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卫平 丁凯：对经济增长模式变革的再思考

摘要 当前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深化经济增长模式变革迫在眉睫。中国应清醒认识“和平崛起”的科学内涵，充分了解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深入思考继续深化改革的现实基础，立足二元结构这一中国特色的核心，不断修正经济增长模式执行中的偏差，明确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产业条件和制度条件，探寻与国情、经济全球化结合产生的模式与路径，做好经济增长模式与结构的改革调整，为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人们对改革的普遍关切，预示着30多年来以开放为先导的改革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并基本完成了许多重要领域的改革。但伴随着经济发展，改革中积累的矛盾日益凸显，世界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中国面临的各种可能性风险也越来越大。经济模式的焦虑，公平效率的两难，路径锁定的忧叹，金融危机的困扰，如何跨越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如何明确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定位，如何更为顺利地融入到全球化浪潮中，这些难题的解决，都需要中国从一般性改革向深水区迈进。另外，转换增长模式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是手段还是目的 是过程还是结果 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 这也是深化经济发展模式变革必须探讨的。

中国经济模式变革的基本认知

一般而言，发达国家今天的经济增长模式不会是中国明天的发展模式，尤其美国今天增长的路径更不能是中国明天经济发展必须走的路。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指导思想是正确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核心指导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开放、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同志贯彻的“科学发展观”，这些指导思想的提出，符合国情、顺应世界经济潮流，是与时俱进、可持续的。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要素基础是坚实的。从增长角度分析，有的国家靠卖资源维持经济运行，有的国家靠出卖产品中的劳动力发展，究竟是卖资源可持续，还是依靠劳动力的运作可持续 资源总有用尽的那一天，但劳动力绝对不会用尽。劳动力有自己的特点，第一，可再生;第二，可持续。因此，中国未来的出路不在于依靠出售资源，而在于使用性价比优越的劳动力，在于不断劳动过程在人身上积累的熟练程度和人力资本。所以中国依靠劳动力的增长模式是没有错误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巨大成果是毋庸置疑的。今天大学的经济学课堂，在讲到改革开放的原因时，总是强调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如果笔者告诉读者，1978年小平倡导改革开放时，中国国土1/3面积上的人们生活水平甚至不如1930年代，大概没有人会相信，但这就是事实。如果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计算到建国60年，即2009年，正好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的30年和改革开放后的30年。如果把60年中国的新增财富，即GDP加在一起，大约是250万亿元人民币，前30年一共生产了中国经济新增财富的2%，而改革开放这30年则积累了60年98%的财富，中国加入WTO之后的8年多，新增长的财富则是这60年的2/3。①因此，改革开放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但笔者认为增长模式的制定和增长模式的执行并不是一回事。如果说增长模式制定完全错误，根本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也不可能有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另外，从问责制来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全部推倒重来，那就要问责模式制定者们的责任;但如果是发展模式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重大偏差，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种种问题，则要问责执行者为何不忠实执行模式制定者的指导思想，要从根本上进行纠正。所以当探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存在什么问题时，就一定要弄明白到底是模式制定的大政方针错了，还是在执行中出现了重大偏差。模式在错误的指导思想下制定，则错误几乎没有办法修正，而执行的偏差则可以彻底纠正，使之符合小平制定的改革开放大方向。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探讨新中国60多年的建设成就，有的经济学者评价为增长，有的经济学者评价为发展，也有的学者评价为和平崛起。这三个词汇对经济的进程而言，实际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今天在评价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时，人们一般直接用增长代替发展，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则两者兼用，只有对极个别国家――如中国，才会用一个特殊的名词――崛起。那么从理论的分析和经济的实践来看，这种差异说明了经济前行的不同性质。

西方学术界，尤其是西方经济学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基本尽善尽美，它的经济结构可以随着市场的要求自动、内生地发生变化。而从政治方面来看，发达国家“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也近乎完美，整个政治过程也是在日趋完善的。同时，其公民社会相对而言也更为和谐。因此，人们不认为在这样的社会里还会发生制度的质的变化，甚至制度结构都不会发生戏剧化的变动，故用“增长”这个词来表明发达国家的经济，表明在那里只是存在量的增长和扩张。

对于发展中国家，学者则同时使用“增长”和“发展”两个词，是想说明它们的经济总量在增长的同时，经济制度、体制，即质量也是在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是不完善的，政治方面的民主体制和公民社会也都没有建立、健全起来，因此它必定会经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而现在经济量变的增长必然是为以后经济质变的发展进行铺垫并夯实基础，所以在提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时，人们并用这两个词，意在说明它们不仅有量的增长，更有质的变化。

崛起，其基本含义是指在短时期内经济总量急剧扩张，经济生活的制度层面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这个词在很长时间里都不是一个具有正面意义的词汇，如二战时期德国的崛起，它指的是一个帝国的崛起。但它在被用于中国经济时加了“和平”一词，变成了“和平崛起”，主要说明中国经济在短时期内总量急剧扩张，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事实。通过这种快速变化的发展，我们感觉到国内整个社会生活都跟过去完全不一样，同时外部环境中摩擦不断、压力增大。一个国家在短时间内发生这样根本的变化，恐怕国内外短时间都很难适应， 要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经济发展模式需要变革。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所面临的世界经济环境变化

在探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变革时，首先要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经济环境，尤其是变化了的外部的制约条件。

