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洲：军队改革是一场革命

《参考消息》12月30日文章 习主席指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一场整体性、革命性变革。……全军要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强烈的使命担当，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坚决打赢改革这场攻坚战，努力交出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

军改是一场革命。谭嗣同说：“外国变法未有不流血者，中国以变法流血者，请自谭嗣同始。”今天，我们特别需要谭嗣同精神。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有时候改革也是流血的政治。在中国历史上，军队改革的篇章常常是用血与火写就。商鞅改革就是很好的例子。商鞅变法很大程度上就是军事改革。当时列国争雄，思想正从争鸣的庙堂走向变革的旷野。在时代澎湃向前的潮流中，向后没有退路，只有亡国灭种。改革是唯一活路。商鞅以大无畏的胆魄把秦人引到这条生路上，他自己却走上了死路。商鞅变法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冒险犯难。只有冒险犯难的改革才是真正的改革。秦人有血性，无规矩。商鞅为他们制定了规矩，然后又用自己的鲜血进一步涵养浇灌了秦人的血性，于是秦人就变得更加刚烈了。商鞅是被车裂而死的，死得如此痛快淋漓，使后世的死刑全部黯然失色。商鞅身体在被撕裂的那一霎间，也预示着秦国与旧制度的彻底决裂，因此他的死不仅是一种仪式，更是一个境界，百世之后，仍让人感奋不已。

战争的阻力来自对手，军事改革的阻力来自内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美国研制成功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紧接着，美军将电子计算机用于预警机和电子战飞机上。1972年3月，美军用15枚激光制导炸弹炸毁了越南清化大桥。而在这之前，美军曾出动700余架飞机，投了约1.5万吨炸弹，都没将这座大桥炸毁。这一系列看似孤立的事件，给了当时的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强烈触动。他敏锐地意识到军事领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精确制导武器不断涌现，必将从根本上打破军队旧的发展模式，推动和促进新的军事革命的发生。奥加尔科夫闪电般行动了：用当时最先进的数字化技术改造指挥系统，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第一个师级数字化试验部队。他的一系列做法被称为“奥加尔科夫革命”。

“革命”要求对军事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这与苏军实施高度集中的指挥体制尖锐对立，威胁到一大批人的职位和利益。改革刚开始不久，奥加尔科夫被解除总参谋长职务，降职为西部军区司令。他倡导的数字化试验被停止，数字化试验部队被撤销。奥加尔科夫的副手加列耶夫最近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说：“如果不考虑个人利益，大家会举双手赞成改革。考虑个人利益，大家就一致反对改革。”然而，美国人却迅速接受了“奥加尔科夫革命”思想，大力推进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军事革命。美国人的努力在海湾战争中获得丰厚回报。直到此时，俄罗斯人如梦初醒，大力追赶。但无情的事实是，俄军在新军事革命中大幅落后。

今天，不改革是中国军队最大的风险。不改革的症结在于改革动力不足。动力不足的症结在于不愿触及个人的利益。然而，严酷的现实是，只要是私利，就终究会被打破。不被自己打破，就被别人打破。今天不打破，明天必打破。每一次军事变革的开始和完成，都是以一次或几次新型军队对旧式军队的毁灭性打击为“开幕”或“闭幕”的，鸦片战争如此，甲午战争如此，海湾战争亦如此。迟了太久，就不必到了，也到不了。有人用鸡蛋破壳来比喻军队改革：从内向外破壳，是突围，是蓬勃的新生命的诞生；从外面破壳，就变成了别人口中的美食。

因此，军队改革不仅事关军队生死，更事关国家生死。战争史一再证明，战争的胜负在战场之外，在战争之前。军事变革中的落伍者，必定是未来战争中的被淘汰者。军队决战于变革。所以，军队改革是“铁腕”的事业，所需要的是“断腕”的勇气。毛泽东说：“庞大的机构是由自己亲自创造出来的，想不到又要由自己的手将它缩小，实行缩小的时候就感到很勉强，很困难。”当年邓小平面对军队改革阻力时说：“第一条决心要大。”“第二条才是工作要细。”“要用搞革命的方法。一次搞好了，得罪的人就得罪这一次。”

