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盛 邓力源：人口红利理论研究新进展」正文
内容提要：人口红利问题发端于“人口变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这一命题，长期以来，对人口红利的研究集中于人口总量或人口增长速度的变化对宏观经济影响方面，较大程度地忽略了人口年龄结构性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本文基于供给和需求这一结构性视角，对人口年龄结构极具生产性的人口红利最新理论进行回顾和评述，认为开拓供给和需求相结合的综合性人口红利测度模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动态模型的研制等将是人口红利理论未来研究的重点。
关键词：人口红利，年龄结构，储蓄假说，劳动力供给
一、引言
由人口转变所引致的人口红利问题发端于“人口变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这一命题，对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的研究始于日本人口学家黑田俊夫1984年提出的著名命题“黄金年龄结构”。人口红利概念最先由D.E.Bloom&J.G.Williamson（1998）提出：“社会追加的人口生产性为经济增长贡献了一个具有促进作用的人口红利。”D.E.Bloom、D.Canning、J.Sevilla于2002年正式使用人口红利一词。
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哈罗德一多马模型、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剑桥增长模型、结构主义增长模型、跨时期增长模型等都不同程度地刻画了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索洛一斯旺模型的基础上，对经济增长模型修正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将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这符合主流经济学由关注外生变量向关注内生变量研究演绎的理论方向，由此也成为研究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典模型。基于这一经典模型，人口红利形成了不同的分析范式，主要包括单部门模型、二元结构模型、多部门模型和近年来广泛应用的增长一趋同模型。
长期以来，对人口红利问题的研究集中于人口总量变化或人口增长速度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程度地忽略了人口结构性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进一步探讨人口年龄结构极具生产性的人口红利是近年研究的新进展。Bloom等学者指出，人口红利通过劳动力供应、储蓄率和人力资本三个重要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其他文献研究也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劳动力市场参与、储蓄与投资、资本流动、收入分配等变量，进而影响到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长（Fair&Dominguez，1991；Lindh，1999；Batini et al，2006）。
总体而言，现有人口红利文献因其侧重点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两条主线：一条主线从供给的视角展开，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导致劳动力供给增加所带来的“人口红利”（Mason&Lee，2004），这称之为人口红利的“结构效应”；一条主线从需求的视角展开，人口年龄结构改变对总消费、储蓄、投资、进出口以及国际资本流动产生影响，从而引发“第二人口红利”（Lee&Mason，2006，2007），这称之为人口红利的“行为效应”。
二、人口红利与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积累
人口红利的显著标志是劳动力数量和比例，这种显著性提高了人口年龄结构的生产性，有利于经济增长。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劳动力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市场参与的影响；二是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
（一）年龄结构变动与劳动力供给、市场参与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劳动力供给和市场参与的影响，主要通过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老年赡养比等指标的变化来体现。Lindh&Malmberg（1999）的研究表明，劳动力负担降低可以促使更多的劳动力从家庭非生产性活动转移到市场上的生产性经济活动之中。Bailey（2006）的研究发现，低生育率往往与较高的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联系在一起。Canning（2007）认为降低生育率，能够缩小家庭规模、减轻少儿抚养负担，可以增加劳动力的市场参与率，尤其是女性劳动力的参与率。Bloom&Williamson（1998）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使得“人均劳动时间投入”（1abor hours input per person，H／P）增加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并将这种影响细分为三个方面，即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增加 （EAP／P）、劳动年龄人口的参与率增加（L／EAP）和工作时间增加（H／L），且存在H／P＝（L／EAP）（H／L）（EAP／P）。不过，也有研究发现，短期内少儿抚养负担下降增加劳动力供给，长期来看并不存在固定的反向线性关系（Chong-BumAn&Seung-HoonJeon，2006）。在一定时期内，少儿抚养负担的减轻可以增加劳动力的市场参与，但长期而言，少儿抚养负担下降意味着未来具备生产性的劳动力人口会减少，少儿抚养负担与劳动力供给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进一步地，一些研究就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以此阐释劳动力供给和市场参与增加所带来的经济效应。Barro（1995）在利用100多个国家的截面数据分析1960-1985年的经济增长时，对生育率的影响进行了考察。在Barro（1995）的研究基础上，Kelley&Schmidt（1995）使用截面和时间序列混合的数据考察了粗出生率、粗死亡率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Andersson（2001）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年龄结构变化对丹麦÷挪威、瑞典等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他分析了这些国家1950-1992年间经济增长与年龄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其研究结果发现，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arro（2002）利用跨国数据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认为健康水平、人口出生率、收入分配、政治体制、犯罪行为以及宗教信仰等因素与经济增长的质量存在密切关系。Chong-Burn An&Seung-HoonJeon（2006）利用25个OECD国家41年（1960-2000）的数据，提出了人口年龄结构经济效应的“倒U型”假说。他们研究发现，人均GDP增长率与老年赡养负担之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即起初老年赡养负担的上升加快了经济增长，但在达到一定程度后经济增长因老年赡养负担的加重而趋于下降，同时还发现，人均GDP增长率也随着少儿抚养负担的下降先增加后下降。美国经济学家A.Mason和人口学家WangFeng曾对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劳动力增加带来的人口红利进行过实证研究，根据研究发现，人口红利解释了1982-200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15%这一现象。Golley&Tyers（2006）的最新研究证实，人口转变所带来的劳动力供给充裕吸引世界范围内的储蓄流入中国，扩张投资并获得高额投资回报率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二）年龄结构变动与人力资本积累
