。但在如何在国家内部组建现代意义上统一、强大和有效率的国家问题上，则存在着不同的主张和争论。根据西方民族国家的状况，这种国家体系的关键性特征包括了统一民族国家认同的确立、政治权力的集中化、国家权力以代议制方式赋予合法化、暴力（包括常备军）的国家垄断。知识精英们虽然对西方的国家政治和相关知识有一定的了解，但在面对中国复杂的现实政治问题时却各持主见，争论不休。他们都试图利用自己对西方政治体制的有限了解和有限的政治知识来给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开药方。杨度认为，中国是一个政治上早熟的国家，虽然不具备西方国家意义上的民主主义的政治体制，但却是早已超越了宗法社会的历史阶段，与欧美近代国家在“民族性”和“集权性”方面极为相似的国家。因此，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更适合参照美国和瑞士这些多民族国家，确立宪政体制，致力于人民的国家认同而非仅仅是民族的认同。梁启超则从反对中央专制权力的立场出发，更看重英国和日本的经验。他主张自下而上地建立自治的宪政国家，消除代表中央专制权力的官僚机构，通过以自然感情为基础的地方自治，自然而然地实现国家的统一。而章炳麟则认为中国与英国和日本不同，在历史上早就没有世袭阶层和等级分化，更适宜中央政权实行平等的法治。因而他主张在对官僚行政机构严密监督下，通过中央集权的官僚行政制度，实现司法权利平等和公民平等。

凡此种种，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个时期的政治思想和对未来宪政国家的想象是粗浅的，充满着书卷之气的。他们并未深刻认识到，在当时也无法认识到，中国深层次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制约对推行西方意义上的宪政体制的重重困难。他们的历史作用令人失望（如孔飞力认为的那样），但是他们开启了20世纪中国认识世界和寻求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新篇章，并对后世的知识精英和仁人志士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中国20世纪的政治发展现实却一次次地击碎了他们对现代国家构建的设想。自清王朝君主立宪失败和垮塌之后，中国政治进入了革命时代。以革命推翻旧政权具有了正当性，军事力量的强弱成为瓜分权力或掌控国家政权的决定性力量，也成为新政权掌控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来源。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经历了跌宕起伏的政治动荡和各类战争的磨难，但最终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台湾是个特殊的例外），并在世纪末实现了国家的强盛。中国走进现代似乎是按照自身的历史逻辑走的一条与西方国家不尽相同的道路，知识精英在世纪之初就构想的建立西方意义上的宪政体制的那种国家，却迷失在了中国现实政治的实践中。

正如孔飞力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是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并进入现代的”。（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21页）这是一个有着自己完整的历史和文明的国度。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以及多元化种族和文化构成的国家，建成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并非易事。尽管经历了列强瓜分、军阀混战、外国入侵和内战，但借助其前现代漫长历史中持续存在下来的丰富思想和知识资源，由中央政府统治的单一中国国家的现实和概念依然生存了下来。这在西方国家以及其他非西方的文明古国的现代进程中都是极少出现的。这也许是为什么孔飞力会认为，中国现代国家的特征从本质上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是一个“中国的过程”。（《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第1页）

如果说中国认识世界是一个智识过程，那么中国的知识精英就是为中国认识世界提供知识、理论和观念的重要的群体。中国对于现代国家的迷失，从本质上看可能更是一种观念上的迷失。由于“现代”作为一种物质存在和文化存在，首先是发生在西方，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国家经历中的历史创伤和悲情，使我们很容易接受西方早期现代化理论中的“欧洲中心论”的思想观念。这种西方代表着现代与先进中国代表着传统与落后的认知惯性，长期支配着我们对中国国家建构和现状的评判。正如美国历史学家王国斌在他的重要著作《转变中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性》一书中提到的那样，在国家形成的比较研究中，西方史学界长期以来重视研究西方政治中的不同传统，习惯于从欧洲经验中抽出政治发展的标准，然后进行分析提出理论解释。中国的案例往往置于次要的地位，其着眼点是中国经验是否符合西方的企盼而非中国的现实。“中国学者习惯于探求中国与欧美不同之处，将此作为中国失败（民主制度方面）或者无能（西方式的财政活动方面）的表现。”（《转变的中国》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页）这样的状况当然是令人沮丧的，尤其是对于中国的学者。但是他的评述却给我们提出了具有理论和方法论意义的拷问。我们在研究现代化问题的时候，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是受到“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和历史悲情的情绪支配，又在多大的程度上是在遵循客观事实的理性分析和理论反思？

当世界已经进入21世纪，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的时代，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改变。尤其是中国的发展以及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业已大大地改观。而在学术界，西方的历史学研究和社会理论研究早已经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历史，反思19世纪以来的关于现代的研究成果和社会理论观点的局限性。他们通过收集更完整的资料，探求更“符合科学规律”的方法来认识自己的历史和世界，并发表了为数不少的理论反思性的专著和学术观点。中国问题研究领域也更多地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研究的问题设置也在发生变化。比如在20多年前，学识渊博的中国史学家柯文（Paul A. Cohen）就已经提出了“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观点。这一观点的问题设置，其实是在方法论甚至道义层面上对以前中国历史研究偏见的拷问：难道只有西方学者处于自己的知识关怀而产生的问题才是“有意义的”问题吗？在他的专著《在中国发现历史》再版的新序中，他再一次地强调了他的这一质疑：“在破除一种使中国人无力实现自我转变而只能依靠西方引进现代化的偏见的同时，我们是否无意中又对中国历史形成了另一种偏见，即中国历史上只有那些已由西方历史经验所界定的导致现代性的变化才是值得研究的重要变化？”（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新序，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第100页）。如今，这一问题设置已经在美国的中国史学界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和热烈的讨论。然而，这一历史的拷问是否也应该激起中国学术界的深入思考呢？

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与国家密切相关，而国家问题的研究却奇怪地被中国学者所忽视。我们是否仍然沉浸在一个世纪前中国知识精英对19世纪世界认识的迎拒迷思之中，让国家在想象中继续迷失，还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迷失的国家找回来？应该说，要找回中国现代化国家的迷失，必须从认知观念上有所改变，至少应该象我们的一些西方学者的同行们那样，增强我们对变化中的世界的了解，更贴近和重视中国的经验，提出我们对中国乃至对世界人文关怀的“有意义的”现实问题。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我们的研究来进一步论证业已被西方学术同行提出的问题设置：中国不是现代的边缘者，中国是现代的一部分。而在这一方面，中国学者还有很多的知识需要学习，还有很多新的问题设置需要我们去研究和做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