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芳：个人化与日本的青少年问题

将青少年问题作为一个社会的问题即社会结构、人―社会关系等等本身的问题来看待，是人们面对当今青少年问题的新动态不得不开始接受的一个视角，也是一些社会科学研究者正在努力作出说明的一种范式。

很少有人会否定青少年问题与社会有关。但在很多因果式分析论中，“社会”只是些背景性的原因要素，人们几乎可以从与个人生活史相关的家庭、学校、同辈团体中为每一个问题青年找到一些问题答案，并就问题产生的“社会的原因”作出些说明。但是在经历了自1950年代中期以来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对各种各样的“青年问题”“青少年问题”的讨论和对应实践之后，面对当今青少年问题的低龄化、恶性化的普遍事实，疲惫、无奈的成人社会不能不对现代社会对人的社会化功能产生怀疑；换言之，如果人们承认青少年问题反映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其所属社会中难以成为合格的社会人这么一种事实，而且这问题已经被证明是长期无法解决且正愈演愈烈的话，人们就没有理由不对这种社会本身的社会化功能产生怀疑，并进而对与此相关的结构系统表示关注。

一

当“新人类”在1980年代的日本社会中甫刚登场，并继而为全社会所关注时，成人社会尽管不无困惑，但并没有表现出过度的不安。在此之前，经历了1960年代激烈的学生风潮后，人们对于年轻人与成人社会间的文化差异及其对立已经多少有所了解。而青年问题的研究者们则以“延期偿付”(moratorium)的概念及其相应理论对那以前出现的青年问题作了说明：自近代的产业系统和教育制度建立以来，年轻人被要求进入学校接受相应的观念教育、知识学习和技能训练，他们成了体能业已成熟却依然被免以扮演全日制社会角色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暂时不必工作、组织家庭，但他们也必须远离成年人的享乐生活，譬如酒、烟以及性爱等等，他们事实上被隔离于现实生活以外。但随着战后冷战时期全球性意识形态的公开对立和由经济发展带来的消费时代的开始、现代传媒的进入日常生活等等，这种隔离必不可免地带来了新的问题：年轻人开始主动地疏离（而不再仅仅是被隔离）于成人社会。一方面他们开始拥有了怀疑、拒斥成人社会支配价值的文化资源，另一方面社会也开始提供给年轻人选择与以往世代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在1960年代的校园风潮及其青年文化的背后，人们不仅看到了年轻人试图冲破隔离的愿望：年轻人否定体制并要求提前享受只有成年人才能享受的娱乐生活；人们还看到了年轻人拒绝进入成人社会、扮演既定的（被预先规定的）社会角色的那样一种意向，他们“不想成为大人”。研究者们这么解释年轻人的拒斥意向：这是青春期的“心理／社会性延期偿付”，年轻人的抵制其实是一个角色试验的过程，他们需要尝试着重新确立作为社会主体的自我，寻找自己应该担当并适合担当的社会角色。

无论如何，即使当1970年代学生风潮在日本演化为激烈的政治斗争甚至武装冲突的时候，年轻人与成人社会之间的连续性也并没有被社会视为严重的问题。但是当人们面对1980年代的年轻人时，他们开始为代际间的连续性感到了困惑：年轻人令成年人觉得陌生、不可理喻。他们不再挑战国家权力或意识形态，可是成年人无法理解他们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

最近的年轻人即使进了公司，也是你不说他就不动的“指示等候族”。不过，一旦命令下去，他们倒具有利用电脑、文字处理机等马上给你消化掉的利索。而且不可思议的是，要是他们喜欢那项工作的话，他们也会加班。但如果你认为那是对公司的忠诚，那就错了。平时只要一到下班时间，他们就按了时间卡回家去。他们极力回避以麻将、出入风俗场所等方式同上司、同事的交际。5点以后是兴趣爱好、约会等个人乐趣的时间。这其间主要醉心于读漫画、玩电视游戏机等个人的趣味，而且在这些方面沉迷很深，有着独自的世界。尽管如此，他们的性格倒并不阴暗，非常开朗，你让他表演的话，准保出风头。也就是说他们对有趣的事、开心的事特别有兴趣，却全不见有要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的欲望。（小谷敏，1993:208-209）

