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霄：传统政治文化能否用于中国政治改良

在今天的传统文化热中，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即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政治改良或者进步的关系。好像有些领导人对此很是持正面而积极的看法。从学术上，我对这个看法有一点不同意见。考虑到这个问题也不能算小，因此这里不揣浅陋，就教于方家。

我的基本观点是：传统政治文化对于现代政治意义已经不大，最好不要――起码应当谨慎地将它用于中国现实政治。

作为一个传统文化的传播者，我对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优点自然是大力褒扬，但对其不足也并不隐讳。这个不足，要之：它修身齐家还可以，治国平天下是不行的。这个观点，一些方家也强调过。

看到今天的领导人和执政党对传统文化大力标举，我当然很高兴，但也有某种忧虑，这个忧虑，主要有两点，一是上述这个观点即它治国平天下不行；二是传统文化的流弊还有一个，就是汉后的儒家，政治理论和政治人格已经失去孔孟的刚健质正（当然也有一些做得很好的，包括理论与实践，如明晚期的王阳明），实践中还造成大批的伪君子。

先来说第一点。

传统文化中释家主张出世，不大讲政治，其他的主流学说涉于政治的极多，基本上，法家就是政治学说，而儒家道家有一半是政治学说，其余不入主流者如墨家，兵家，其影响于世的，也是在政治上。还有一个不入主流的纵横家，本身也是实操政治学。同时，中国注重以史为鉴，甚至以历史为最高审判者，中国浩瀚的史书，大体都是“资治通鉴”。可以说，在如此丰富厚重的政治文化指导下，中国传统政治确实也有其灿烂辉煌的一面。但是，两千年来持续不断的治乱循环，特别是中国近代以来频频败于西方，有识者都已看到这背后的制度劣势以及文化劣势。中国近二百年的救亡图存运动，最后归为文化思想启蒙与科学民主建设，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宝贵的思想财富资源。

传统文化之不适应于今天世界潮流，就其政治思想学说部分而言，可以简要分析归纳一下原因。政治学说所要研究和解决的，在我看来，大约是三个问题：一是权力的来源和制约，二是权力的组织、运行和效率，三是权力的获取和保卫。在这三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对第一个问题的价值略大于零，即已经基本失去解释能力；在第二个问题上利弊相驳，结果可能为正，但价值不太大；在第三个问题上基本是负数，即虽然可能有效，但都是不符合现代政治文明的权术伎俩。

第一个问题很明确，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认为君权天授的。当然，儒道两家为了制约君权和官权，也明确提出天意自我民意，归根结底是民意，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而且君权的出现是为民众服务的。这个可归结为道统。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仅是在维持君权这一目的下强调民意重要性的，而且，它始终未能设计出一套权为民所授、权受民制约的制度体系。相反，汉后儒家所强调的无条件忠君和君权无限大，导致了中国民权的日趋薄弱。

洎乎近世，由西方提出并成为世界主流的政治文明标举自由、民主、宪政、法治，其实一是说明主权在民，通过定期的官员选举和规范的大事公民表决，以及代议制来实现；二是说明权力要在国民监督下运行，这包括各种政治权力之间的制衡和舆论的监督。相形之下，中国传统文化在权力来源和权力监督部分，苍白无力，已经没有了现实的价值。

第二个问题稍微复杂一些，需要多费些笔墨说明。

这个问题，也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二是权力运行的组织架构，三是权力运行的行为规范及伦理守则。

在第一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主流的理论和实践是三种：一种是儒家的以德治国，一种是道家的无为而治，一种是法家的君主法术势。这三种都还有它一定的现代价值，但是都还很不够，负面作用也很大。儒家的德政，建立在人性本善、以孝治天下的哲学伦理基础上，以及人的身份不平等的政治差序格局上。前者当然是太片面化了，连历代统治者都不太相信人性善，基本上儒表法里。而后者即人天生的不平等，正是儒家政治学说违背现代文明的致命要害。道家的清静无为，也只有某种特定情景下的正确性，而无普遍意义。至于法家的法术势，其实质在于强调君权凌驾于国民和官僚之上，不可侵犯，法术势本身不过是君主绝对专制的一种工具，只有工具价值，与今天的依法治国完全不是一回事，已经基本过时了。

在第二个方面，传统中国在唐宋明时代，其汉族政治统治已经逐渐进入成熟，有一些至今仍有价值的遗产。比如中央机构的三省六部台谏院寺的设置，基本是依据儒家的道统政治理念而设计的，它使得皇帝的权力受到制约，同时也形成了决策、执行、监察、司法在不同部门的权力分置与制约，其中的最高权力决策权，也分散在皇帝和官僚、以及不同的官僚机构中。如皇帝的政令必须经过首相联署才能生效，门下省可以封驳中书省的决策草案，甚至给事中都可以驳回皇帝已经签署的政令，而言官可以风闻奏事。这种权力分立、互相制约的理念和设计，虽然存在效率低下的毛病，后来也被清朝统治者大多抛弃，但这套制度，加上科举取士作为官僚集团的制度性补充，毕竟保证了中国的文化脉系的延续。不过，相较于已经成熟的现代政治学说中的组织学说，中国传统政治中的这些好东西，也失去了基本的实用价值。

