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允星：中国“泛道德主义”文化刍议

前段时间，四川一位女司机因为与一位男司机“斗气别车”而被对方殴打，起初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同情和支持，但很快就发生了“舆情逆转”，开始有网友指责女司机的危险驾驶行为，并公开宣称“换我也会像男司机那样”；与此同时，还有网友对其进行“人肉”搜索，公开了她的两个身份证和官二代身份，最后竟然连她的开房记录都翻了出来（姑且不论这些信息是否属实）。看到网络上这奇特的一幕，我很是诧异：女司机危险驾驶，侵害公共安全，肯定是错的（后来她也承认了这点）；男司机对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弱者大打出手，肯定也有错（他在第一时间就承认这点）；如果有证据说明这位女司机的“猖狂驾驶”行为确实与她“官员父辈”的长期“纵容”相关，那么，广大网友指出来这一事实也不失为一种良性的公共监督，但是将女孩子的所谓“开房记录”公开出来，似乎就着实“离题甚远”了！按照法治社会的通常规则，一个人犯了错误，他应该承担与此相对应的惩罚，一码事归一码事，不应该随意扩大“相关范围”，更不能随意侵害任何个人的隐私，除非有充分证据证明他的危害（他人与社会）行为确实与那些问题有直接关系；但是很多中国人都对这些文明社会的基本规则置之不理，却十分喜欢对公共事件进行“道德渲染”，动辄就给自己“不喜欢”的人扣上一个“坏人”的帽子，似乎只要证明这个人存在道德问题，不需要司法审判就可以将他押赴刑场，明正典刑，我们可以将这种社会心理现象称为“泛道德主义”文化。

众所周知，自孔孟时代以来，“道德渲染”就成为了中国人参与和讨论公共事务的一种独特模式。按照儒家经典的解释，社会上存在着“君子”与“小人”两种基本类型的人群，前者道德高尚，所以几乎不会犯错，而后者道德败坏，所以经常做出不符合社会规范的事情；社会教化的基本功能就是将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培养成君子，而对少数的小人则可以进行孤立和刑罚等制裁措施，董仲舒、韩愈提出的“性三品说”就是这种儒家伦理哲学的集中展现。在儒家思想长期的历史熏陶之下，中国人逐渐养成了前文所说的“泛道德主义”心态，儿童从小就被灌输一种“好人―坏人”的二元思维方式，直至其成年也摆脱不了这种思维的支配，因此，在他们心目中，道德高尚的好人是不会犯错的，而一个人的错误一旦被发现，人们就倾向于从整体上彻底否定其“人品”，将这种错误无限夸大并归因于“道德败坏”。当这种思维习惯转化为广大民众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之时，中国的“泛道德主义”文化也就得以最终形成；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每个人都需要严密防范被他人视为“道德不佳分子”的可能机会，除非迫于无奈而只好“破罐子破摔”，在这种无名的社会压力之下，人们随之养成了善于“伪装”的习惯，为了不做“小人”，必须强装“君子”风范，哪怕是压制自己的很多本能性需求。在这里，中国人所谓的“中庸”思想恰恰是没有任何“地位”的，因为中国的道德（特别是其核心特征）话语早已决定了某种“二元对立”的社会分类模式。

政治与文化历来是相互利用和“强化”的，因为中国在历史长河中已经形成了“泛道德主义”的文化传统，所以历代统治者也乐于利用这种社会心态进行政治控制。比如在近期刚发生的徐纯合一案中，央视公开的“剪切视频”明显是刻意地“突出”了当事人摔孩子、推老人的场景；我相信本案的核心问题绝不在此，而应该在民警开枪之前的关键环节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所以，这种“精心的剪切”显然是意在利用中国人的“泛道德主义”心态来为民警的枪击行为提供某种道义上的“合法性”，这与法治社会建设目标“相去甚远”，甚至完全背离。无独有偶，中国教育部近期向全国高校传达指令，要求全部高校教师签订“师德承诺书”，其中除了“不与学生发生不正当的两性关系”这样的条款之外，大多都是“热爱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这样的空泛内容。我草草地看过这份承诺书之后就产生了一种本能的愤怒感――这明显对老师们进行“道德绑架”嘛！上面的条款要么是常识，要么是根本就没有明确标准的空洞说教，这不是拿大学老师们当“幼儿园小朋友”耍嘛？尽管出于对行政工作人员的同情和友好，我最终还是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但是我内心深处却充满了哭笑不得的尴尬，颇有一种充当“小丑”配角演员的无奈！我想，学校领导难道不晓得其中的可笑？答案似乎不需要思考――他们当然知道，同时又深知，自己不可能真正“被绑架”，而普通老师一旦“犯错”，他们却可以拿这份承诺书作为“道德大棒”对其进行打压；所以说，这也许只是传统“德治骗术”的当代使用而已，实际上并没什么新奇之处！