显然当时日本的一般社会十分敏感地意识到了年轻人与成人社会之间的那一种断绝（不再是对抗），人们感觉这是一种与以往世代不相同的、属于另一种类型的人。“新人类”的命名应运而生并迅速普及开来。作为一个被普遍运用的时髦的日常用语和青年研究的主要概念，“新人类”一词甚至在1986年获得了由《现代用语的基础知识》主办的“流行语大奖”的金奖。

“新人类现象”给1980年代包括青年研究者们在内的成人社会带来的问题或许可以被这么概括：一方面，人们对年轻人与成人社会的某种断绝感到不安，同时他们还注意到了年轻人初露端倪的个人化倾向――年轻人开始在自己的房间里、车子里通过现代传媒机器接受信息并同世界发生关系。一些人将“新人类”比喻为封闭、与世隔绝的“太空仓人”。但另一方面，人们多少抱有某种想象、期待：对于现代社会中年轻人的这么一种新的存在式样，成年人也许没有必要杞人忧天。一些年轻的学者并运用“符号学”、“销售学”等理论，将“新人类”放到“消费社会”、“信息社会”中去作解释，致力于说明“信息新人类”、“电脑新人类”等等的观念意识及行为方式的正当性。他们认为消费及现代传播媒介给年轻人带来了过去各代人所没有的多样化、个性化以及游戏性，而由于年轻人可以凭着媒体和电脑直接获得各种情报，不再需要某些成年人团体作为中介，因此他们能具有更多的自律性和创造性。

虽然有人指出所谓的“新人类”其实并不如人们渲染的那么异类，一些调查并显示当时的年轻人的交友情况同以往的日本人或同时代的西方年轻人并没有多少不同，但人们还是感觉到了“新人类热”给日本社会带来的变化。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便是“青年文化”的登场，年轻人成了消费的“上帝”，以年轻人为对象、为主角的各种产业在日本迅速发展起来。

然而“新人类”作为一个响亮、时髦的新概念，其原初的意义在日本社会并没有维持很久。1980年代末一起高中生连续诱杀少女的案件让人们对“新人类”的心理和道德发展产生了疑问。通过电视镜头人们看到那位年轻的杀人犯的房间里触目惊心地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电子游戏软件及卡通漫画相带。成年人开始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现代传媒技术不仅使年轻人获得了接受信息、知识的新手段，同时也让年轻人很容易地置身到了充满色情暴力的娱乐世界中。不仅如此，由于沉迷于电视节目、电子游戏以及电脑，年轻人开始变得孤独、阴涩，他们不善与人接触交流，对现实社会缺少兴趣，电子游戏成了他们同辈团体内部最热门的话题。

以这一次杀人事件为契机，一个用于形容这一类年轻人的新名词“宅人”（“ぉ宅”）――随之流行开来。据最早公开在文章中使用这一概念的社会问题评论家中森明夫等人解释，之所以用“宅人”来定义这一类年轻人，是因为这些年轻人一碰到一起就互相打听“你家（“ぉ宅”）最近有什么新带子”（石井慎二，1989）。各种人给“宅人”概念赋予了不尽相同的意义。“ぉ宅”被有些人称为“宅族”（“ぉ宅族”），可那些年轻人自身却拒绝被称为“宅族”，他们强调他们并不是一个“族”，不过他们并不孤独。而有些文人学者试图说明“宅人”生活式样的正当性，认为这是随现代社会发展而出现的新事物。他们强调在高消费社会中，随着价值观的多样化，人们不必为与他者的关系所烦恼，重要的是与具有相同价值观的“同志”拥有共有的“场”，“不了解‘宅人’就没有资格谈90年代”！但是，无可否认，与“新人类”有所不同，“宅人”在整个90年代的日本一直被媒体及一般社会赋予“反社交性”、“电脑依存症”等否定性的含意。

