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邦佐 邵春霞：中国政治学学术发展30年

【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治学取得了长足进步，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并在推动社会现实政治的进步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尽管中国政治学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我们应对其前景充满乐观的期待。

【关键词】中国政治学|学术发展30年|前景

每当我们回顾中国政治学发展进程的时候，很自然地会怀念起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1979年8月，他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呼吁：“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1］正是在他的亲自倡导下，经过胡乔木、张友渔等同志的积极推动，我国政治学开始了“补课”。这就在拨乱反正、教学和研究机构建设、教材编写、课题研究、专业人才培养、国外论著翻译、国际交流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任务和要求，进而使中国政治学真正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即形成一套在概念、范畴、方法等诸多方面有自己话语体系的独立的学科。这一过程大约花了20年时间，其中包括老一辈学者和新一代中青年学者含辛茹苦的共同努力，终于形成了中国政治学自身的学科规范。［2］于是，到20世纪末，时任中国政治学会会长汝信同志在纪念中国政治学会成立20周年大会上宣布：“邓小平同志交代的政治学要赶快补课的任务已基本上完成了。”接下来就进入了世纪之交至今的第三个10年。

一

经过30年的发展，作为社会科学中一门独立的学科，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渐趋明确，政治学特有的概念系统和方法论体系初步形成，学术研究的专业化和科学水平有了明显提高。突出的有以下三点：

第一，确立学科范畴和理论体系。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后，对学科的范畴和体系进行了系统的讨论和研究，澄清了政治的含义，明确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体系，确立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从而为学科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政治学者们发掘、整理和阐述了诸如国家、权力、民主、政党等基本理论范畴的内涵体系，并将相关基本理论应用于政治行为、政治文化、政治发展、政治利益、政治文明等研究中，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进入新世纪以来，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出现了新的趋向，有关民主、自由、平等、正义、公正、公平等相关价值范畴的政治学解读都体现了中国学者的见解。关于新自由主义、社群主义、新保守主义、共和主义等研究，以及来自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理性选择理论、新制度主义、治理理论等研究范式，中国政治学界亦能自主地为我所用地吸取其某些有益的积极因素。［3］与此同时，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研究成果也不断挑战或修正这些分析框架的理论内涵。

第二，深入分析当代中国政治实践。政治学者们着重探讨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本质和特点，特别是有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以及政府管理与政策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一国两制”，以及执政党建设、反腐败与权力监督、中央与地方关系、党政关系、机构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人权保障、公民政治参与、非政府组织、基层民主机制及其实践、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人权与主权、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等，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众多应用性研究成果还成为领导决策过程中的知识资源。

第三，关注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的特殊历史背景和知识背景，造成了定性研究和规范研究的压倒性地位。但是，随着中国政治学的不断发展，政治学研究逐步超越传统的规范研究路径，从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领域引入研究方法，越来越多地使用经济和定量研究，使以规范研究为主的局面开始进入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共同发展的格局。尤其是在青年政治学者中，在城市和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等研究领域中，重视量化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比例越来越高，特别是实证研究方法被大量应用于学术研究过程。研究方法上的这种进展，有助于政治学研究者更准确地把握中国政治现实，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的理论探索。

不过，在中国政治学研究中，不思创新和食洋不化现象在一定范围内或程度上依然存在，缺乏以科学手段支撑的实证研究也依然存在。基于科学方法的实证研究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即使在实证研究中，科学方法的普遍运用也很不足，存在着理论预设不足、长时段跟踪调查研究不够、科学规范不够、理论提升不足、数量分析不够等问题。［4］有一项对过去近10年政治学文献的观察研究，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该项研究对1994年至2002年9月间由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政治学》转载的768篇文章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经验研究的比例已高达41.3%，但在经验研究中，传统的定性文献分析仍占主导地位，比例高居56%，科学的样本分析和问卷调查的比例则相当低。［5］

从30年政治学学术发展的总体来看，中国政治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最近，复旦大学孙关宏教授在上海《社会科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政治学30年：科学与人文的考察》，认为中国政治学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科学化的不足和人文精神的不足。他说得比较到位，他的基本观点，笔者是赞同的。

二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治学取得了长足进步，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可是有人却说中国政治学只会“鹦鹉学舌”，只会解读中央的文件和政策，没有独立性和创造性。笔者不赞成这种情绪化的批评意见。政治学本来就是研究政治现象和政治关系的科学，新时期中国政治学同中国改革开放本来就是密切关联、同步发展的。以政治学的学术视野，用政治学的学术话语诠释中央文件精神，本来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何况事实并不局限于此。在笔者看来，新时期的中国政治学，在推动社会现实政治的进步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第一，推动体制改革与政治进步。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政治学者与政府机关合作，承担党政部门委托的政策研究课题，他们提出的有价值的政策建议为政府所采纳，有些转化为国家的制度或政策。如党内民主、基层民主、党代表常任制、政府职能转变等。另一方面，一些学者直接参与或介入政治建设的实践。如担任各级政府的政策智囊或咨询专家，为政府献计献策；参与培训政府官员，传授实用性的政治科学知识；发起各种活动，为推进中国的民主治理尽心尽力等。

第二，促进政治观念的更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社会政治法律领域的许多重要变革，直接导源于政治意识形态观念的变迁。思想的解放与观念的创新，有力地促进了现实政治的进步。对现实政治变革影响深刻的观念有：人权、法治、以人为本、私有财产、公民社会、和谐社会、政治文明、全球化、治理、善治、善政、宪政、合法性、全球治理、政府创新、社会管理、增量民主、透明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效益政府等等。这些观念中有些是由中国的政治学者首先提出并倡导的，有些则是由政治学者与其他学科的学者共同倡导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整体性的变化，政治领域取得了许多重大的进步。例如，将保护人权的条款写进宪法，把“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国家的政治发展目标，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当作国家的总体目标之一，积极推行政务公开，进行行政审批制度的重大改革，提出建立“服务政府”的目标，等等。在推进这些现实政治的进步中，中国政治学功不可没。

第三，汇集民意，表达民众需求。越来越多的中国政治学者走向田野，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由此形成的调研报告不仅直接推动着中国政治学自身的发展，而且成为向政府决策部门表达民众政治需求的特殊渠道，促使政府及时地满足公众的需求。

事物发展有其自身规律，它会自行调整，只有最符合其规律的理论才能获得分析的价值。打个比方，开汽车时，方向盘总是要左右调整的，不可能一直不动地开到底。30年走下来，我们从这个过程中看到改革和发展的过程是能够自己进行纠正的，它会根据需要选取较适当的方向不断进行调整。我国政治学学术发展也必然会遵循这一规律，因此，笔者对其前景充满着乐观的期待。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80-181.

［2］参见俞可平.中国政治学的进程.邓正来、郝雨凡.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回顾与前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3］郑慧.中国政治学走过30年.人民日报，2008.8.26.

［4］徐勇、邓大才.政治学研究：从殿堂到田野.邓正来、郝雨凡.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回顾与前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5］肖唐镖、郑传贵.主题、类型和规范：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现状――以近10年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中的论文为对象.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