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_卷七崇儒学译文

查阅典籍:《贞观政要》——「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原文

  唐太宗刚刚即位不久,就在正殿左侧设置了弘文馆,精心挑选天下通晓儒学的人士,保留他们现任的官职,并兼任弘文馆学士,供给他们五品官员才能享用的精美的膳食,排定当值的日子,并让他们在宫内歇息留宿。唐太宗在上朝听政的间隙时间,就把他们引进内殿,讨论古代典籍,商议谋划政事,有时到半夜才停歇。后来,他又下诏让三品以上的皇亲贵族、贤臣良将的子孙充任弘文馆学生。

  贞观二年,唐太宗下令停止尊崇周公为先圣,在国子监里建立孔子庙堂,查考典籍并依照过去的规定,尊崇孔子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在孔子庙堂里,供台两边祭祀用的俎豆、干戚等礼具和乐舞之具也开始齐备。这一年,唐太宗还招纳大批天下儒士,赏赐给他们布帛,供给车马食宿,下令他们都集聚到京师。这些儒生大都被破格提升为大小不等的官,在朝廷上任官的很多。太学生如果读通一大经以上的经书,就可以入仕做官。在这之后,国子监增益学舍四百多间,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广文馆也增加了学生的名额。另外,书学、算学分别设置了博士和学生,使国学的各种技艺都设置齐备了。唐太宗还几次亲临国子监,叫祭酒、司业、博士讲说经术,讲毕,每人赐给帛一束。儒学之盛,致使全国各地的儒生纷纷携经书前往京城,人数达数千之多。不久,吐蕃和高昌、高丽、新罗等族的首领,也派子弟到长安求学。于是,国子监之内,带着书箱和登上讲席的,几乎有上万人,如此大兴儒学,在古代还不曾有过。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下诏说:“梁代的皇侃、褚仲都,北周的熊安生、沈重,陈代的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代的何妥、刘炫,都是前代的著名儒生,他们精通经术,广收门徒,对经书有许多继承和发展,应该对他们加以赏赐,以鼓励后学之士,还应当寻访他们的后人。请有关部门把他们的姓名记录下来,上奏朝廷。”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又下诏说:“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等二十一人,他们注解经书的著作都被采用,教育太学里的学生,既然遵循他们的学说,理应给予褒扬和尊崇。从现在起,太学里凡举行祭祀之典时,可使他们配享孔子庙堂。”太宗就是这样尊儒重道的。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治国的关键,在于使用合适的人才;用人不当,就必然难以治理好国家。如今,任用人才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谏议大夫王珪说:“臣子如果没有学问,不能记住前人的言行,怎能担当大任呢?汉昭帝时,有人冒充卫太子,围观的人达到好几万,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大臣隽不疑用古代蒯聩的先例来处理,将那个人逮捕。对此,汉昭帝说:‘公卿大臣,应当由通晓经术、懂得古义的人来担任,这本不是俗吏之辈所能相比的。’”太宗说:“确实像你所说的那样。”

  贞观四年,唐太宗认为古代圣人的时代离现在很远,圣人的经典在后世流传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文字讹误,难以考证。于是,唐太宗下令前中书侍郎颜师古在秘书省考订《五经》。考订完毕之后,又下令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召集许多儒生再次详细讨论、审定。当时,这些儒生拘泥于旧说,而这些旧说错乱讹误相传已久,他们都不同意颜师古的考订,一时之间,各种异说蜂起。但是,颜师古引用晋、宋以来古本,对他们提出的疑义一一引经据典,详细地加以说明,使得这些儒生无不叹服。唐太宗对颜师古的学识也大为称赞,赏赐给他帛五百匹,加授他为通直散骑常侍,还将他考订的经书颁行天下,让读书人都来学习。后来,唐太宗又因为经术师承不同,解释各异,下令颜师古和国子祭酒孔颖达等大儒,撰写《五经》的疏义,共一百八十卷,名为《五经正义》,交付国子监作教材使用。

  唐太宗曾对中书令岑文本说:“人虽然秉有一定的天性,但必须博学才能有所成就。就好比蜃的本性含有水,要见到月光才能吐水;木的本性含有火,但要燧石敲打才能发火。人的本性含有灵气,可是要通过学习,才能美好完善。所以历史上有苏秦刺股读书,董仲舒放下帷帐讲学的美谈。不勤奋于道艺,功名是不会树立的。”岑文本回答说:“人的本性都很相近,情趣却有所差别,必须用学习来修养情趣,使本性完善。《礼记》说:‘玉石不经雕琢就不会成为器具,人不学习就不会懂得道理。’所以古人以勤于学习为美德。”

  太宗初践阼,即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署学士,给以五品珍膳,更日宿直,以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讨论坟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又诏勋贤三品以上子孙为弘文学生。

  贞观二年,诏停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稽式旧典,以仲尼为先圣,颜子为先师,两边俎豆干戚之容,始备于兹矣。是岁大收天下儒士,赐帛给传,令诣京师,擢以不次,布在廊庙者甚众。学生通一大经以上,咸得署吏。国学增筑学舍四百余间,国子、太学、四门、广文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众艺。太宗又数幸国学,令祭酒、司业、博士讲论,毕,各赐以束帛。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俄而吐蕃及高昌、高丽、新罗等诸夷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学。于是国学之内,鼓箧升讲筵者,几至万人,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

  贞观十四年诏曰:“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陈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何妥、刘炫,并前代名儒,经术可纪,加以所在学徒,多行其讲疏,宜加优赏,以劝后生,可访其子孙见在者,录姓名奏闻。”二十一年诏曰:“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等二十有一人,并用其书,垂于国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于太学,可并配享尼父庙堂。”其尊儒重道如此。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谏议大夫王珪曰:“人臣若无学业,不能识前言往行,岂堪大任?汉昭帝时,有人诈称卫太子,聚观者数万人,众皆致惑。隽不疑断以蒯聩之事。昭帝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古义者,此则固非刀笔俗吏所可比拟。’”上曰:“信如卿言。”

  贞观四年,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及功毕,复诏尚书左仆射房玄龄集诸儒重加详议。时诸儒传习师说,舛谬已久,皆共非之,异端蜂起。而师古辄引晋、宋以来古本,随方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太宗称善者久之,赐帛五百匹,加授通直散骑常侍,颁其所定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太宗又以文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师古与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诸儒,撰定五经疏义,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付国学施行。

  太宗尝谓中书令岑文本曰:“夫人虽禀定性,必须博学以成其道,亦犹蜃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木性怀火,待燧动而焰发;人性含灵,待学成而为美。是以苏秦刺股,董生垂帷。不勤道艺,则其名不立。”文本对曰:“夫人性相近,情则迁移,必须以学饬情,以成其性。《礼》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所以古人勤于学问,谓之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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