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芳：世界性的“六十年代”与青年研究

也许没有哪个时代会像20世纪60年代这样让人难于确切定义。人们常常能比较自然习惯地将历史上的某个特殊时期称为“××复兴时期”、“××革命时期”或“××战争时期”等等，但是关于60年代，显然人们至今也没有能找到一个可以准确地概括其内涵及意义，并能为大家广泛接受的定义来。因是之故，年代本身的数字符号便具有了独特的象征意义。“六十年代”，这是个在世界各地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给战后世界历史带来重要变化的时代，也是个由青年人扮演主要社会角色的特殊时期。它以巨大的惊恐和激动留存于人们的记忆。

对于发生过战争、革命，以及人类不同族群（种族、性别、世代、阶级、阶层等等）间的各种对抗的60年代，世界各地的经历者和研究者们持续地保持着一种并不多见的回顾和探究的热情，而由于“六十年代”以及对“六十年代”的研究，各种传统的、现代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也相应地出现了种种发展和变化。

由“六十年代”所推动的青年研究已是卓然成景，其成果可称蔚为大观。但如果我们对60年代以来有关青年问题的研究成果和各类出版物作一个大致的浏览，则可以发现，作者们的研究、叙述对象，实际上可以被分为“六十年代”的青年和一般意义上的青年两种。换句话说，人们一方面不断地回顾、解释着“六十年代”的青年文化运动，同时透过“六十年代”，人们又得以更加深入地探讨各种青年文化现象和青年问题。

对于“六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世界性青年文化运动，相应的研究条件是显而易见的，实际上今天的许多研究者、叙述者本人就是运动的经历者或历史的见证人，然而认识的困难也是不难想见的：这是一场内容空前丰富、庞杂的文化运动，对这场运动下任何较为严格、明确的定义都很可能被反诘或否定。如果有人想说“六十年代”的青年崇尚暴力，那他应该了解，“六十年代”的青年同时也是反战的；而如果有人想说“六十年代”的青年是些充满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的理想主义者，那他又会发现“六十年代”还有一大批“颓废”的年轻人……其实我们只要简单罗列一下6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各种以青年为主体或与青年密切相关的文化现象和社会运动，我们便多少可以理解这种丰富性和庞杂性意味着些什么：嬉皮、麻药文化（意识扩大）、公社团体(commun)、大学纷争、市民运动、少数者的运动（公民权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同性恋者解放运动）、反战行动、印第安运动、摇滚乐、东洋思想、文学、电影、服饰……不用说，在西方社会，如果有人想深入了解这些文化现象或社会运动，那他不会为找不到相关的研究资料而犯愁。关于“六十年代”的几乎每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问题，都会有人去记叙并论述，有的甚至不计其数。在法国，就在1968年5月学生运动爆发的当年，关于那一场风暴至少就有52册书在法国国内出版。之后直到今天，有关“五月革命”的著作的出版在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始终就没有停止过。

问题在于，如果有人试图全面而又准确地把握“六十年代”青年文化运动的内涵及其意义，那他首先必须对认识对象的复杂性和研究者自身的认识的局限性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并设法达到某种超越。事实上关于“六十年代”的世界性青年运动、青年文化，至今仍少见有综合性、高层建瓴的大作问世。

对于以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为成长的社会背景及知识背景的我们而言，了解“六十年代”世界性青年文化运动，则又有两个问题需要正视：首先我们缺乏理解“六十年代”西方青年的文化观念及行为方式所需要的必要的生活体验和思维语言。生活于开始进入后工业时代的消费社会中的上层中产阶级的子弟们（无论是嬉皮士还是反战学生都是以上层中产阶级的子弟为主要组成部分），为什么、又是以怎样的方式来反抗他们的家庭和社会？他们在怎样的社会状况中感受到了些什么？他们自己又到底想表达些什么？等等，所有这些并不是我们在了解了一些历史事实后就能准确理解的。当然我们可以在加深对认识对象及其社会背景的了解的同时，从人类普遍的、共同的层次和意义上去把握问题的实质。但即使如此，对于自身的认识条件的特殊性（不一定是局限性），研究者仍必须有某种程度的自觉。

