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允星：非体制所致，乃何原因？」正文
近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搭好和谐班子 凝聚团结力量―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系列述评之三》一文，被很多媒体以《某高校书记校长不和 致党委常委会停开一年》为名大量转发。文章高谈阔论、引经据典，最后得出的结论很简单：这样的问题不是由中国教育体制所致，而是因为高校领导自身的思想政治素养（或者说是德行）出了问题。我在反复咀嚼和回味这篇文章的要旨之余，深感其中存在的问题十分严重，很有必要围绕该话题开展进一步的对话，希望能以此澄清当前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紧迫任务到底何在！
作为一名在中国高校工作的普通教师，我对学校党委领导和行政领导之间的关系有一些切身的体会：一方面，在共同利益和目标追求的推动下，整体上来看，双方确实存在很大的合作空间；但另一方面，由于二者之间在工作职能和任务的“优先序列”安排等方面必然会出现一些矛盾，校（院）长和书记的关系随之也会出现波折，特别是如果二人在性格、做事风格等方面存在迥异性对立，问题就会变得十分棘手。也就是说，高校党委书记和校长之间的矛盾确实与当事人的“个人德行”存在关系，特别是在利益争夺相持不下的情况下，这种相关性还会变得很显著，但是其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还是在于“角色不调”，任何人身处于这两种角色位置，都难免出现碰撞，这些碰撞在不少情况下之所以没有显现出来，主要源自他们的“共同掩盖”或者“相互妥协”。换一个角度来看，“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种官方语言的表述就存在严重的问题――A领导，为何要B负责？当A和B对一个问题持不同看法时，到底谁享有最高决策权？假如是A决策，B担责，这符合权责对等的常识逻辑吗？这是能够直接回避和模糊化处理的问题吗？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高校党委书记和校长之间的矛盾是“结构性”的必然，而他们之间的和谐才是“品德性”的偶然。
与这种情况十分相似，中国的劳资关系问题也是如此。众所周知，劳方与资方尽管存在某些共同利益（比如老板破产，工人必然失业），但是他们毕竟是两个社会群体，因此必然也会存在诸多的矛盾，工会组织正是因这种矛盾的存在而生。然而，中国的工会体制却刻意忽略这个常识，要求中国各级工会充当“两个维护”（维护工人利益、维护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角色，导致它们在工作实践中经常面临艰难的“站队”选择，在很多“不可调和”的劳资纠纷事件当中左右为难，最终往往是选择站在所谓的“全国人民的总体利益”一边，获得体制或资方的认可，却失去了个体职工的认同；关于此，我在拙文《说客型组织的行动逻辑――中国工会角色研究评述》一文中有详细论述。我想要说的是，中国工会之所以出现当前的“工作不力”问题，根本就不是工会领导的个人原因，而是中国特色的工会体制所致，执政党想当然地以“整体利益一致”为假设来设计中国的工会体制，注定会有这样的后果，正如中国高校党委和行政领导之间的矛盾那样，它首先是一种体制性问题，其次才是其他。
将这样的问题扩展开来进行讨论，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当前很多严峻的社会问题其实都是“体制”直接导致的。比如说，中国社会思想界为何长期出现“万马齐喑”的局面？人文社会科学为何长期处于世界落后水平？学术不端现象和文字垃圾因何泛滥？尽管细节方面的原因很复杂，但根本性的原因肯定在于“思想管控”――无数的“真理”不能公开传播，即使有人参透了其中的学理，也难以将其以书面文字形式在杂志、书刊、报纸等学术媒体上公开发表；倒是那些连基本的历史事实和理论逻辑都搞不清楚的水货学者反而能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长期占据主流话语舞台。在这种现实的刺激和引诱下，无数的文字工作者就不再将精力真正花在“做学问”上，而是千方百计地投机取巧，通过向现有“体制”出售自己的良心来换取物质利益，由此既可以不必劳神费力地专研学问，又可以达到名利双收的效果，何乐而不为呢？值得玩味的是，在这种清晰的因果逻辑面前，体制竟然还经常“煞有介事”地大肆指责某些学者论文抄袭，学术不端，自己似乎很无奈、无辜；殊不知，这种恶果恰恰就是现体制所催生和诱发出来的自然产物，只是常人难以拿出直接证据罢了！
