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厚廷：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策略要点――政治视角的考量

内容提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始终和政治不可分离，其内在的逻辑关联表现为：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的起步以政治格局的调整为前提，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为政治体制变革提供动力，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对现实政治框架变动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从另外一极，政治性因素的适应性调整无不促进了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政治视角的策略考量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长治久安 执政能力 改革思维 政府转型 政府治理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必然全方位地触及原有的社会结构，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都会面临深刻变革。由此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仅仅依赖经济领域中的变革是不够的，还必须依赖其他制度领域的横向协同。基于制度之间的内在关联，在影响和制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发展和完善的制度系统中首先引起关注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依据现有文献，政治体制改革在改革的全过程中始终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体系。 1在实践中，虽然政治体制改革获得了令人欣慰的进展，但人们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求解的冲动却始终形影不离地紧逼政治体制改革。

一、以新的稳定思维保障社会稳定

在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中，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建设都是在相对稳定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进行的，这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之一。与这一要求相适应，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依循一种渐进式的改革方式，采取“累积性的边际演进的转换模式”， 2这一改革方式实现了改革和社会稳定的高度契合。在搭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基本框架向完善这一框架的转折时期，人们悄然发现，在经过30年改革并取得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成就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冲突多发期――各类利益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乃至新近频繁出现的食品安全事件。为应对这一局面，中央一直将稳定视作中国政治的核心，保持社会稳定自然演变成执政者的首要使命。我们认为，在新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中如何以较低的社会成本维护社会稳定，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提供良好的社会条件，稳定思维在其中具有基础性作用。

毫无疑问，维护社会稳定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但是维护社会稳定需要付出成本。这样自然产生了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维护社会稳定的成本和收益。一个理性的社会必然力求以较低的社会成本取得既定的社会稳定结果。有人可能会说，社会稳定是中国最大的政治，不能算经济账。固然，算“政治账”必要且重要，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排斥算“经济账”的理由。毕竟资源的稀缺性始终存在，只要存在资源稀缺，就没有任何经济和社会活动可以脱离“成本――收益”视野。 3在现实生活中，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及其对各级官员自身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影响通过行政系统的层级传递使社会稳定问题成为一个“天字号工程”，其中的“一把手工程”、“一票否决”等行政性规则的汇聚将社会稳定问题由重要变成了事实上的“唯一”，行政系统的运行机制将社会稳定问题不知不觉地放大了。 4在社会稳定工作的实践中，每遇重要的节日和国家层面的重要公共活动，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都会高度紧张，生怕出现任何一点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中，社会稳定经济思维的空间越来越小！这应该理解为一种理念误区！这种理念误区必然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我们都还清晰地记得一段时间内密集出现校园安全事件，行政系统和社会安全管理部门对此做出了迅速反应，很快在几乎全部幼儿园和小学里出现了保安人员的身影。对此作出评价还为时尚早，只是：此中是否存在反应过度的问题，是否存在其他可以替代的更为有效的形式？柯武刚教授在论及政府保护局限性的时候，曾经提到美国在制定苯废弃物标准、新饮水标准和保护森林的有害废弃物标准时，为保全一个人的生命要付出的经济代价分别是1.68亿美元、9.2亿美元和5.7万亿美元。“面对这样的情况，人们必然要问，美国的这些安全管制是否还有意义。对每一项管制措施，都要权衡与长期社会成本相对应的长期社会收益，这一要求当然也适用于环境保护”。 5因此，维护社会稳定的成本和效益分析将会提升维护社会稳定的经济和社会意义！

在维护社会稳定实践中，还需要准确认识社会稳定问题的类型和性质，这一点直接决定应对社会稳定问题的策略选择。经济市场化进程将原本同质化的个人变成了无数个具有经济利益追求的独立主体，且相互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在实际经济地位、对经济利益追求的强度、对未来的预期、拥有各类资源状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方面千差万别。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进程处在持续性的变革之中，利益调整成为各类社会变革最终难以绕开的结点，经济利益的不均衡成为我国现阶段社会利益格局的常态，各类经济利益主体被毫无例外地卷入利益博弈之中。利益博弈的难点在于并非所有利益博弈都能最终增加博弈各方的经济利益，即使是在这种博弈中也存在“增加多少”之间的差异，相当数量和广泛程度的经济和社会变革都不能实现各方利益的增长，而是进行利益的结构性调整――利益增长和利益减少并存。此时，那些在结构调整中获得利益相对较少的社会群体和经济利益受到损失的社会群体就会通过正常甚至是非正常的途径表达其利益诉求。如果对这一背景加以认可，我们就会发现现存的社会矛盾及其各种表现形式都源于经济利益的纷争，如果这种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有效回应，或长期不能形成解决类似问题的制度机制，就有可能演变成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因此，就我国现阶段社会稳定问题的类型而言，绝大多数是经济性冲突，而不是政治性冲突，从动机到结果都不存在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权的现实威胁；其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有了这一认知，社会稳定问题就被相对地缓和了，经济利益冲突绝大多数可以通过讨价还价、集体协商、相互妥协等途径加以解决，少数经济利益冲突可以借助于司法途径最终解决。

