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_卷五论忠义译文

查阅典籍：《贞观政要》——「贞观政要·卷五论忠义」原文

　　冯立，唐武德年间东宫统帅，深受太子李建成的厚待，太子死后，他以前的随从有很多都逃走了，冯立感叹道：哪有在太子活着的时候受他的恩惠，太子死了各自逃走避难的道理？于是率兵在玄武门与秦王李世民的军队苦战，杀死屯营将军敬君弘，然后对手下随从说：“只有以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来报答太子了。”然后解散军队躲藏起来，第二天，冯立面见太宗李世民请罪，太宗对他说：“你昨天带兵来和我的军队战斗，使我的军队受到严重的损失，你如何能够逃过这项死罪？”冯立哭着回答：“我冯立生来侍奉太子，希望能够为他卖命，所以当时战斗的时候，我没有顾忌太多。”说完悲痛不已，太宗好言安慰他，并封他为左屯卫中郎将，冯立对他的亲信说：“遇到这样大的罪过却免于一死，我一定要以死报答圣上。”不多久，突厥攻打便桥，冯立率一百余名骑兵与突厥兵大战于咸阳，杀死突厥兵许多人，所到之处无人能敌，太宗听说后大加赞叹。当时，齐王李元吉府上左车骑谢叔方率府兵与冯立一同作战，等敬君弘、中郎将吕衡被杀，士气低沉，秦王府护军军尉尉迟恭杀死李元吉并拿着李元吉的人头让谢叔方看，谢叔方下马大哭，离开了军队逃走了，第二天便自首了，太宗说：“谢叔方真是仁义。”命令左右释放谢叔方，并封他为右翊卫郎将。

　　贞观元年，太宗曾经谈论到隋朝灭亡的事情，感慨地说：“姚思廉不顾及生命危亡，用来表明臣子应有的节操，即使拿古人与他相比，也没有人能超过他。”当时姚思廉正在洛阳，太宗寄给他三百段丝帛，并写了一封信：“想着你忠孝大节的风骨，因此有这些馈赠。”隋朝末年，姚思廉担任隋代王侑的侍读，到义军攻克京城时，代王府的许多幕僚都逃散了。只有姚思廉侍奉代王，不离左右。兵士要到殿上捉拿代王，思廉严厉地叫道：“唐公举义兵，本意在于匡复王室，你等在代王面前不得无礼！”众人敬服他的言行，稍稍退却后排列在殿堂的台阶下。没过多久，高祖来了，听了别人的讲述后认为他很忠义，允许他扶代王侑到顺阳阁，思廉哭泣着拜谢而去。看到这事的人都感叹地说：“真是忠义刚烈的人啊！人们说仁义的人有勇气，不就是说他吗？”

　　贞观二年，唐太宗将要埋葬息隐王建成、海陵王元吉，尚书右丞魏徵与黄门侍郎王珪请求陪灵送葬。并向太宗上表说：“我等受命于太上皇，在东宫做事，出入东宫将近十二年。隐太子与皇室中的一些人勾结叛乱，得罪了百姓和神灵，我们都甘愿受罚受死，担负罪过，但却没有如愿。陛下既往不咎，反而赐予官职，臣等怎样报答呢？陛下德义广播，道义超过历代国君，想着过去之情，能够明晓国家大义，展示骨肉间的深情，重新安葬二王。现在离安葬的日子不远了，我们是二王旧臣，旧君死后又侍奉新君，已施行了侍奉新君的礼节，而旧君的坟上长满了野草，万事尽毕，可是我们还没表达送葬的哀思。瞻望墓地，希望在安葬的当天，我们能送二王的灵柩到墓地。”太宗感于魏徵等人的情义，允许了他们。于是太宗下令，凡是二王宫中的官吏都去送葬。