此外，中国官方利用“泛道德主义”文化开展政治活动的更典型例证应该是“反腐败”。近两年来，中共十八大之后的反腐败浪潮吸引了无数民众的“眼球”，在对形式多样的贪腐现象已经“习以为常”的同时，我们大多都会惊奇地发现：绝大多数的中国贪官都存在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比如，与多名女性长期保持不正当的性关系，甚至直接被官媒定性为所谓的“通奸”。每当看到这样的新闻通报，我总感觉有些诡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作风，这本是一种私人事务，为何要在官员的“贪腐通告”中专门提及呢？显然，中国官员很可能会利用贪腐资金“包养小蜜、小三”，甚至为了这个目的而“被迫”贪腐，但从常识逻辑上来说，该事实本身并不是贪腐行为的“核心要件”，更为重要的是，在未经国家检查机关进行详细和周密的调查取证之前，这种道德败坏行为与贪腐事实之间的关系还存在很强的不确定性，如此将生活作风问题与贪腐行为本身“并列宣布”，是否合适呢？换一个角度说，在法院最终宣布其罪行之前，官员贪腐的事实主要涉及“违法”的问题，而官员的道德问题最多属于“违纪”问题，将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混淆”在一起，明显存在“不当”的嫌疑。对此，唯一的合理解释可能就是：官方希望借助“道德话语”抓住民心，换取大众对国家反贪腐行动的支持，其本质是对中国传统“泛道德主义”社会心理的某种“呼应”。

如今我们应该思考的一个理论问题是：中国的历代统治者为什么都是那么热衷于提倡和利用“泛道德主义”文化呢？套用政治经济学的思维框架，我们可以将以上的问题替换为：泛道德（理想）主义文化对“谁”最有利？当然是当权者！因为在专制体制下，广大的基层民众没不可能有机会去“监督”权势阶层的日常生活，自然难以了解其道德水准，更不用说去做出评价了；而普罗大众的生活则随时都可能被当权者作为“重点对象”进行监控，并且根据一些“足丝马记”给他们扣上“道德问题”的帽子，比如我们大多数人都已经耳熟能详的“钓鱼执法”，“被嫖娼”等都属于这样的例子。与普通民众的“道德风险”居高不下相对应，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则经常可以顺利规避来自各方的“道德责难”，比如洪秀全在定都南京之后的数年间就拥有上千位皇妃，其生活的腐化堕落直到他去世之后才被历史学家们所陆续发现；真实的MZD至今还不能公开，主要原因显然在乎其真实道德水准的“暴露”必将威胁到现有政治体制的稳定；据有的历史学研究者介绍，若单纯从存留的文字来看，隋炀帝绝对是一个“旷世明君”，若不是隋朝早亡，他的“道德败坏”问题还不知道会隐藏多久！由此可见，当“超高水平”（不符合读普通人的本性）的道德标准遭遇“专制主义”政治，其必然导致一个结果：这种道德只能对社会基层民众产生“洗脑”的效应，或者逼迫他们去做伪君子，但它对有权势的统治者根本难以构成真正的行为约束（因为他们并不信仰）。

因为长期流行“泛道德主义”文化，所以，中国被称为“德治的故乡”。但历史的事实又告诉我们：这个国家的历代统治者在道德水平上大多都处于“极其低劣”的层次上，只是通过精密的伪装才为后人留下了一些“似是而非”的道德模范故事；在统治者的带动之下，中国人在极力批判“伪君子”的同时却经常无意识地充当了这种角色，“说一套、做一套”的为人处事哲学渗透到无数国人的心灵深处，中国文化所特有的“精神分裂症”因此才长期延续下来。从当前的新闻报道中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中国贪官在被宣布“双规”之前都有高调宣扬“反腐倡廉”的形象，有网友感叹到：他们哪个不是世界上最杰出的演员啊！难道这种现象不正是中国“泛道德主义”文化所带来的恶果嘛？也许正是出于对这种传统文化的切身体会，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先行者们提出了“训政”这一政治术语，他们认为，中国人的思想素质不适合（当时）立即采用西方的民主共和政治制度，执政者需要采取措施训练民众适应现代民主宪政制度的各项技能，培育他们的现代公民素质，待条件成熟之后再推行宪政制度；我坚信，孙先生所谓“训政”的核心内容之一应该是对“泛道德主义”文化的系统清理，并逐渐帮助广大民众树立现代公民权利和法制社会意识。一百余年的历史已经过去，我们做了什么？很显然，中国执政当局不仅没有着手训练民众的现代公民意识和法制精神，而且不断强化国人的“泛道德主义”不良文化习气，并且以此为借口，尽力拖延宪政的“到来”时间，最终以牺牲中国的“国民素质”之进步来换取所谓的政治稳定！

文化本来就具有“天然的”稳定性，若再加上政治体制的强化，它的变迁就会变得格外艰难；然而，中国社会的进步已经决然离不开“泛道德主义”文化的改变，因此，文化启蒙的工作就变得十分紧迫。那么，如何启蒙？我认为最佳的途径莫过于“用常识说话”！关于中国的“泛道德主义”文化之“荒诞”，茅于轼先生在其《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开篇即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话题：君子国里的利益冲突如何化解？大家都想吃亏，最终沾光的人一定是道德水平最为低劣者，而这背后就是所谓的“道德的悖论”。我看到这个“常识逻辑”后深深地被茅老的睿智所征服，一个小故事就让我明白了一个宏大的道德理论问题！从更深层的理论关怀出发，我们会发现：“泛道德主义”之所以不能创造美好的社会，却带来了伪善盛行的恶果，是因为“它与人性相背”，根本就不具备付诸实践的可能行，因此注定会沦为统治者麻痹民众神经的“政治”工具。反观欧美西方国家，由于基督教的“原罪说”，他们从源头上就遏制住了“泛道德主义”文化的兴起，并通过对个体（理性）主义价值观的逐步弘扬最终走向了现代文明的阶段。中国若要走向现代文明，必然也需要发展出个体（理性）主义的社会文化氛围，尽管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当我们很多人都开始质疑雷锋、刘胡兰、黄继光等英雄事迹的真实性之时（有的故事本身当然还需要继续考证），就可以证明中国的文化启蒙历程“并未止步”，让我们共同期待它的顺利完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