实现社会稳定目标和社会稳定手段的统一。社会稳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两者都是一种社会目标，区别在于社会稳定目标处在表象层次，而和谐社会目标则处在本质层次。两者的动态关系可以表述为：保持社会稳定，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层级递进提供良好的社会条件，继而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迈进。因此，两者具有同向性，都必须解决目标和手段的统一性问题。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之后，在社会层面上较为广泛地出现了一种回避矛盾的思想倾向，一定数量的领导干部不正视矛盾，简单地将各种意见的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不积极地化解矛盾，不努力利用行政性资源形成解决矛盾的良性机制，而是不讲是非地和稀泥，致使很多并不复杂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这类情况的汇集酝酿着不稳定的可能性。事实上，漠视矛盾是一种十分有害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矛盾会因此而滋长和激化。在中央的决定中明确指出：“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 6“那种认为和谐社会没有矛盾的认识是幼稚的、有害的，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又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实际上是历史唯心主义”。 7因此，各项社会实践都要在目标和手段的相统一中加以推进，具体地说：在目标没有确定的情况下，谈不上目标和手段的统一；在目标确定的情况下，实现目标的手段具有决定性意义。明确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自然可以找到实现社会稳定的有效手段――有效的矛盾解决机制。正像一位新闻工作者所指出的那样：“无论政治怎样变化，很多社会冲突都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常态社会的一个标志。衡量一种制度、一个社会好坏的标准，并不是有没有冲突。社会冲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有效协调和解决社会冲突的机制”。 8在找到正确的手段之后，还要寻求实施这一手段的有效形式，一个实例可以帮助我们思考这一问题：在很多高档小区大门的显著位置，赫然出现了“XXXX派出所警务室”的字样。实际上，这里几乎看不到警员的身影，只有值班的保安。这种手段无异于“此地无银”，其有效性似乎不需要借助实证研究加以判断。

二、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

在中国现实的政治架构中，执政党自身建设较之其他国家更加重要，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具有不可替代性。在多党或者是两党执政的政治架构中，如果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出现问题、执政方略出现偏差、执政行为出现失误，特定的政治机制将会出现执政党的更迭，原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将被替代。而在中国，社会政治架构中不存在外部矫正机制，实践和逻辑都可以证明，外部矫正相对于内部自我矫正而言具有较强的敏感性，缺乏竞争压力的政治市场又蕴含着自我约束不力的更大可能性。这样，共产党自身建设就成为一个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首要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和执政党自身建设息息相关。

加强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将党的执政能力具体化为五种能力：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 9我们认为，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其实施需要建立在几个前置性认知的基础之上。第一，执政能力建设需要建立在制度框架的基础之上。五种能力中的前四种能力基本对应于当今中国的制度框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经过几十年的探求我们已经初识未来中国的制度框架，并对每一种体制的本质性规定有了较为准确的把握，这些制度性规定应该成为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依循和最终指向。第二，执政能力建设需要建立在认识和适应环境的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环境经历了以下变化轨迹：革命党――执政党――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中的执政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下的执政党――经济建设为中心时期的执政党――科学发展时期的执政党。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在每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都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蜕变，继而适应了新的环境，这是党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正像吴作栋1999年指出的那样：“一个政党的寿命不取决于它的光荣历史，而是要看它是否能继续保持适应社会和环境的能力”。 10第三，执政能力建设需要建立在客观认定现状并坚持持之以恒改进的基础之上。执政能力首先是一个内源性问题，必须立足内部，客观分析现状，发现问题并寻求优化的路径和措施；执政能力还是一个战略性问题，必须脚踏实地，注重积累，在短期和长期的统一中凝练能力。管理学中有一种企业能力理论，认为企业在本质上是一个能力体系，这一理论从企业自身解释企业长期保持竞争优势的原因，逐渐“成为企业战略领域的研究主题”。 11企业能力理论和执政能力中具有十分相似的“能力共性”。

确定执政党合适的党员数量规模。在中国现实的政治架构中，党员的数量在一定期间内持续增长是正常的，在肯定这一趋势的前提下还必要确定党员数量增加的合理速度。当然，对这一问题合理性的判断可能很难达成一致。依据资料，截至2009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7799.5万名，比上年净增206.5万名。 12按照这一增幅，现在的党员数量估计已经超过8000万。对这一问题同样有微观感知：我所在的学院有大约一千名学生，每年发展一至两批党员，每一批的发展数量都在50人左右，据此计算有二十个学院的学校在一定时间内发展党员的数量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贾西津研究了现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数量（2987+2235）和有效民主决策之间的关系，认为：“这样的规模远远超出有效民主决策的范围，如果全国人大代表减至目前的四分之一，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 13共产党员和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数量规定性具有不同的内涵，这涉及不同组织在社会政治架构中的职能界定，但是从科学性角度对国家决策适度人数的研究无疑对思考合适的党员数量规模具有启发意义，过于庞大的组织系统起码存在一个最基本的组织治理问题。 14我们认为，在党员数量和党员质量的关系上，应该适当降低党员数量的增幅，而将工作重点转向党员质量建设。另外，在党员数量的调控上，应该缩进口，扩出口。共产党执政能力主要是一个质量概念，数量不具有决定性意义。在所有制结构变革中公有制企业的数量减少以及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并不影响公有制为主体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