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昌清：三论精准改革“公共侧”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已经经历了两次关键理论问题的讨论和突破：一是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二是生产力标准的提出和突破。说是突破，实际上是唯物主义原理中基本关系的明确。真理标准问题，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之明确：是所有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还是实践不能突破有些人提出的理论？生产力标准问题，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之进一步明确：是所有生产关系都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改变，还是发展生产力不能突破有些生产关系？这两个关系问题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本来是有正确答案的。但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由于传统体制和传统观念的作用，搞糊涂了，搞反了，需要进一步明确。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明确，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生产力标准问题的明确，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全面深化改革实际上也需要关键理论问题的明确，而且也是两个基本关系问题，这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是所有上层建筑都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变革而变革，还是经济基础的变革不能突破有些上层建筑？是社会意识形态要适应社会存在的变革而改变，还是有些社会意识形态不能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相应变革？这第三个和第四个关键理论问题弄清楚以后，才能为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完成的制度创新和理论创建奠定思想理论基础。

改革开放需要遵循的基本原理，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关系需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需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变革，社会意识（包括社会意识形态）需要适应社会存在的变化。当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生产关系变革时，不能坚持认为有些生产关系不能变革，这样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关系大部分已经发生变化，需要经济基础发生整体性变革时，不能因为这种变革会影响原有的上层建筑的稳定，而阻滞经济基础发生整体变革，那样就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正确的做法应当是适应经济基础（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变革，改革上层建筑，实现制度创新，使其与变化了的经济基础相适应。上层建筑有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领域的制度创新相适应，意识形态领域也要完成新的理论创建，形成与新的社会存在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

没有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就没有改革开放的新局面。生产力标准问题的讨论，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南巡谈话，也很难实现突破、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奠定思想理论基础。与前两次关键理论问题的大讨论和突破相比，全面深化改革所需要的第三个和第四个关键理论问题的讨论并未展开，甚至可以说被忽视了。在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还不到位的情况下，搞全面深化改革，在改革举措上，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任何变革，都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有改变也有坚持。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没有否定毛泽东思想，只是否定了一些脱离实际的、“左”的思想和理论，如“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生产力标准的突破，并没有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只是突破了纯而又纯的公有制观念。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明确，不会否定共产党执政。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形态关系的明确，也不会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马克思主义要与时俱进，完成时代化中国化创新。

全面深化改革的困难之处，就是要同时完成制度创新和理论创建两大任务。这两大任务又是密切相关的，理论创建没有完成，就制约着制度创新有合适的方案。过去的市场化改革，可以直接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做法，“摸着石头过河”，局部推进；但制度创新和理论创建就不能照搬西方了，要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政治、教育、科技、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新体制，有成系统的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基本学科和一系列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又从中国传统出发的新学理。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务实而忽视求真的短视文化意识，使人们普遍意识不到理论创建的重要性甚至必要性。没有理论创建，就难以形成实质性的制度创新。这可能导致全面深化改革难以完成其应当担负的任务，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难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教育科学文化事业难以有实质性推进，改革和现代化的事业会半途而废。

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理论上的“破”，而理论创建是理论上的“立”，只有“立”起来，才算变革完成。只有“破”而没有相应的“立”，只能形成思想理论混乱的局面。市场化改革是经济基础的变革，如果没有上层建筑领域的变革与之相适应、相配套，很容易发生倒退和畸变。只有彻底完成制度创新，市场化改革的成果才能保留下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才有保障。

