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磊：当代中国维稳话语的建构及其反思

【内容提要】 维稳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促进社会持续发展的基本策略，但党并不是孤立地提出“稳定是硬任务”的口号。稳定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把“以人为本”作为总的指导思想，以统筹兼顾为行动方针，以公平正义为追求目标。只有真正做到这些，社会才会保持长治久安。任何把自己手中的公共权力变为私人权力的做法，必然带来社会的不稳定，最终伤害的只能是人民。

【关 键 词】当代中国/维稳/硬任务/可持续发展

维稳在当代中国的提出，有着特定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但其根本的目的并不在于压制，而是通过构建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来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维稳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把“以人为本”作为总的指导思想，以统筹兼顾为行动方针，以公平正义为追求目标。只有真正做到这些，我们的社会也才会保持长治久安；而忽视维稳与社会全面发展的辩证关系，维稳就会很容易走向极端。

一、历史维稳：从毛泽东到第三代领导集体

毛泽东时代的维稳，还不能算是真正的维稳，因为这一时期的维稳主要还是革命战争年代的延续，只不过战争由军事战场转向了意识形态战场罢了，但残酷性并没有减弱多少，“文革”则达到了斗争的高峰。对于毛泽东来说，维护政权的稳固当然是首要的大事，打击那些觊觎新政权的敌对势力也是必要和正当的，但毛泽东却把革命之后的政权稳固与革命年代的夺权斗争等同起来，由此而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并在把国民划分为两派敌对势力――革命的和反革命的之后，对那些想象中的“敌人”采取了无情的压制。这显然是革命战争年代斗争逻辑的延续，与我们后来所说的维稳并不相同，但维稳的思想却延续了下来。

在邓小平时代，维稳只能服从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因为在邓小平心中，发展经济，进行改革开放，强国富民，尽快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追赶世界发展潮流，真正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是他工作最重要的核心。

通过检索收录于《邓小平文选》第二、三卷(1975年-1992年)的文章，“改革”和“发展”是最核心的关键词。其中“改革”一词在两卷中出现了700余次，“发展”出现了1000余次，两个词合起来将近2000次，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对改革与发展的重视。与此相关的关键词，如“世界”和“国际”共出现了700余次，体现了邓小平改造中国的国际视野，希望中国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样的统计虽然不是很准确，但从总体上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所关注的是中国的改革与发展，要使中华民族在世界上不被抛弃，就必须进行改革，加快发展，否则没有希望。

正由此，邓小平才强调中国必须要稳定，并提出“稳定压倒一切”的论断。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1]286但邓小平清楚的是，稳定压倒一切仅仅是权宜之计，并不是常态策略。中国当时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尽快进行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但所有这些都需要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进行，包括国际环境、周边环境和国内环境。为此，所有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都要克服和解决掉，比如影响社会稳定的治安问题。而只有这样讲，才能以最快的速度稳定形势，然后也才会以最快的速度进入正轨，进行改革与发展。所以邓小平多次明确强调“中国不允许乱”，“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1]286而且在邓小平看来，维护稳定并不成问题。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稳定”一词只出现18次，在第三卷中出现了108次，总的来说比“改革”和“发展”两词出现的频率显然少得多。由此可见，稳定在邓小平思想中其实并不占主导地位，这源于他对稳定和维持稳定的强烈自信。在一次会见外宾时，邓小平说：“学生闹点事，影响不大，搞不垮我们。我要告诉朋友们，这样的事情，我们会妥善处理的。即使再闹得大一些，也影响不了我们的根本，影响不了我们既定的政策。处理这样问题的结果，只会使我们的政治局面更加安定，更加团结；只会使我们既定的方针政策，包括开放、改革、建设的方针政策，更加顺利地、稳步地、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1]198-199

邓小平对维稳的自信来自于他对共产党执政能力的自信，来自于他对形势的判断，即只要中国真正发展起来了，所有的问题几乎都可以解决。邓小平说：“我们必须走改革这条道路，有问题要及时妥善解决，不能停滞，停滞是没有出路的。”[1]260“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1]265“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1]284邓小平的这种发展思想一直被延续了下来，甚至到今天。

如果说，邓小平是带着自信，把维稳仅仅看作是民族发展的权宜之计的话，那么，到了第三代领导集体那里，维稳就开始常态化，并与“改革”“发展”组合在了一起。“改革”“发展”“稳定”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发展的三个关键词，也是共产党执政思想的核心。但这三个关键词并不是完全独立的，而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基本阐释就是：“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2]2111995年，江泽民在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式上又对此做了更为全面的阐述。他说：“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靠自己的发展。……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发展和改革必须要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这是我们付出了代价才取得的共识。当前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各方面利益关系变动较大，各种矛盾可能会比较突出，保持稳定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没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一切无从谈起，多么好的规划、方案都将难以实现。”[2]213

