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钢：“红色词语”的勃兴和流变

“红辞年代”

就某一类型语词的孕生方式、传播烈度和对社会发生的影响力而言，1956―1969年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年代。

这个历史单元之前，中共革命史上曾出现过诸多红色词语（如“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但没有一个时期能如1956―1969年堪称“红辞年代”。即使这个历史单元之后仍然有过景观各异的“红辞现象”（“全面专政”之类），但“红辞年代”顶峰过矣。1956―1969年，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遭逢的历史课题，国际环境的制约和刺激，社会的平均知识水平，以报纸和广播为代表的传播工具的进步，这一切条件的综合，催生了“红色词语”的急速繁衍。而“红辞”的盛行，对社会政治文化的走向发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对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的考察，可以清晰地看到“红色词语”勃兴和流变的轮廓。

中共各级党报党刊都曾为”红辞“的传播奋力驰驱，而《解放军报》一马当先。它反证了1956年后的一个微妙现实：毛泽东不喜欢一个时期的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而60年代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的《解放军报》却越来越受到毛的青睐，成为传播毛泽东思想的最重要的阵地。林彪对《解放军报》曾直接间接地做过76次指示。毛泽东在1964年应贺龙请求为《解放军报》题写报名，还为《解放军报》理论专栏《思想战线》题字。《解放军报》作为一份普通公民不得随便订阅的内部报纸，60年代发行量一路飙升，到文革竟高达近200万份，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并称“两报一刊”。1966年，毛泽东、江青派女儿肖力（李讷）到《解放军报》，1967年26岁的肖力夺取《解放军报》领导权，直接控制该报1年6个月。毛甚至亲自批复过肖力关于《解放军报》宣传要点的报告，并要《人民日报》参照。

在文革发生前的1956年到1965年间，《解放军报》上传播强度注2居于高位的有“资本主义”和“三面红旗”（包括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两个词语。它和批判、反对“资本主义”与毛泽东提出的超常规战略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主线密切呼应。各年度的强势红色主题词如下：

1956年：“（反）官僚主义”（137）。

1957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39）；“（反）官僚主义”（312）；“（反）资本主义”（396）。

1958年：“三面红旗”（2816）；“（反）资本主义”（472）；“共产主义”（1497）；“（反）教条主义”（489）；“政治挂帅”（350）。

1959年：“三面红旗”达到该组词语传播强度的峰值（3070），当年军报文章总量为12909篇，平均每4篇中就有1篇使用该组词语。“（反）资本主义”（473）；“共产主义”（1212）；“政治挂帅”（305）。

1960年：“三面红旗”（2130）；“（反）资本主义”（423）；“政治挂帅”（397），“政治挂帅”达到该词传播强度指数的峰值。

1961年：“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355）；“调查研究”（839），为该词强度指数峰值；“三面红旗”的指数虽大幅下滑，但仍居高位（1280）。

1962年：“调查研究”（432）；“三面红旗”（690）。

1963年：“阶级斗争”（556）；“（反）修正主义”（496）；“四个第一”（417）；“调查研究”（314）；“（反）资本主义”（387）；“三面红旗”（574）。

1964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331）；“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360）；“四个第一”（625）；“阶级斗争”（791）；“（反）资本主义”（358）；“（反）修正主义”（469）；“调查研究”（379）。

1965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407）；“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736）；“突出政治”（746）；“阶级斗争”（538）；“（反）修正主义”（411）；“一分为二”（365）。

在这一时期，还有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红色词语”，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红又专”“兴无灭资”“（反）和平演变”“思想革命化”“接班人”“大公无私”“共产党员的修养”“发扬民主”“实事求是”“（反）主观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伟大领袖”。而文革时期的强势词语“（反）复辟”“世界革命”“精神原子弹”，这一时期也已初现端倪。

如果说，在1957年“反右”运动前的“红色词语”，鲜明地带有中共八大的印记，那么，1957年的“反右”和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则使流行政治词语出现了游离甚或叛离中共八大路线的转折。这一时期的若干词语，对于一系列在60年代不断膨胀，直至文革时期达到巅峰的“红色语词”具有“源代码”意义：对领袖和领袖思想的颂扬之辞，突破了八大的节制；“政治挂帅”“又红又专”，实际上是“突出政治”“精神原子弹”的滥觞；对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日趋激烈的表述，为后来从反帝、反修，到反“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类“八亿人民，不斗行吗”式的斗争词语，搭建了步步升级的平台；而“大公无私”“兴无灭资”则分明是“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先声。

但是，1960年之后，有若干强势政治词语，在1961年和1962年强度持续下滑，到1963年状态又一起回升，形成一个引人注目的“红辞小冰期”。这一耐人寻味的图形，透露出“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失败后被迫退却情势和中共党内斗争的复杂信息：

文化革命，是红色词语的“井喷期”。“高举”“紧跟”“阶级斗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和平演变”“无产阶级专政”“兴无灭资/灭资兴无”“顶峰”“活学活用”“最高（最新）指示”“三忠于”、“四无限”等词语，如洪水滔天。以下列五个词为例――

每个”红色词语”都有自己的历史。一些“红辞”昙花一现；一些红辞由盛而衰，另一些以顽强的生命力跨时代存活。许多红辞异形同义，概念反复，如对领袖的颂扬之辞。另一些却在不同时期同形异义，名实关系复杂费解，如“发扬民主”。对它们的一一考证和解读，对梳理“左”倾政治文化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红色词语”中的“政治”

“红色词语”中的“政治挂帅”“四个第一”“突出政治”等，都表述了“政治”和其他事物的关系。在流行于社会的过程中，“政治”一词事实上等同于“思想”“精神”，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人的力量。但1949年执政以后，对经济规律、人的利益需求开始重视。军队告别战时共产主义状态，实行薪金制和军衔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在中共八大的发言中甚至提醒“要防止不适当地强调政治工作特殊地位和特殊权力的倾向”。注3

1957年的“反右”，批判了“右派”对“政治挂帅”和“又红又专”的“攻击”，“红”成为一种立场。对人的精神作用的更大张扬，始于“大跃进”。中共八届二次会议号召：必须实行“政治挂帅”，必须走群众路线，必须提倡共产主义的崇高风格，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创造精神。注4

1958年9月，张春桥在上海《解放》杂志发表《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注5一文，攻击现行工资制度，批判按劳分配，鼓吹“政治挂帅”。

“大跃进”的失败，使人们对“政治挂帅”进行反思。彭德怀在他因言贾祸的“万言书”中给予尖锐批评，“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

庐山会议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后，政治的地位上升。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1959年接替了彭德怀的军内职务。他在1960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胜利的基本因素还是人民群众，还是广大官兵，还是靠军队中间的政治挂帅，政治工作，还是靠勇敢，还是靠政治，这可说是一切因素中间的主要因素。”

1960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做出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在这次会议上林彪提出了著名的“四个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