世界经济失衡从贫富失衡演变为经常账户失衡。长期以来，人们普遍承认世界经济是失衡的，同时也承认这个“失衡”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并形成了“失衡之后需要平衡”的共识。但在30年期间，所谓“失衡”和“平衡”的内涵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上个世纪80～90年代，世界经济失衡意味着南北经济关系，意味着“富裕中的贫困”，经济体之间形成两极分化，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这种失衡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平衡”则意味着要尽量缩小贫富差距，帮助欠发达国家取得进步，意味着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援助责任，联合国的“千禧年减贫计划”等都是围绕这一思路展开的。那时中国改革开放的地位，比较特殊又比较有利。因为处理好南北关系是世界经济最大的任务，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着几乎是世界最多的贫困人口群体，从世界减贫目标出发，大量发达经济体的外资涌入，技术转让，它们的市场对中国开放，均具有减少世界的贫困人口的意义，中国的改革开放因此得到了全世界几乎一致的赞同和拥护。

然而，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现在，“失衡”却被媒体、学术界和政治家逐渐表述为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失衡，亦即经常账户的不可持续，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贸易顺差，造成世界经济的不可持续性。所谓“再平衡”则意味着后者要消除巨额贸易顺差。在这种情况下，谁的贸易顺差最引人注目，谁可能就是“被平衡”的主要对象，而首当其冲的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再平衡”概念意味着：过去的贫富“平衡”问题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了，现在要“再平衡”的是经常账户的顺逆差，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贸易顺差应该大幅度下降，以便帮助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能够得以克服。因此，从世界经济失衡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仍以外需为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受到了质疑。外向型发展模式受到挑战的事实，是我们进行调整增长模式的助推力，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必须要放弃外需，未来的世界经济竞争与合作肯定并存，全球的贸易摩擦将成为常态，中国必须适应这种常态。

社会与环境的“双赤字”日益严重。社会赤字是指世界经济增长的成果只被小部分人享受，而非普遍共享，即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分配不均衡。世界的现实是，社会福利普遍提高的同时，收入差距却越来越大，所以很多人认为现在这种收入分配是不公平的。而如果说公平等同于共享世界经济发展的成果，不公平则说明了放任自流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共享型增长”体现了经济发展成果全世界共享的内涵。与此同时，环境赤字威胁着世界的明天，例如中国目前除了青藏高原，大部分地表水都已不能直接饮用，酸雨区范围呈扩大趋势，中国面临着环境的极大压力。社会赤字、环境赤字的偿还，实际就是增加生活、生产的成本，进而也就是必须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世界经济的未来需要资源最优配置、福利的共享与可持续的增长。人类不得不开始反思如何减少世界经济的社会与环境“双赤字”，开始关注生态，关注环境，关注贫富差距的缩减，共享型经济增长模式可能是最好的解决途径。据此，国家经济政策可以在促进社会生产力提高、即实现经济发展模式升级和转型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一种可以共享社会财富的机制，从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可持续”从本质上来讲，不仅仅是同时代同地域的横向包容，更是我们和后代人能够实现资源共享的历史性的纵向包容。我们所说的可持续发展，不仅是生产方式，更是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可持续。人类、尤其是“富人”，只有改变生活方式，才能够减缓和遏制生态环境恶化，实现人与自然界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类代际之间的和谐。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变革的基本要素

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给出了其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些基本基础和基本要素。

中国一代人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变化的影响。30年前，国人根本想象不到中国几乎人人手里都有移动电话，很多人都开着汽车的画面，更想象不到全国几乎每35个人中就有一个居住在北京或者上海，5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镇，这样快速集聚的城镇化几乎是没有先例的。上个世纪，日本的两个“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使得日本经济从战后的萧条一下子跃居世界第二，这让当时的世界震撼。今天，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我们也是用30年、一代人，完成这一改天换地的生活方式变化。

30年前，国人无法想象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后会变成世界工厂。“Made in China”产品的竞争力在世界上同样引起震撼，而这种震撼不是因为中国生产出了多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高科技产品，相反，这种震撼来源于，虽然所有人都认为中国没有掌握核心科技，却都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产品极具竞争力。但更令国人感到困惑的是，这30年中国的GDP以每年平均9.8%的速度增长，这种增长改变了自己，震撼了世界，可是突然全世界、包括我们自己却都在说：这个模式不可持续了，必须变革!这十分让人费解。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在访问澳大利亚的时候明确指出，中国这10多亿人绝对不可能像美国或澳大利亚人那样生活，如果真这样了，那将会是地球的灾难，这首先就说明了美国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中国也已认识到目前的经济模式需要变革，问题是怎么变革、朝哪个方向变革。

中国的生产能力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的成功，在于劳动力从传统部门进入到现代化部门，在于不断深化开放，在于动态地引进世界的先进生产力。较富裕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都是劳动力的净输入地区和对外开放的表率，它们今天的产业结构，也并非依托独立自主的研发，而是动态地引进先进产能并加以本土化改造。中国的增长模式没有深厚的高科技基础，却获得了巨大成功。我们承接了世界工业的转移，加以革新，利用了经济全球化，融入了中国人的智慧，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产业体系，并以深化改革保证了劳动力转移的流畅和对外开放的持续。在这样的条件下，经过增长模式的变革，中国总有一天会与发达工业化国家并驾齐驱。

中国市场取向的经济发展目标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资源的最优配置(人与自然界和谐)。第二，福利水平的普遍提高(人与人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