此外，尽管西方各国的青年研究的学者们也注意到了同样发生于60年代的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里的青年运动，不少人甚至对红卫兵运动抱有相当的兴趣，但他们的研究体系基本上是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这一社会基盘上的。对于60年代发生在中国等国家的青年造反运动，不少西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在当时曾经接受了一些汉学家们的充满热情的观察分析，但后来人们发现了其中的根本性差异，相应的研究便变得冷落和艰难起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不无热闹的“文革”研究、红卫兵研究，但那与上面所介绍的“六十年代”世界青年文化运动研究已不属同一领域。事实上除了有些学者已经指出的“冷战”这一大的、共同的背景以外，要将中国“文革”运动中青年学生的政治行动同“六十年代”西方社会的青年文化运动放到一起去作对照比较，对于许多西方学者来说是困难的。同样，当我们试着了解西方学者的关于“六十年代青年”的研究成果及其理论时，对于他们的理论的社会基盘和对象范围也应该有一个大致的认识。

无论如何，“六十年代”在给人们留下了一段色彩斑澜的历史的同时，也给青年研究带来了刺激和发展。在众多的学者和论著中，有两位学者的研究以及他们的主要成果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肯尼思・凯尼斯通(Kenneth Keniston)是位广为人知的青年问题专家。这位曾先后就读于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哲学博士，在长期讲授临床心理学的同时，就他所关心的青年问题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先后出版有《疏离的青年》（《The Uncommited:Alicnated Youth in Ameri-can Society》，1965）、《年轻的激进主义者》（《Young Radical:Notes on Committed Youth》，1968）和《青年与异议》（《Youthand Dissent:The Rise of a New Opposition》，1971）等专著，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

凯尼斯通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以其诸多的独特之处引人注目。作为一名与青年学生有着广泛接触的精神医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者，早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他就敏锐地注意到了存在于青年学生中的怀疑主义、不满、反叛等潜在的因素和趋势。而当时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尚迷信于美国社会强大的国体体系，以为社会的均衡状态有着足够的保障，意识形态已经终结，在美国这样的高度产业化的社会中不会再有什么反叛。在观念研究中凯尼斯通还发现，非政治的、摆脱纠葛、退出习俗社会、沉湎于自我之中的逍遥者和政治意识强烈的、入世的激进主义者，正是美国现代社会中形成鲜明对照的青年的两种类型，并以这种两分法来分析他的研究对象。

凯尼斯通对青年研究的重要贡献之一，是他将对青年本身的研究与对社会的研究揉合到一起。在他之前，人们或者从青年身上去寻找心理的、精神的因素，或者只是将青年的行为视为经济、社会、文化的反映。而凯尼斯通认为，青年问题是青年的心理历史与社会变动的相互作用的结果。深受发展理论学者埃里克桑(E.H.Erikson)的自我认同理论的影响，又有对青年的大量的、深入的调查，凯尼斯通过“青年期”的定义，以及青年期的心理、青年期的意识（以“自我”同“社会”间的紧张为特征）等等有精辟的论述。从对年轻人所处的特殊的心理发展阶段的认识出发，再来观察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50年代到60年代的美国社会、乌托邦的衰落、变动的加剧、政治、大学教育……凯尼斯通让他的读者们看到了理解青年反抗行为和青年文化的一个新的学术空间。

凯尼斯通的青年研究的另一种特点，是他对60年代的青年反抗运动的价值判断。不同于其他一些“青年问题”的研究者，凯尼斯通并没有简单地将反叛的青年置于被批判的立场上，而是以一种理解者甚至共鸣者去分析他的研究对象。但凯尼斯通也并没有因为理解而放弃他的研究者的立场。这一方面表现在他对自己对于青年学生的理解同情的某种自觉和自束上，另一方面也表现在他对“反抗”和“革命”的较为冷静和客观的评判上。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凯尼斯通不仅拥有大量的调查资料和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且还有对一些青年学生的持续多年的深入追访，这便使他的研究区别于一些仅依凭统计数字来说明问题的社会学研究。凯尼斯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以丰富的个人生活史资料来分析人的心理成长史，以及青年与家庭、社会的互动关系的范例。