　　贞观五年，太宗对侍臣们说：“忠臣烈士，哪一个朝代没有呢？你们知道隋朝谁是忠孝贞良的人？”王珪说：“我听说太常丞元善达留守京城，见群贼乘机叛乱，于是到江都，向隋炀帝进谏，让他还师京城。炀帝不听劝告，元善达哭着极力劝谏，炀帝大怒，于是派遣他到边塞从军，最后死在瘴疠横行的地方。还有虎贲郎中独孤盛在江都作卫士，当宇文化及起兵叛逆时，独孤盛一人，抗拒而死。”太宗说：“屈突通为隋将，在潼关作战，听说京城陷落，便领兵向东逃窜。当我们的军队追到桃林的时候，我派遣他的家人前去招安，他就杀掉他的家奴。后来我们又派遣他儿子去，他却说：‘我蒙受隋朝任用，已经侍奉两代帝王。现在是我以死保全节的时候，你我过去是父子关系，现在我们是仇敌。’于是拿箭射他儿子，他的儿子只好逃走了。最后他所带领的士兵全都逃走，只剩他一人。屈突通向东南方向大声痛哭着说：‘我承受国恩，担当统帅，智能与力量都用完了，导致今天的失败，不是我对国家不忠诚。’话没说完，我们追上的兵士就擒住了他。太上皇授给他官职，他托病拒绝了。这种忠义操守，足堪嘉奖。”于是下令有关部门，查访在隋炀帝大业年间因敢于直谏而被诛者之子孙，上奏朝廷。

　　贞观六年，唐太宗加封左光禄大夫陈叔达为礼部尚书，对他说：“武德年间，你曾向太上皇直言进谏，申明我有打败敌人平定疆土的功劳，不可以罢免我。我本性刚烈，如碰到挫折，恐怕承受不起忧愤之情，从而导致疾病终至死亡。今天为了表彰你的忠心正直，所以将升迁你。”陈叔达回答：“我认为隋朝父子自相残害，是导致灭亡的灾祸，我那时怎能容许眼看车要倾覆，而不管后车不改前辙呢？这正是我极力进谏的原因。”太宗说：“我知道你并不是为我一个人，而是为了整个国家大计。”

　　贞观八年，桂州都督李弘节以清廉谨慎闻名，李弘节死后，他的家里要变卖珠宝。太宗听了这件事，在朝堂上说：“此人在世的时候，宰相都说他清廉，今天既然这样，那么推举他的人怎能没有罪过呢？必须好好地查证一下，不可掉以轻心呀。”侍中魏徵私下对太宗说道：“陛下一直说这个人不清白，但没有看到他接受财物。现在听说他的妻子卖珠宝，又要治他的罪。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自圣朝以来，为国尽忠，清廉谨慎，自始至终不改的，只不过是屈突通、张道源罢了。突通三个儿子来应选，只有一匹不好的马，张道源的儿子穷得无法维持生计，没有见陛下有一句话涉及这件事。现在弘节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前前后后都大受奖赏，弘节死后，并没有什么关于他贪婪的言论，妻子卖掉珠宝首饰，并没有什么罪过。认为一个人清白，就什么都好；怀疑一个人不清白，就连举荐的人都要受到责备，虽然说痛恨邪恶没有什么过错，但是喜欢善行却也不见得深厚。我暗暗思量这种做法，没有见到其中可以值得称道的，我担心有见识的人听到这些事，必然产生许多不好的议论。”太宗听了拍手称赞道：“这是我做事不好，没有思考成熟，说错了话，现在才知道一个人要不说错话也不容易呀，李弘节的事不要过问了。像屈突通、张道源的儿子，都应该各授予一个官职。”

　　贞观八年，太宗准备派遣各道黜陟使，唯独关内道这个地方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太宗决定亲自确定这方面的人选，太宗问房玄龄：“这个地方的事务最为重要，谁可以担当这个重任。”右仆射李靖说：“关内道的事务重大，只有魏徵才行。”太宗严肃地说：“我要到九成宫，这也不是小事，怎么可以派遣魏徵出使？我每次出行都不想与其分开，实在是为了让他观察我的是非得失。你们能够匡正我的错误吗？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太没有道理了。”于是命令李靖担任关内道黜陟使。