落后的民族不一定是贫穷的民族，但一定是思想保守的民族；落后的军队不一定是劣势装备的军队，但一定是观念陈旧的军队。

拿破仑说：“让驴子和学者走在队伍中间。”这句话不仅说明拿破仑重视学者，更道出了他能打胜仗的秘诀：带着先进的军事理论前行，带着创新的思想前行。他的队伍中，有一支特别分队――数百名各行业的学者以及成百箱书籍和研究设备，可谓别具一格的“学者”军队。学者是拿破仑军队中最优良的装备。由于有学者，才有新思想。纵观历史，由于思想未能及时跟上时代发展的脉搏，一次次错过军事变革的例子层出不穷，例如元帝国错过了火药革命，清朝未能抓住工业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军的胜利就是思想的胜利。德国的军事思想充满活力，具有超前性和预见性。德皇弗里德里希二世提出：战争艺术没有止境，不能抱着固有的观念不放。他主张要勤于思考，“通过思考结出果实”。军事巨著《战争论》，以及“总体战”、“闪电战”等理论在德国的出世就是最辉煌的果实。战争开始后，出现了波兰和苏联骑兵冲击德军坦克的场景，出现了法军蹲在马其诺防线后一枪未发就当了俘虏的场景，这些一边倒的屠杀，刽子手不是武器，而是观念。

陈旧的观念就像泰山一般沉重。几年前，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离任时，有记者向他提了个问题：中美之间的距离有多大？这位会讲汉语的大使毫不犹豫地说：“一百年！”我为这句话感到震惊。仔细想来，他讲的距离不是指经济，不是指硬件，而是指思想观念。观念是软力量，但却是决定性力量。军事理论一日千里。我军还在纠缠“三总部”、“四总部”之分。红军、八路军老打胜仗，是因为有三总部或四总部吗？不是。是因为他们有新思想。美军一直站在军事理论创新最前沿。从海权论到信息战，从空地一体到全频谱作战，美军差不多每隔几年就推出一个崭新的军事学说，魅力无穷。伊拉克战争中体现的以“震慑理论”为基础的“快速决定性作战”思想，就是对海湾战争中“压倒性力量优势”理论的大胆否定。曾供职于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迈克尔・奥汉隆说：“五角大楼如今已经完全成为信仰军事革命的官方机构。”不断地自我否定，强烈的超前意识，这是美军改革的两个显著特点。随着高科技周期越来越短，高科技的内容变化越来越大。今日的高科技，几年后就是古董。当整日都在呼喊“高科技！高科技！”之时，高科技冷笑着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局部战争”的概念是美军提出的，它的战略任务从“同时对付两个半战争”转到“对付世界任何地区的局部战争”。美军在全球部署。战争对于美军来说，当然是远离本土的局部战争。但对另外国家，却是全面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对美军是局部战争，对伊拉克和南联盟就是全面战争。美军提出这个概念，是因为其战略对手苏联的消失。中国战略对手消失了吗？新世纪，中国的战略对手不减反增。对中国而言，无论哪个方向发生战争，都有可能不是局部战争。

思想必须革命，观念必须更新。更新观念最重要的有两步：看到所有人都能看到的，再想到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我们目光应当像探照灯一样，照射的不是过去，也不是现在，而应该是未来。军事领域的变化比想像的要快很多，甚至是所有领域中变化最快的。因为每一个时代的尖端技术和思想都最容易用于军事目的。当你触摸到战争本质的时候，你可能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海湾战争后，全胜而归的美军参战部队司令施瓦茨科普夫没有要求加官晋爵，而是提出退役。理由是：“我已不适应下一场战争了。”施瓦茨科普夫角色的转换在我看来是那样惊心动魄，甚至比世界上第一场“直播战争”（海湾战争的别称）中美军对伊军疾风骤雨般的打击还要让人惊心动魄。军队的强大绝不仅仅体现在高、精、尖的武器装备上，更体现在思想和观念的强大上。马岛战争以来，世界上所有的战争都是不对称战争，根本原因是一方思想观念先进，另一方思想观念陈旧所形成的不对称。