在第三个方面，我觉得仍然有现实意义的是儒道两家的一些政治理念和政治伦理，如儒家的民本、统治者以身作则、以天下为己任、舍生取义、任人唯贤、民有恒产则有恒心、广开言路、任职回避、被弹劾者必须上书辞官待检查结果等等，道家的治大国如烹小鲜、以正治国、不敢为天下先、为而不争等等。当然，由于实际的政治利益结构，导致了这些理念和伦理，在实践中大多是一些口号，能说而不能行。

而现代政治文明中，政治权力的运行，揆其要，一是不得侵犯民权，二是依法而行，三是公开透明，四是相互制约，五是程序正义。同时，它将政治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个部分，又将权力的使用过程分为决策、执行、反馈、监督四个部分。相应地，确定了权力运行在合法、精简、有效、监督等方面的规制。同时，在具体的政治运作方面，比如行政管理的方方面面、司法活动、选举与立法活动，甚至开会，以及许多具体而微的治理方面，都有详细的规定。它的实操性很强。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政治学说中欠缺或者不足的。

在政治和行政伦理方面，现代政治文明要求权力谨慎谦虚，响应回应民意，司法独立，依法行政，以及权力负责，出现问题必须处分，甚至主要负责人要引咎辞职等等。

总体判断，中国传统政治学说与现代政治学说在政治行为规范和伦理方面有一些重叠，当然我们可以强调政治文明的延续以及中国特有的贡献，不过，在独特性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个方面的意义是有限的。

第三个问题，可以说是政治手段或者权谋权术的层面了。

在这一领域，中国有极为丰富的传统资源，良莠杂陈。比如法家最早提出政治业者的第一要义是成功，为了成功可以不计手段。同时中国政治过程中不但法家有丰富的权谋权术论述，还大量引用兵家学说，形成了兵家主义，即把政治的过程，当做最残忍、最诡诈的战争行为。而这一点，连兵家的集大成者孙子都不认可，他说：兵者，诡道也，治国以正，用兵以奇。同时，未必形之于理论学说，但在诸多史书史料中被当做政治案例而传扬的大量政治实践中的阴谋诡计和卑鄙勾当，更是不胜枚举。即使是一个好官，用张居正的话说，也不能是个好人。中国官场，可谓之厚黑之域。而中国社会，对于这种官场权谋却津津乐道。这几年坊间书市也充斥着诸葛亮权谋、曾国藩韬略这样的书籍。

现代政治文明中，从价值观和行为守则上，要求政治和政治人物光明正大，行事磊落，批判和摒弃各种不合法、不合政治道德的卑劣手段。当然，在政治实践中，阴谋诡计和卑劣手段不会完全杜绝，甚至我们还不能完全否定政治是个丑恶的行当。但是，现代政治的基本伦理，已经被法律和道德规定了，各种丑恶一经曝光，就会见光死。西方政治文化要求的是政治业者责任伦理与道德伦理的统一，它在宪政民主的砧板上，通过竞争性选举和各种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打造更多的政治家而不是政客。而这也是中国当代政治实践中最欠缺的，毛泽东甚至不理解一个水门窃听事件为什么会让尼克松总统下台。中国的许多政治人物都是兵法大家，庙堂上充满了争权夺利的各种阴谋诡计、勾心斗角和卑劣行径。兵法主义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盛行，从一个方面表明了它的残酷性。明乎此，我们才懂得胡赵这样的领袖之于中国当代政治文明的宝贵价值。

归纳上述，可以得出结论：中国政治的首要任务，还是在解决权力来源和权力监督的第一层次，这个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其他两个等而下之的层次，问题也不会得到解决。在权力来源和权力监督这个方面，解决之道就是民主与宪政。这不但是世界当代政治文明的主流，而且是中国近二百年来无数救亡图存的先烈包括中共先烈的鲜血所维系所浇灌。

再说一下第二点，即传统文化造就伪君子的问题。这是一个事实陈述，不用更多解释。我只报告我的一个观察结果：这些年来，无论是在地方讲授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在更高层次交流传统文化，我发现最少一半搞传统文化的专业人士或者提倡者是伪君子，甚至是骗子，起码是叶公好龙的人。这既是传统文化本身的缺陷所致，也是中国社会现实的一个反应。这很正常，没什么好奇怪的。我只是告诉各位，对那些标榜传统文化的人加点小心。

综上，在实现中国的政治民主和宪政之前，中国传统文化还是不要进入中国政治，以免加大中国政治的丑恶一面。即使要有所借鉴，也要小心地剔除其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