当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们将青年问题放在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现代社会的知识装置中加以剖析时，一些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学者们也开始对青年问题表示关注，并将其纳入到自己的研究范围，进而创造出新的学术体系。

出身于斯坦福大学的史学博士吉利斯(John R.Gillis)，曾经在斯坦福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讲授欧洲文明史纲要，自1969年起开始了他的青年社会史的研究。在《青年与历史――欧洲年龄团体的传统与变化》（《Youth and History-Tradition and Change in European Age Re-lations,1770-Present》，1971年初版，1981年增补再版）增补版的“补论”中，吉利斯明白地解释道：“本研究是某个特殊的历史瞬间，也就是1968年――这是发生了戏剧性变动的一年――的产物”。

青年学生们的激烈的反抗运动对当时正置身于普林斯顿校园的年轻的副教授吉利斯无疑会产生某种冲击和影响，而吉利斯所以会投入对青年社会史的研究，其基本的出发点则是一个历史学者对60年代所出现的青年问题的独特的思考角度：首先，吉利斯意识到，被人们视为现代的年轻人的不少东西――例如学生的激进主义、放纵主义、集团暴力行为、偏差行为等等――其实至少有200年左右的历史可追溯。这样一种事实，对于不仅对历史的变动、同样也对历史的连续性感兴趣的历史学者来说，具有着一定的刺激性――促使他们去作某种研究。其次，吉利斯认为，上述事实还提供了一个根据人口动态变数和经济的变数来说明年轻人的兴衰历史的机会。而如果要弄明白年轻人的传统的近代的起源，我们就有必要结合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的历史来考察这个年龄团体的历史。

对特殊的年龄团体作社会史的研究并不是从吉利斯开始的。早在1960年，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浦・阿利斯(Philippe Aries)便出版了他的著名的《孩子的历史：一部家庭生活的社会史》，被历史学界和社会学界公认为具有开创意义的经典之作。同那以后的其它一些以年龄团体的社会史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一样，吉利斯坦承，他自己正是阿利斯研究成果的受惠者之一。虽然如此，吉利斯的研究仍不乏其独到之处。由于“年轻人”是一个既介于孩子与成年人之间，又介于家庭与社会之间的特殊的年龄团体，对其的出现与变化的考察和说明一方面需要人类学的和社会学的研究，另一方面又涉及到家庭制度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而且还必然地涉及到教育制度特别是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变化历史。另外，吉利斯并不囿于对既往历史的阐释，他还对“六十年代”以及现实中的青年问题作了专门的研究。对史的论述和对现实的分析在他那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青年与历史》全书共分五章。作为一本历史学专著，它以时间进程为基本线索来展示青年人的社会史的基本面貌：“如同家庭成员――工业化以前的欧洲社会中的年轻人们”、“放浪的年轻人们――近代化的归结・1770--1870”、“男孩子要象个男的――青年期的发现・1870--1900”、“顺从与偏差――青年期的年代・1900--1950”、“青年期的终结――50年代与60年代的年轻人们”。

除了具体的学术见解，吉利斯的青年研究，起码有两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其一是吉利斯并不象以往的一些青年史研究者那样以年轻人所处的“社会”的变化为侧重点，他研究的是青年这个“年龄团体”的历史，亦即青年期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其二是吉利斯对“近代化理论”的反思和批判。针对一些学者在青年研究中以世代理论取代阶级理论的倾向，吉利斯强调阶级间的差异和分裂始终存在于近代以来的社会之中。对不同阶级的青年团体的比较分析，以及青年问题中的阶级特性的阐述，成为他的研究的特点之一。这使他不同于其他推崇普遍主义的社会学者。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六十年代”对于青年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青年研究却并没有停留在“六十年代”。无论是“青年”（今天人们更多地使用“年轻人”一词）本身，还是研究者，包括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和他们运用的理论体系及研究方法，都在时代的转换中发生着新的变化。然而，任何一位以青年为探讨对象的学者，如果他需要为他的研究寻找一种社会史的或学术史的参照，那么，他就很难绕过那一个特殊的年代――作为青年的历史的“六十年代”和以“六十年代”为契机的青年研究。

原文来源：《中国青年研究》(京)1998年第02期 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