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杰 何平 张锐：“中等收入陷阱”理论述评

内容提要：目前，中国特别是发达地区已经进入中等收入转型时期。中国学者对于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认同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世界性的发展难题。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需要应对一系列复杂的技术、社会、政治和经济挑战，这对于人均GDP刚刚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中国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转型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是世界银行总结拉美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经验时提出的概念，以警惕那些人均GDP突破低收入陷阱以后，长期不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一些中等收入国家。这对于人均GDP刚刚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中国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Klaus Schwab，2010）。自2007年以来，中外学者对于正处于发展陷阱的拉美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出口增长乏力、贫富差距扩大、消费与投资需求不振以及经济增长停滞的原因进行了讨论，特别是中国学者对于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看法：第一，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上是关于经济增长问题。如世界银行2006年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将中等收入陷阱明确定义为“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2010年又进一步阐述为：“几十年来，拉美和中东的很多经济体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面对不断上升的工资成本，这些国家作为商品生产者始终挣扎在大规模和低成本的生产性竞争之中，不能提升价值链和开拓以知识创新产品与服务为主的高成长市场”。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其实是形象地描述一些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长期停滞不前的问题，或者说是中等收入国家应当“如何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经济）较高速的增长”（马岩，2009）。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刘伟（2011）。他认为，一个国家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时，所面临的发展难题和增长难题的差异是很大的，因此能够突破“贫困陷阱”的发展战略则完全不适宜于用于实现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迈进。意味着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后，遭遇内需不强、效率提高赶不上成本提高、创新不足等问题困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增长的“负效应”，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中等收入之后出现的“发展悖论”。虽然胡鞍钢使用了“发展”一词，但他实际上是从生产要素成本上升、投入边际报酬递减、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不断减少等经济增长因素变化导致经济增长失去新的动力来看，可以认为他的观点也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实质是关于经济增长问题。吴敬琏（2008）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增长在某个阶段的增长驱动因素问题。他把经济增长划分为“起飞”前阶段、早期经济增长、现代经济增长或知识经济时代。在不同的阶段，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不同，分别为要素驱动、资本或投资驱动、效率驱动或创新驱动以及服务驱动。“中等收入陷阱”则是早期经济增长向现代经济增长发展时会遇到的问题。如果在这个时候增长模式选择不恰当的话，就会导致经济发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导致一个经济体跌落“中等收入陷阱”的诸多原因的实质就是驱动因素的选择不恰当。

第二，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关于经济发展问题。蔡从经济学出发，把收入陷阱定义为一种均衡状态，即在一个促进人均收入提高的因素发挥作用之后，由于这个因素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可持续性，其他制约因素又会将其作用抵消，把人均收入拉回到原来的（生存）水平上面。一个国家即使跨越了低收入水平阶段，仍然有可能在中等收入水平上停滞不前，甚至有人均收入下降的危险（蔡，2008）。这个定义明确将中等收入陷阱纳入发展经济学范畴。郑秉文（2011）也认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不过是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要求结合外部环境（如贸易环境）采取适当的发展战略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已（郑秉文，2011）。他还进一步将中国的经济发展分为三次跨越与四个阶段，并指出第三次跨越是中国能否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李扬也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含义之一是当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时，由于收入分配不公引起社会动荡，造成经济发展停滞、长期徘徊不前。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权衡也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些国家或地区在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经济发展仍然过分依赖外在因素，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经济因此停滞徘徊（权衡，2010；Bellagio，2002）。

第三，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有自身的规律，不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含糊不清，如世界银行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对于哪些原因造成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停滞时经常使用“可能”的字眼。如江时学就认为，世界银行在2007年《东亚复兴：经济增长的思想》与2010年《有力的增长与不断增加的风险》两份研究报告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表述就是含混的。并根据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的时间是漫长的，而“中等收入陷阱假说”低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艰巨性，其要害是使一些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发展焦虑症，将人均收入高低与中等收入陷阱挂钩，导致片面追求GDP增长，甚至陷入GDP崇拜（江时学，2011）。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刘福垣研究员（刘福垣，2011）。他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是人们对于“现代化陷阱”的一种错觉。所谓现代化陷阱，就是对生产方式转化存而不论，把经济增长当作发展，以破坏自然环境和摧残劳动力为代价，开展现代化的达标运动。其实，任何国家社会平均收入水平都必然要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中等收入阶段。“这不是什么陷阱，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常规律。”推动全社会整体收入水平冲上一个新台阶的制度变迁、技术革命，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积聚能量。

无论是把中等收入陷阱归于增长问题还是发展问题，学者们大都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经济发展进程中必经的阶段。成思危、林毅夫、高伟等也都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例，而不是通论，并非魔咒，并不是所有中等收入国家都会陷入增长或发展陷阱。但是中国也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必须认真面对。

