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允星：天朝的迷失与幻觉

在当前这个看似“正迅速发展”的时代，假如有人追问：中国还有什么“传统”的东西仍旧“稳如磐石”吗？我想推荐这样一个答案――国人的天朝心态！显然，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它主要体现为三个基本特征：其一、将所谓的“国家民族大义”作为思考问题的根本立足点，缺少健全的“自我意识”和人本（权利）观念；其二、对“异文化”和其他国家持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感”，甚至经常转化为某种“歇斯底里”的仇外情绪，并从中获得某种民族文化优越感；其三、以“道德理想”代替事实考证，“本能地”参与和接受来自政府统治当局的各种“盛世”教化、渲染，却刻意或无意识地夸大其他民族或国家的困难和危机。这种天朝心态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历久弥坚”，已经成为国家现代化的最强大阻力，这不仅体现为来自政治保守势力和草根阶层共同掀起的义和团、红卫兵造反等政治与社会运动，还体现为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演变历程。

比如，中国首批启蒙思想家严复、梁启超等都曾经提出自由主义的理论主张，这本来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一股强大“智力支持”，但是他们要么因“寻求富强”的目标（可参阅史华兹先生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而丧失了来自不易的“思想转变”，要么在无意识当中就转化为了国家主义者（可参阅张灏先生的《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一书），最终都没有逃过天朝心态的“支配”与控制。林建刚在《别光给民国知识分子点赞》一文中鲜明地指出：“众所周知，严复是晚清民国的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反讽的是，晚年的严复，却最终放弃了个人主义的价值观，进而转向了‘舍己为群’的价值理念”。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天朝心态”是何其顽强，即使那些饱读西学名著并曾游历西方世界的思想领袖也未能真正克服这种文化“惯习”（布迪厄语）的深厚影响力。

回顾清末民国以来的中国社会思想演变历程，中国知识界至少“错失了”三次影响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机会。第一次发生在百年前的1915年，那时候，伴随着《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被正式发动起来，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各种进步的社会思潮开始对广阔的中国社会产生广泛的“触动”。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以欧洲为战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正在努力学习西方”的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从欧洲游行归来的梁启超说尽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不是”，梁漱溟等文化保守主义者趁机大肆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以“留日学生”为代表的很多知识分子都开始转向国家主义、社会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思想。截止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国知识界已经发生根本性逆转，自由主义思想被边缘化，而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两个“精神病灶”（朱学勤语）的鼓噪之下，中国迅速进入到激进政治革命占主导的历史时期；由此，“天朝心态”也随之取得了更加适宜的政治与社会土壤，并日益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发生了紧密的结合。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国的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在新的世界秩序当中获得了空前重要的政治地位，民族主义思潮因此而暂时受到了抑制，中国知识分子也迎来了影响中国未来政治走向的又一次良机；然而，伴随国共内战的爆发以及之后的新政权采取向苏联“一边倒”的外界战略和冷战局面的形成，他们要么选择“离去”（比如胡适先生），要么将自己的理想之实现寄希望于新生的共和国政权，但最终都未能真正发挥“引领社会思潮”的功能，中国再次失去了效法西方现代文明的机会。很显然，这种局面的形成其实可以直接追溯到五四以来形成的激进左翼思潮兴起和民族主义的长期滋养，它带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自由主义思潮的几乎彻底消失，而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天朝心态”则得到了无以复加的生长，国家本位主义思想、政治与文化排外情绪、道德理想主义习气等都在中国社会生活中肆无忌惮地泛滥成灾，导致民主法治建设无从谈起，中国社会发展情势出现了严重倒退。

改革开放后，中国再次迎来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的良好契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家的新一代领导人基本认识到了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和个体主义文化在推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因此特别重视对外开放，中国与欧美、日本等现代文化国家的关系随之进入蜜月期。据有的朋友回忆说：“在那个时候，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和电视剧都是要进行审核的，据说是政府担心影响中国与日本、欧美国家的关系，哪像现在整天渲染中日对抗，而且已经到了很夸张的地步！”然而又是好景不长，因为1989年的那场事件影响，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再次紧张起来，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再次兴起，且也就在这个时期，中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而西方世界却发生了1998年的金融危机等重大事件，加上后现代主义思想（以批判西方现代性为核心内容）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蔓延，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再次产生了“天朝幻觉”，于是大肆炒作著名的“中国模式”，而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再次被边缘化，结果是再一次错失了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机会。

从中国知识界所经历的三次“变故”可以看出，受到中国既有政治规则（基本可概括为枪杆子里出政权）和国际政治形势的决定性影响，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国社会变革当中的积极作用经常难以得到发挥，从而沦为政治的附庸。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理论修养和思想洞察力也存在严重问题，除了胡适先生这种能够基本洞悉现代社会之本质属性的坚定自由派知识分子之外，大多数人都难以从根本上摆脱“天朝心态”的思想束缚，从而特别容易在某种外部刺激的作用下走向启蒙思潮的反面，成为阻碍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力量。资中筠先生深刻地指出，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转型的关键时刻，总有以“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而且这种言论总是有一定的迷惑力，因为它能打动国人一种敏感的情结――即“五千年辉煌”与“百年屈辱”，把一切弊病归之于洋人。很显然，资先生此言已经成功地“点破了”中国人的“天朝心态”及其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危害。

从鸦片战争时期开启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已经将近有二百年的时间，尽管在这期间中国也经历了各种变革风云的洗礼，但是其传统文化的很多“基因”始终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异，其根深蒂固之特性彰显无遗；在这其中，论起最为顽强者，“天朝心态”应当之无愧！不管这其中的社会文化运行机理何在，长期挥之不去的天朝心态给中国的现代化航船带来了无数的暗礁险滩，它导致无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不断地从一种“狂迷”走向另一种“狂迷”，而最终只能回到“历史原点”却不自知。秦晖先生的名著《田园诗与狂想曲》一书告诫我们：以宗法共同体和“人身依附”为基本要素的中国传统社会形态若不经历一种个性解放过程，任何形式的社会合作化组织都将重蹈“传统复辟”的覆辙，而根本不可能建立起现代形态的社会形态；换句话说，脱离了以个体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思想，中国传统社会根本没办法走出传统宗法社会的牢笼，更不可能直接跨入比资本主义更高级别的社会发展阶段。此书出版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了，到底有多少国人真正理解了其中的核心思想？我认为这个数字应该不大，否则中国知识界也不至于出现当前这种“犬儒主义”气象！

在日常生活中，我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声音：中国的社会问题确实很多，但西方国家的问题也不少；文革、中国模式有问题，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也有问题，中西文化对比，很难给出合适的评价......每当遇到这些言论，我总是无奈地感叹道：饥饿和营养过剩两个问题真的能够“同日而语”吗？在我看来，这些言论的持有者一方面没办法回避中国当前存在的严峻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又被天朝心态这幅“精神麻醉剂”所暗中操控，所以不断夸大西方世界的危机，才最终产生了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更可怕的是，当天朝心态转化为无数国人的某种集体无意识之时，那些真正洞悉西方“现代文明密码”的人就会变得更加孤立，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必将继续延迟。我坚信一点：离开了拥有独立人格的万千国民，没有以“个体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思想和宪政民主制度做支撑，一个国家在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只能带来两个结果：一个是转向对外侵略的法西斯主义，一个是经济体系内部出现重大失衡乃至崩溃，但是不管是出现哪个结果，“天朝幻觉”总会在“迷失”之中走向彻底的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