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人在做基础理论创新的工作，也不是说大家注意不到制度创新的问题。“公共侧”的三项关键性改革方案，就是最重要的制度创新，也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时代化中国化创新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中，有些方案是别人所没有想到的，如城市居民住房公营的方案。这一方案是在完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他经济学家没有想到，是因为他们没有参与或参与了没有完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整体创新，创建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政治经济学。对新的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马克思主义新政治经济学，由于其提出者身份、地位、权力与之不相配，没有引起足够地重视和学习。最后就只能照搬西方经济学，搞住房商品化。住房商品化的推行，先形成了既得利益者（卖地者地方政府、房地产商和腐败官员、国内国际炒房投机者、住房超居住需求购买者），后来才形成了利益受损者（房价涨上去以后才需要购买住房的年轻人、需要入户城市的农民工和农村出身需要留在城市的高校毕业生），再加上短视文化意识，所以城市住房公营和计划管理的方案也没有得到重视和讨论。如果经济学家和各级领导干部都能静下心来，从中国的国情、人民的利益、长远的发展好好考虑一下，就会觉得这个方案“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它符合中国土地公有（城市土地国有）的国情，能满足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对农民工和出生在农村的高校毕业生要进入城市的需要，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居者有其屋），而且又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资本主义由于土地私有，没有条件这样做（但新加坡还是创造条件做了）；我们的城市土地国有，完全应该这样做。连这么重要的区别（国情）都看不到，可见许多经济学家只会照搬西方的现成理论，只会为中国的现成政策注释。

公共教科文去行政化改革，实际上已经从不同方面被提了出来。例如“高校去行政化”的提法，早就有了，有些院校甚至已经进行了改革实验。但是，这些构想和实验还局限在局部，没有形成微观与宏观相衔接的整体性方案。与一般的市场不同，公共教科文的发展既需要一个公平竞争的机制和平台，又不能像普通商品市场那样，完全市场化。普通商品市场公平竞争的基础是经济价值（金钱），而公共教科文公平竞争的基础是学术、技术和文化价值，这些价值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如果把商品生产比作一棵果树，那么，公共教科文事业就是树干，普通商品生产者（企业）就是树枝，商品和利润就是果实：果实只长在树枝上，但如果没有树干为树枝输送营养和水分，树枝也长不出果实。树枝的功能就是长出果实，树干的功能就是给树枝提供营养和水分。有短视文化意识的中国人（包括各级领导），往往重视出“果实”的企业，而忽视输送“营养和水分”的公共教科文。计划经济时期就有“一公交，二财贸，腾出手来抓文教”的说法。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也出现了重视企业的市场化改革，而忽视公共教科文事业的“去行政化”。这种忽视造成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无法很好地为企业的创新提供人才和基础性创新成果，所以必须全面改革，以学术权威取代行政权力，形成新的竞争体制和机制，更好地为企业、政府和居民提供人才培养和公共知识（包括新知识）的服务。

国企改革可以说是已经研究和实践了几十年，有不同的方案。全民所有资产（国有资产）联利经营责任制改革是在综合了多项基础理论创新成果、参考了多方面改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就基础理论创新成果来说，包括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根本矛盾的新理论、公有制与实现形式相反相成论、社会主义利润率不断下降消灭剥削论，等等。这些新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代化中国化创新的成果，进一步明确了保留全民所有资产的必要性（防止重蹈资本主义根本矛盾覆辙）、意义（最终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和改革的基本方法（相反相成）。方案的提出还借鉴了我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经验，借鉴了我国历次国企改革的经验教训。实际上，我国的国企改革，经历了扩大企业自主权、政企分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阶段以后，距离全民所有资产（国有资产）联利经营责任制“就差最后一公里”了，但这“一公里”的路不好走，要突破许多理论上、体制上很难突破的难关。如果要想突破，就必须完成理论创建，就必须放弃既得权力和既得利益。

说到这里，我们也可以把“基础理论创新创建”作为“公共侧”改革的一项关键性改革。这样，“公共侧”改革的关键性改革就增加到了四项。“基础理论创新创建”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改革，其内容和任务是：首先完成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时代化中国化创新，把过去的“老三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适应时代创新为唯物辩证法哲学、辩证逻辑、新政治经济学、历史文化社会学、中国政治与伦理（“新5门”）；然后在“新5门”的理论思维基础上，再形成自然与科技、美与文学艺术、信仰与宗教、政策/法律/民间规则、行政与人事管理、经济管理与企业文化、教育与人力资源、军事与战略、国际关系与外交、新闻与宣传、体育与健身、语言文字学、图书文献学等符合中国社会结构和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基本学科，反映和指导中国经济、政治、教科文事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