　　贞观九年，萧瑀担任尚书左仆射。一次，与一些大臣在一起宴饮时，太宗对房玄龄说：“武德六年以后，太上皇有废立储君的意思。我在这个时候的确功劳很大，却不能够被兄弟们容忍，的确有害怕赏罚不分明的担忧。萧瑀这个人不能用财物引诱他，不能用刑罚威胁他，真是国家的人才啊。”于是赐诗写道：“大风能够知晓劲草的品格，患难能够考验大臣的忠心。”萧瑀拜谢说：“承蒙你的训诫，赞许我的忠贞，我虽死犹生。”

　　贞观十一年，太宗行至汉太尉杨震墓，为他的忠贞而死于非命感到十分悲伤，亲自撰文祭奠他。房玄龄进言道：“杨震当年死得冤枉，数百年后才遇到英明的圣主，圣主停下高贵的车马，与神一同拜祭他，这真是虽死犹生。他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高兴。拜读陛下的祭文，既感动，又欣慰。凡是有德行节操的君子，怎敢不勉励名节，知道为善终有好报。”

　　贞观十一年，太宗对侍臣们说：“夷狄杀掉卫懿公，吃掉他身上所有的肉，只留下他的心肝。懿公的臣子弘演呼天抢地的大哭，用刀取出自己的心肝，而把懿公的心肝藏在自己的腹中，今天要找到这类人，恐怕不容易了。”特进魏徵回答说：“古代豫让为智伯报仇，想刺杀赵襄子，襄子抓获了他，对他说：‘你曾经在范氏、中行氏的名下做臣子，可是智伯把他们全杀光了，你于是投身智伯，你不为你的主人报仇；现在却要为智伯报仇，这是为什么呢？’豫让回答说：‘我辅佐范氏和中行氏时，他们像对待普通人那样对待我，所以我用普通人报答人的方法报答他。智伯用对待贤士的礼节对待我，当然我也要以贤士的方式报答他。’这一切都取决于国君对臣子的态度，怎么能说没有这种人呢？”

　　贞观十二年，太宗游幸蒲州，下诏说：“隋朝已故鹰击郎将尧君素，大业年间受命守护黄河以东的地区，他恪守忠义，尽忠臣节。虽然他明珠暗投，确实违背了弃恶投明的做法，但疾风之中方见劲草，寒冬季节才显松柏。对隋朝来说，毕竟表现出他的一片忠心。现在重蹈旧境，回忆往事，想起来应该给予他奖励。可追封他为蒲州刺史，寻访调查一下他子孙的情况报上来。”

　　贞观十二年，唐太宗对中书侍郎岑文本说：“梁、陈两朝有名望的大臣，有谁可以值得称道？他们还有子弟可以推荐任用吗？”岑文本启奏道：“隋军攻入陈朝时，陈朝百官逃奔散离，没有留下来的，只有尚书仆射袁宪独自留在他的主子身边。王世充将要接受隋越王杨侗的禅让，百官纷纷上表劝他当皇帝，只有袁宪的儿子国子司业袁承家借口有病未在劝进表上签名。这样的父子，足可称为忠烈。袁承家的弟弟袁承序，现在做建昌县令，为官清廉，情操雅正，真能继承父兄的风骨。”于是召进袁承序任命为晋王友，并叫他陪侍指导晋王读书，不久又升他为弘文馆学士。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下诏说：“我处理朝政的空闲时间，阅读前朝史书，每看到古代的贤臣辅助国家，忠义的臣子以死为国效命，我真恨不得与他们相见，然而只能掩卷叹息！近代以来，时间距离现在还不算久远，我们还可以找到忠臣烈士的子孙加以表彰，就不要有所遗弃。周、隋两代名臣和以忠尽节的臣子的后代，在贞观以后犯了罪被流放发配的，命令负责管辖他们的人把情况整理好报上来。”于是对这些人从轻发落，并予以抚慰。