在这之后，邓小平南巡讲话中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与“改革是动力”“稳定是前提”组合，成为共产党的执政思想和社会发展的共识。第三代领导集体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不可偏于一方，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的推进中实现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2]213-214。这样，稳定就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或手段，也不再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稳定由此成为社会发展的一种话语。这种思想认识是现实的、合理有效的，是邓小平关于稳定与发展思想的明确化。

1999年，江泽民对二者的关系做了更为精细的阐述。他说：“保持稳定，归根到底靠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同时必须把握好改革的节奏，积极稳妥地进行。既要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又要考虑到国家、群众和整个社会的承受能力，使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相适应。出台一项重大决策，要思前想后，缜密论证，充分考虑到对群众的心理预期可能带来的影响，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使群众感到安心、放心，对未来充满信心。这对维护稳定和促进改革与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2]216

“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这句话，正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改革与稳定关系的精妙把握。实际上，社会的不稳定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对这句话认识不到或忽视导致的，历史上国内和国际的教训并不少见。也正是延续着这一思想，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强调“统筹兼顾”的思想，维稳走向制度化、合理化、有效化。

二、新形势下的维稳：从硬道理到硬任务

邓小平时代强调经济发展，口号就是“发展是硬道理”(虽然这是他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才明确提出的)，维稳必须服从于发展。20世纪90年代之后，维稳与改革、发展连接在了一起，维稳开始走向常态化。最迟到2000年，“稳定是硬任务”口号开始作为党的战略方针出现并逐步在全国宣传。

比如，在2000年3月9号的《人民日报》“两会专版”中，就有一篇以“稳定是硬任务”为题的报道。但这里的稳定主要针对的是邪教“法轮功”，而且维稳作为硬任务在此时还并没有被官方正式确认，这时候的“稳定是硬任务”更多是对稳定重要性的强调，或者说是一种修辞意义上的运用。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我们党开始居安思危，强调稳定的重要性。2003年6月份，《求是》(2003年12期)发表了署名秋石的一篇文章《执政兴国的保证重大长期的任务――社会稳定论》。还在此文未发表之前，《人民日报》(2003年6月14日第4版)就预先介绍了这篇文章，足可见对这篇文章的重视。文章明确指出，稳定是事关全党全国的大局，全党同志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千方百计完成好维护稳定这项重大而长期的任务。文章还特别强调，要维护稳定，就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团结，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和国家的集中统一，维护中央权威，并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

2004年前后，维稳的重要性进一步突显，并上升到政治层面，与官员的政绩开始结合起来，成为关系到官员前途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社会问题了。我们党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动员所有官员参与维稳，真正把维稳当作是服务于民的政治任务。

随着2008年国内形势的进一步紧张以及像奥运会这样重大活动的举行，维稳越发突显其重要性，并在各种场合以及党的各种重要文献中不断得到强调。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了“稳定是硬任务”这样的官方正式表述。他说：“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3]这是许多中共中央重要文献中的标准表述，如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也是如是强调[4]。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讲话中进一步强调，稳定是硬任务“这个道理，不仅全党同志要牢记在心，还要引导全体人民牢记在心”[5]。

由硬道理到硬任务，并把维稳当做第一责任，清楚地体现了党对维稳的重视与强调，这与第四代领导集体所面临的中国社会的严峻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可否认，当代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之后，在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之后，也出现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比较广泛地体现在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许多方面。比如在经济方面，财富收入的差距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确切的资料显示，中国居民收入差距自改革开放(1978年)以来，逐年加大，尤其是2000年以来，加大趋势进一步增强，基尼系数甚至开始超越国际警戒线0.4。有研究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0.16，2000年开始超过0.4，2010年已达到0.48，有的甚至说很有可能已达到0.5[6]13。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种收入差距还在不断加大，反映在越高收入者收入增长越快，而越低收入者收入增长越慢。比如最低收入群体，年均增长为5.40%，而最高收入群体则是11.53%，全国平均是8.25%[6]14。这势必造成贫富差距越来越大[7-8]。

也有学者通过研究中国居民的灰色收入，进一步验证了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加大的事实。比如，2008年，中国灰色收入高达5.4万亿，其中80%集中在20%高收入家庭。加上灰色收入部分，全国最高10%家庭的人均收入是最低10%家庭的人均收入的65倍(2005年的推算是55倍)。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包括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腐败带来的公共资金流失，土地收益的不适当分配，其他垄断性收益的不适当分配等。灰色收入进一步拉大了中国居民收入的差距，而灰色收入恰恰是中国居民高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9]。国家统计局从2000年起虽然一直在发布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