二、导致发展中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有鉴于拉美和东南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一些学者从这些国家的发展历程出发，对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进行了讨论。由于视角不同，学者们的意见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1.社会建设滞后论。认为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建设滞后。许多现在正苦苦挣扎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而无法自拔的国家，如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和东亚的马来西亚等国，他们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社会建设的滞后将会导致发展中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陷阱”。虽然这些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直到最近，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到5000美元之间的发展阶段。主要原因就在与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只注重增长速度和经济建设而忽视社会建设。社会建设滞后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收入差距过大，中间阶层“夹心化”，城市化进程过程中形成新的二元结构，以及教育和人力资本投入不足造成产业结构失衡和粗放型经济增长。致使拉美国家发展停滞不前的“拉美陷阱”就是对社会建设滞后的一个形象刻画。“拉美陷阱”主要是指分配不公，进而指两极分化的社会、动荡不安的城市和毫不守信的承诺等（George et al，2004）。郑秉文（2011）从“拉美陷阱”导致的“方形轮子”式发展带来的恶果、收入分配不公带来的收入消费脱节以及经济长期增长的停滞以及“贫困性增长”三个方面论述了社会建设滞后是造成发展中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蔡（2008）的研究也发现，在经济增长早期阶段适当的收入差距不仅不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反而会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和随之而来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将会伤害经济激励和社会稳定，就会产生一系列阻力，阻碍经济增长，使得人均收入不能持续提高。马岩（2009）的研究也指出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扩大以及地区之间的经济不平衡可能变成一个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进而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刘伟（2011）指出，经济发展失衡会导致资源配置恶化和供需失衡。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带来消费拉动不足；城乡差距的扩大，使得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远不及城镇居民消费水平，而在我国农村居民占多数的现实条件下，必然的结果就是有效消费的严重不足，进而导致经济无法持续健康增长。

2.转型失败论。认为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和民主政治转型的失败都将导致发展中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主要是指产业升级，以及消费者需求结构的转变，实现升级的必要前提条件是国民收入的中产化。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失败带来的“收入差距陷阱”（胡鞍钢，2011）将会导致消费不足，进而无法实现消费需求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而所谓的民主政治转型则是指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都始于威权政府阶段，而经济持续的增长进入中等收入的行列后，国民民主与利益诉求比较强烈，要求政治变革的呼声较大，推进由威权政府向民主的转轨。在向民主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及时发展出独立的法律体系和透明的政府机构，就会导致“街头民主”诉求无序膨胀，就可能落入一个“南辕北辙”的局面，就会出现“民主乱象”，掉进“民主陷阱”之中。我们看到最近泰国的“民主运动”，如何发展到“民主乱象”，这意味着以搞“民主为中心”，其结果可能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胡鞍钢，2011）。胡鞍钢（2011）的研究主要从政治转型的失败而致“中等收入陷阱”这一角度进行了生动而有力的分析；而郑秉文（2011）则主要从经济转型失败导致发展中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角度进行了深入而详实的分析，其主要结论是认为经济转型的失败主要原因是转型过程未能抓住和利用有利的外部环境。郑秉文（2011）通过详细分析拉美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以及80～90年代的两次转型，得出拉美国家两次转型合计延迟大约50～70年，尤其第二次转型的延误，从一个侧面成为解释当今拉美国家整体上经济发展始终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的主要原因之一。

3.社会流动性不足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陷阱”在于社会流动性不足。如蔡洪滨（2011）认为，决定一国GDP长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社会流动性。并且社会流动性比其他任何结构性变量如通货膨胀、投资比例、进出口比例等与“中等收入陷阱”有着更为显著的相关关系。同时他认为，事实上政府规模过大、劳动收入比例低和收入分配不均，都只是静态的不平等，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社会流动性低、社会利益结构被固化，从而造成动态的不平等，必将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的停滞。因此，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不是人们通常关注的某些结构性因素，而是保持一个合理的高社会流动性。

4.发展模式缺陷论。一些在突破低收入陷阱时成功的模式具有与生俱来的缺陷，这些缺陷会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吴敬琏（2008）通过对超越“贫困陷阱”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一国后续经济发展中的“锁定”机制的分析对发展模式的缺陷导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做了细致的论证。他认为，从经济“起飞”到实现早期的经济增长，需要的是提高储蓄率和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增加资本投资，就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哈罗德一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就是对这一过程的一个很好的描述。经济增长早期阶段的资本投资可以促使一国的经济很快脱离贫困陷阱，但如果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还继续依靠资本投资驱动经济发展的话，就会带来一系列的不良后果，造成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首先，持续的高资本投入使得社会经济中资本比重不断上升，这就意味着初次分配时资本所有者所得的比重不断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