再比如，中国的社会道德为何持续堕落？大众之间的相互不信任乃至伤害现象为什么会不断出现？贪官污吏又为何“春风吹又生”？很显然，这主要就源自于现体制的基本特征，它所“主推”的政治意识形态已经没有任何“说服力”，而又反对其他政治观念（比如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宗教信仰（比如基督教、中国民间宗教）的正常传播，这必然导致中国人的信仰真空持续扩大，而没有信仰的人群又必然会为“逐利”而不择手段，加上受到原始资本积累阶段过程和“法治缺少”的影响，始有当前这种“不堪”的局面。同理，中国经济出现的很多问题同样主要源自于体制，比如内需不足、经济结构畸形、股市大起大落，大多都源于“国富民穷”的基本现实，而这个现实与体制几乎就是“一体两面”。尽管一直有不少的御用文人学者努力将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归因于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文化的侵蚀和中国民众的素质低下，但是在常识逻辑面前，这种观点几乎“不需要”去批驳：几乎不存在相似问题的西方如何对外产生这般不良的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为何最近几十年最堕落？最后唯一的解释就是，中国的现体制已经成为最适合虎豹豺狼生存的“丛林”之所。
言及自此，我想到了自己的一位大学同学，他目前的职业是警察，在他的微信空间里，我总能看到他进行“职业诉苦”和因警察被污名化而“鸣冤叫屈”的帖子。每当我看到这些内容，总会有一些感叹：首先，我也承认做中国警察有时候确实不容易，比如当国家和政府举办大型活动（如阅兵、两会、接待宾客等）时，他们不仅要高强度地“加班”，而且还要承受来自精神层面上的压力，这种情况也会也发生在某些上层领导“亲自督办”对社会舆论构成重大影响的案件时；其次，我也不能不承认，中国警察也经常扮演“害民”的角色，这不仅包括警察个人的私下牟利行为，也包括执行某些上级命令的时候（比如强拆、打压政治异己等），在这种情况下，民众自然是不会去“歌颂”警察的；再次，当政府的执政方向与百姓的现实利益严重对立时，各级领导就会倾向于用警察来完成一些微妙的、“走钢丝”式的政治任务，成功则罢，不成则牺牲一线执行者，以抚慰民心，如此，警察的角色自然变得更加尴尬；最后，当警察“被夹在”政府和民众之间而实际上又主要充当政府走卒时，他们就“没有必要”再指望民众的理解和拥戴了！或者说，中国警察的“辛苦”主要源于为官员服务（其次才“顺便”为民众服务），那么，他们还有什么理由指责广大普通民众的不理解？显然，有的人因为没“看透”这种体制源头，才发出了那些“方向错误”的抱怨。
总而言之，我虽然不敢说，中国当前时期存在的全部社会问题都是因“体制”而生，但我却敢说，最主要的那些问题肯定源自于“荒唐的体制”！关于这一点，无论任何人，只要还懂得常识逻辑，都不应该给予否认，即使有的人想否认，也是做不到的！我坚信，中国若要走出这种困局，必须要完成三个任务，第一是系统清理“官员腐败”这个政治负资产，为进一步的意识形态和制度重建奠定基础；第二是彻底突破毛时代以来形成的意识形态藩篱，为多元思想观念的平等和自由对话提供外部环境；第三是通过现代法治和其他各项制度建设来最终化解邓时代以来形成的“四项基本原则与自由市场体制建设”之间存在的诸多矛盾。同时，我还坚信，假如体制内的主政者不能积极主动地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这份历史的重任必将由体制外的社会精英承担起来，尽管这会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局势震荡，但是历史的规律绝不可能因为怜悯和畏惧而改变。期待中国能够以“顺其自然”的方式走完这段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