　　冯立，武德中为东宫率，甚被隐太子亲遇。太子之死也，左右多逃散，立叹曰：“岂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难！”于是率兵犯玄武门，苦战，杀屯营将军敬君弘。谓其徒曰：“微以报太子矣。”遂解兵遁于野。俄而来请罪，太宗数之曰：“汝昨者出兵来战，大杀伤吾兵，将何以逃死？”立饮泣而对曰：“立出身事主，期之效命，当战之日，无所顾惮。”因歔欷悲不自胜，太宗慰勉之，授左屯卫中郎将。立谓所亲曰：“逢莫大之恩幸而获免，终当以死奉答。”未几，突厥至便桥，率数百骑与虏战于咸阳，杀获甚众，所向皆披靡，太宗闻而嘉叹之。时有齐王元吉府左车骑谢叔方率府兵与立合军拒战，及杀敬君弘、中郎将吕衡，王师不振，秦府护军尉尉迟敬德乃持元吉首以示之，叔方下马号泣，拜辞而遁。明日出首，太宗曰：“义士也。”命释之，授右翊卫郎将。

　　贞观元年，太宗尝从容言及隋亡之事，慨然叹曰：“姚思廉不惧兵刃，以明大节，求诸古人，亦何以加也！”思廉时在洛阳，因寄物三百段，并遗其书曰：“想卿忠节之风，故有斯赠。”初，大业末，思廉为隋代王侑侍读，及义旗克京城时，代王府僚多骇散，惟思廉侍王，不离其侧。兵士将升殿，思廉厉声谓曰：“唐公举义兵，本匡王室，卿等不宜无礼于王！”众服其言，于是稍却，布列阶下。须臾，高祖至，闻而义之，许其扶代王侑至顺阳閤下，思廉泣拜而去。见者咸叹曰：“忠烈之士，仁者有勇，此之谓乎！”

　　贞观二年，将葬故息隐王建成、海陵王元吉，尚书右丞魏征与黄门侍郎王珪请预陪送。上表曰：“臣等昔受命太上，委质东宫，出入龙楼，垂将一纪。前宫结衅宗社，得罪人神，臣等不能死亡，甘从夷戮，负其罪戾，置录周行，徒竭生涯，将何上报？陛下德光四海，道冠前王，陟冈有感，追怀棠棣，明社稷之大义，申骨肉之深恩，卜葬二王，远期有日。臣等永惟畴昔，忝曰旧臣，丧君有君，虽展事君之礼；宿草将列，未申送往之哀。瞻望九原，义深凡百，望于葬日，送至墓所。”太宗义而许之，于是宫府旧僚吏，尽令送葬。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忠臣烈士，何代无之，公等知隋朝谁为忠贞？”王珪曰：“臣闻太常丞元善达在京留守，见群贼纵横，遂转骑远诣江都，谏炀帝，令还京师。既不受其言，后更涕泣极谏，炀帝怒，乃远使追兵，身死瘴疠之地。有虎贲郎中独孤盛在江都宿卫， 宇文化及起逆， 盛惟一身，抗拒而死。”太宗曰：“屈突通为隋将，共国家战于潼关，闻京城陷，乃引兵东走。义兵追及于桃林，朕遣其家人往招慰，遽杀其奴。又遣其子往，乃云：‘我蒙隋家驱使，已事两帝，今者吾死节之秋，汝旧于我家为父子，今则于我家为仇雠。’因射之，其子避走，所领士卒多溃散。通惟一身，向东南恸哭尽哀，曰：‘臣荷国恩，任当将帅，智力俱尽，致此败亡，非臣不竭诚于国。’言尽，追兵擒之。太上皇授其官，每托疾固辞。此之忠节，足可嘉尚。”因敕所司，采访大业中直谏被诛者子孙闻奏。

　　贞观六年，授左光禄大夫陈叔达礼部尚书，因谓曰：“武德中，公曾进直言于太上皇，明朕有克定大功，不可黜退云。朕本性刚烈，若有抑挫，恐不胜忧愤，以致疾毙之危。今赏公忠謇，有此迁授。”叔达对曰：“臣以隋氏父子自相诛戮，以致灭亡，岂容目睹覆车，不改前辙？臣所以竭诚进谏。”太宗曰：“朕知公非独为朕一人，实为社稷之计。”