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促进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机制在于人力资本的积累。Finlay（2005）在扩展Chakraborty（2004）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认为经济增长由人力资本的积累推动，人力资本通过受教育年限积累，教育投资是一国摆脱贫困陷阱的必要条件。人口红利期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由于孩子数量的下降，平均到每个孩子身上的教育资源也在增加，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力会得到提高，从而提高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人们倾向于更晚些进入劳动力市场，因为他们要接受更长时间的教育，但是一旦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他们的生产力将处于更高的水平（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1996；Bloom，Canning&Sevilla，2003）。Bloom，Canning&Sevilla（2004）把人力资本作为一种投入要素引入生产函数，采用预期寿命、平均受教育年限以及工作经验等指标度量人力资本，研究健康、教育及工作经验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发现健康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面影响，预期寿命增加1年能够促使产出增长4%；预期寿命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异能够解释各国间收入差异的相当大的一部分，而工作经验在解释收入差异方面作用不大。
就一个人的一生而言，不同阶段的劳动生产率有所差别，劳动生产率的年龄分布呈“峰形”分布（Faruqee，et al，2003）。从家庭层面来看，少儿抚养负担的下降使家庭生育目标从“数量导向”转向“质量导向”，促使家庭资产用于子女健康和教育投资，以储备人力资本（Joshi&Schultz，2007）。基于贝克尔人力资本理论，Andersson（2001）提出了“年龄结构一人力资本一经济增长”假说。该假说认为，除生命周期传导机制外，年龄结构还通过人力资本渠道影响经济增长。人力资本的积累在劳动力年龄阶段达到高峰，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依赖于这个国家的劳动力资源变化。Fougere&Merette（1999）阐释了人口转变引起的年龄结构变化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机制。David，Lindh&Malmberg（2009）指出，抚养负担加重会制约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三、人口红利与储蓄、投资
以储蓄率体现的“人口红利”，实质上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储蓄率及其由此带来的投资有何影响的问题，西方学者已做过较多相关研究。其主要理论依据是莫迪利亚尼生命周期储蓄假说（Modigliani，1954）和抚养负担假说。基于微观行为经济学视角的生命周期理论（LCH）认为，个人消费行为和储蓄行为是其自身年龄的函数。一般而言，劳动年龄人口是净储蓄群体，少儿人口是净“借贷”群体，而老年人口则消耗在劳动年龄阶段积累的财富（Ando&Modigliani，1963）。Coale&Hoover（1958）的宏观视角的抚养比假说（Dependency Hypothesis，DH）则是基于一个简单却强有力的直觉：由死亡率下降和生育率提高所引起的人口迅速增长使少年抚养人口比重膨胀，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会提高消费需求，削弱储蓄能力。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通过储蓄机制和投资机制作用于经济增长（Lindh&Malmberg，1998），从而产生人口红利。
（一）年龄结构变动的储蓄效应
以往研究往往将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假设为单调关系，而Futagami&Nakajima（2001）在其研究建构中引入生命周期的内生增长模型，得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相关关系。这归因于储蓄率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
1.“可变增长率效应”模型。在生育率快速下降时，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储蓄率上升、消费水平提高等人口红利在近10年来引起了广泛关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生命周期效应”。20世纪80年代，在“抚养负担假说”和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上，M.Fry&A.Mason（1982）、A.Mason（1988）构建了抚养负担与国民储蓄率关系的“可变增长率效应”模型（variablerate Of growth effect model）。该模型的假设前提是少儿抚养负担的下降可以改变生命周期消费的配置，在子女抚养阶段，家庭消费会增加；而在非子女抚养阶段，储蓄会随收入的增长而增长。也就是说，储蓄率依赖于少儿抚养比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乘积，即少儿抚养负担变化的“增长倾斜效应”（growth-tilteffect），以及收入增长变化的水平效应（1evel-effect）两种情形。
此后，“可变增长率效应”模型得到证实和运用，一些研究从实证角度验证了“储蓄率是劳动力负担的减函数”这一结论及生命周期理论的普适性。Mason（1988）在控制抚养负担与收入增长的交互作用下，利用50个国家的截面数据分析得出少儿抚养负担与储蓄率之间呈反向变动关系。Collins（1991）利用10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美国（Lewis，1983）、英国（Williamson，1990）、加拿大（McLean，1991）等国家的学者利用本国数据，得出同样类似的结论。Thornton（2001）利用协整技术探讨了1956-1995年间美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储蓄率的关系，其研究发现，少儿抚养负担和老年赡养负担对储蓄率均有显著的负向作用。Erlandsen&Nymoen（2008）从消费效应的视角进行了反向验证。他们以挪威为对象进行研究得出，人口年龄结构分布的变化对总消费具有显著的生命周期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