只有革命才能找到真理。真理不会灭亡，但极易受伤。谬误相反。

军改由人来改。军改首先改人。

刘伯承元帅说：“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是干部的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人永远是战争中最重要的因素。1947年8月，豫东战役结束后，毛泽东说：“解放战争好像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解放战争刚打了一年，毛泽东敢这么讲，不是因为共产党的军事实力超过了国民党，而是我军在战争硝烟中涌现出大批掌握战争规律、具有高超指挥艺术的将领，构筑了一个人才高地。如晋察冀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习仲勋；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中原军区李先念。由于拥有这批人才，解放战争胜利到来之迅速，出乎意料。但是今天，我们这支军队曾经拥有的人才优势，已经成为与强敌较量时的薄弱环节。

1963年，毛泽东在凭吊罗荣桓诗中写道：“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这首诗既是一个分野，又像一个谶语。自第一代将领凋零之后，我军一直期待出现席卷天下时那股人才潮。一支守天下的军队，用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有难度，但用几个优秀人才应当有可能。问题是，在不良政治生态影响和平庸守旧思想氛围的笼罩下，这几个出类拔萃的人才也容不下。这带来两个后果：一、不敢讲真话。关起门来也没有人讲真话；二、生存第一。为了避免吃亏，我们甚至在没吃亏前就已经懂得如何防范了。

今天我军人才队伍建设又到了“爬坡”阶段。这个“坡”，比当年的“坡”艰难百倍。因为积弊太深，如深渊万丈。不进行一场革命，不足以焕发青春。革命覆盖三个方面：

高层：此次军改，应在高级将领中刮一场头脑风暴。当今世界，“战略为王”。《春秋》云：“将军，身也；卒，支也；伍，指姆也。”士兵是战术的，将军必须是战略的。所有的胜利都是战略的胜利。所有失败都是战略的失败。毛泽东的成功在于选择了正确战略。邓小平也是战略起家。我国“将军团”如果能成为“战略团”，军必兴焉。

中层：铸造一个全新的“参谋团”。“参谋团”即精英集团。一战后，德国总参谋部被撤销，军队只能保持十万人。德军最高首脑冯・西克特设法保留了一个军官团。冯・西克特制定的标准是，每一个列兵都受到成为军士的培训，每一位军士都受到成为军官的培训，每一位军官都受到成为将军的培训。正是这些精英，构成了德国的“十万陆军”，后来发动了二战，一下把世界打懵了。俄国近代虽然拥有一批伟大的军事统帅，也诞生过一些军事思想家，但长期以来没有一个高素质的军官团。虽有源源不断的兵源优势，但先败克里米亚，再败旅顺，又败对马。日军中也有一些优秀的参谋，不仅把日本搅得天昏地暗，还翻腾过亚洲大陆。联合舰队参谋秋山真之策划了日本海大海战。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一手挑起了“九一八”事变。

在我军历史上，参谋也曾起到重要作用。解放战争中，在西柏坡几间简陋的土房里，雷英夫和几个参谋指点江山，横扫千军。正是此人，不久后还准确预测了麦克阿瑟的仁川登陆。自那以后，我军参谋队伍越来越庞大，人头浩荡，黑压压如山，却鲜有卓见和建树。今天我军参谋队伍有两大问题：其一，缺少吞天吐地的能力。首先是缺少吞天吐地的气魄。“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就是辛辣而真实的写照。其二，缺少干事业的追求。中层军官必须把打仗当成一个职业。军人不把打仗当成一个职业，就更不会把它当成一个事业。“参谋团”应由我军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组成。在我军“参谋团”里，让未来的将军更早相遇。

基层：士兵要有知识和文化。我国过去所进行的战争中，一名士兵无非就是练了两天射击的农民。这名士兵阵亡后，三天之后就又可以补上一名。但现代战争却不是这样，一名合格的士兵需要经过长期而严格的训练。解放战争中“即打即补，随打随补”的现象再也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