　　贞观八年，先是桂州都督李弘节以清慎闻，及身殁后，其家卖珠。太宗闻之，乃宣于朝曰：“此人生平，宰相皆言其清，今日既然，所举者岂得无罪？必当深理之，不可舍也。”侍中魏征承间言曰：“陛下生平言此人浊，未见受财之所，今闻其卖珠，将罪举者，臣不知所谓。自圣朝以来，为国尽忠，清贞慎守，终始不渝，屈突通、张道源而已。通子三人来选，有一匹羸马，道源儿子不能存立，未见一言及之。今弘节为国立功，前后大蒙赏赉，居官殁后，不言贪残，妻子卖珠，未为有罪。审其清者，无所存问，疑其浊者，旁责举人，虽云疾恶不疑，是亦好善不笃。臣窃思度，未见其可，恐有识闻之，必生横议。”太宗抚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语，方知谈不容易。并勿问之。其屈突通、张道源儿子，宜各与一官。”

　　贞观八年，太宗将发诸道黜陟使，畿内道未有其人，太宗亲定，问于房玄龄等曰：“此道事最重，谁可充使？”右仆射李靖曰：“畿内事大，非魏征莫可。”太宗作色曰：“朕今欲向九成宫，亦非小，宁可遣魏征出使？朕每行不欲与其相离者，适为其见朕是非得失。公等能正朕不？何因辄有所言，大非道理。”乃即令李靖充使。

　　贞观九年，萧瑀为尚书左仆射。尝因宴集，太宗谓房玄龄曰：“武德六年已后，太上皇有废立之心，我当此日，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萧瑀不可以厚利诱之，不可以刑戮惧之，真社稷臣也。”乃赐诗曰：“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瑀拜谢曰：“臣特蒙诫训，许臣以忠谅，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贞观十一年，太宗行至汉太尉杨震墓，伤其以忠非命，亲为文以祭之。房玄龄进曰：“杨震虽当年夭枉，数百年后方遇圣明，停舆驻跸，亲降神作，可谓虽死犹生，没而不朽。不觉助伯起幸赖欣跃于九泉之下矣。伏读天文，且感且慰，凡百君子，焉敢不勖励名节，知为善之有效！”

　　贞观十一年，太宗谓侍臣曰：“狄人杀卫懿公，尽食其肉，独留其肝。懿公之臣弘演呼天大哭，自出其肝，而内懿公之肝于其腹中。今觅此人，恐不可得。”特进魏征对曰：“昔豫让为智伯报仇，欲刺赵襄子，襄子执而获之，谓之曰：‘子昔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子乃委质智伯，不为报仇；今即为智伯报仇，何也？’让答曰：‘臣昔事范、中行，范、中行以众人遇我，我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遇我，我以国士报之。’在君礼之而已。亦何谓无人焉？”

　　贞观十二年，太宗幸蒲州，因诏曰：“隋故鹰击郎将尧君素，往在大业，受任河东，固守忠义，克终臣节。虽桀犬吠尧，有乖倒戈之志，疾风劲草，实表岁寒之心。爰践兹境，追怀往事，宜锡宠命，以申劝奖。可追赠蒲州刺史，仍访其子孙以闻。”

　　贞观十二年，太宗谓中书侍郎岑文本曰：“梁、陈名臣，有谁可称？复有子弟堪招引否？”文本奏言：‘隋师入陈，百司奔散，莫有留者，惟尚书仆射袁宪独在其主之傍。王世充将受隋禅，群僚表请劝进，宪子国子司业承家，托疾独不署名。此之父子，足称忠烈。承家弟承序，今为建昌令，清贞雅操，实继先风。”由是召拜晋王友，兼令侍读，寻授弘文馆学士。

　　贞观十五年，诏曰：“朕听朝之暇，观前史，每览前贤佐时，忠臣徇国，何尝不想见其人，废书钦叹！至于近代以来，年岁非远，然其胤绪，或当见存，纵未能显加旌表，无容弃之遐裔。其周、隋二代名臣及忠节子孙，有贞观已来犯罪配流者，宜令所司具录奏闻。”于是多从矜宥。

　　贞观十九年，太宗攻辽东安市城，高丽人众皆死战，诏令耨萨延寿、惠真等降，众止其城下以招之，城中坚守不动。每见帝幡旗，必乘城鼓噪。帝怒甚，诏江夏王道宗筑土山，以攻其城，竟不能克。太宗将旋师，嘉安市城主坚守臣节，赐绢三百匹，以劝励事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