“宅人”的问题性由于青少年犯罪在日本社会的低龄化、凶恶化的事实终于在1990年代后期为社会普遍认识。 1997年5月，发生于神户须磨区的一起中学生杀人案以其残忍性震惊了整个日本社会，那位14岁的杀人犯不仅肢解了被害者（一个小学生）的尸体，而且将其头颅放在了他自己所属的中学校门口。可就是这样一位少年，直到警察逮捕他之前，他的父母（无论他们自己还是邻居都不否认这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健全家庭）对他的行为全然未有察觉。事发后，当他的父母一次次面对被监禁的冷漠的儿子时，他们才知道，原来他们对自己儿子的内心世界根本不了解，而且儿子也根本不屑于同父母作任何真正的交流（“少年A”的父母，1999）。从各种事实中人们不仅看到这位少年杀人犯的价值参照和行为模型主要来自漫画世界，而且还了解到，这位少年对现实社会中人们关于人类生命意义和生活目标价值等观念充满蔑视，他的冷酷甚至不是起始于某种具体的仇恨，而是来自于与他人间的那种无形障壁。

自神户中学生杀人案至今，青少年杀人案在日本频频发生．被害者从幼儿到老人，从家长到教师，相识的不相识的。（注：据统计，在1999年被起诉的141721名少年刑事犯中，有2237名是杀人、抢劫、强奸及纵火的“恶性犯”，而2000年上半年被起诉的刑事犯中就有1063名是“恶性犯”（比上年同期增加了21人），其中仅杀人犯就有53名，比上年同期增加了将近一倍（26人）。另外据有关组织的粗略统计，在全日本1999年1月到2000年8月的20个月中，日本各地曾经发生过近30来起特大青少年犯罪案。）作为各种传播媒体的重大社会新闻，它们曾给人们带来一次次的惊恐和焦虑。令人们真正感到惊恐的一个原因在于：人们无法解释那些孩子的杀人动机与理由。问题正在这里，这些杀人者一般既不是出于对被害者的仇恨，也并不是为了钱财。此外，那些突然成了杀人犯的孩子们，原本几乎都是些家长、教师眼中的“好孩子”，是些“认真的孩子”。那么，这些看上去平常又正常的孩子怎么就成了凶残的杀人犯？他们到底为什么要杀人？让人焦虑不安的不仅仅是“少年恶性案”。在那些极端事例的背后，还存在着已经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一系列青少年问题。自 1980年代以来，学校欺负(school bullying)、不上学、暴力行为（包括校内暴力，校外暴力、还有以父母家人为对象的家庭暴力）等等不断成为舆论的话题。（注：据日本文部省初等中等教育局初中课的统计，在1999年度中，在日本的公立中小学内，曾发生过29500起校内暴力事件，5800起校外暴力事件；在公立初中内，有128000名在籍学生不上学；在公立的中小学及各种特殊教育学校内，发生有37000起学校欺负事件；在所有公立、私立的高中内，有111372名学生中途退学；在公立中小学内，有192名学生自杀，其中包括4名小学生、69名初中生和119名高中生。）

可以注意到，在一次次的事件讨论和各种学者的分析中，又一个新的概念被人们用来定义现实中的青少年――“闭居者”（“引きこもり”），它被用来说明今天的青少年难以与人沟通、拒绝进入群体的那样一种自闭倾向。人们意识到，发生在学生们身上的种种偏差行为，多半与他们对人际关系、群体关系的内心的紧张、恐惧有关。这样的倾向不仅存在于那些不上学的以及一离开学校就呆在家中房间里的中小学生中，同样也存在于许多离开了学校的社会人――那些不想进入或无法真正进入职业团体的年轻人中。与“宅人”有所不同的是，“闭居者”与同辈群体也很少发生关系。在日本，这样的闭居者估计有50万，也有人说有100万（金泽纯三，2000）。

“闭居者”作为一种新的青少年的存在样式由于2000年2月发生于新泻县的一起骇人听闻的少女监禁案而一下子成为日本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人们发现一位从20多岁起就长期闭居在家的37岁的无业男子将一位少女在自己的房间里监禁了9年。就是说，在长达9年的时间中，这位男子生活在一个不与任何人发生具体关系的个人世界中（除了他母亲和那位被禁少女），却始终没有被周围社会所注意。不仅如此，人们惊诧地获知，在这9年中，跟这位男性共居同一屋檐下的母亲竟然从来没有踏入过儿子的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