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元 周濂：告别叙拉古之路

这或许并不是一个对知识分子友善的时代。

观念的分割之中，历史洪流的冲击，国家叙事的声音洪亮，权力对于社会无孔不入的渗透，娱乐精神浸透下的全民狂欢。曾经为这个社会奠定底线的知识分子们，显得格外形单影只。这再也不是一部《河殇》或者一本《丑陋的中国人》就可以引起全民一起反思国民精神的时代，人们沉迷于国家崛起的叙事，在宏大与齐整的自豪感中轻易地放弃了思考的本能，使之成为其中一个单调的和声。社会新闻不断地爆出盛世面相之下的浮夸和底层的脆弱，却一次又一次被另外的荒诞所代替，而遗憾的是，大众刚刚掌握了信息时代的所有媒介，却尚未养成独立思考和明辨是非的能力，更遑论为自己的内心留下一片净土。我们为泡沫所堆积的数字感到骄傲，却掩盖不住盛世之下的焦灼与空虚，我们为线性的历史观感到骄傲，却找不到一种方式去理解这个国家。知识分子依旧身处边缘，却越来越感到无所适从。

众生喧嚣终将退去，知识分子应该做些什么？无论公知如何被污名化，无论体制如何的骄傲，去建立一种超越的价值观并以此建立一种审慎的观察的，终归还是这个社会的知识分子。而在今天的知识分子中，我们也看得到非理性对于这一群体的撕裂，有人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登堂入室地成为“国家能力”与“中国模式”的代言人，有人退避书斋，试图在古典与传统中为自己与国家寻求一个位置，还有人沉浸在语言的宣泄之中，以另一种方式成为了自己昔日所反对的人。当权力的诱惑与大众的狂欢进入了观念世界里，这一切都无可抑制地沦落。

周濂在他的第一部作品《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中曾经自诩是一个“偷偷摸摸的乐观主义者”。他坚信启蒙与思想的力量终将使一个人为自己设定重重底线，并由此可以重建中国的生活秩序，通过积极的日常伦理重建政治秩序，而今天的他，却也苦笑着认为自己连“偷偷摸摸”乐观的勇气都没有了。当过度扩张的权力使得我们周遭的一切变得庸俗和暴戾时，选择一条独立的道路显得艰难而珍贵。

然而，无论社会如何改变，正义的理念与德性的价值却从未沦陷。并且，也正是从这些观念之中，我们可以延展出对于未来的想象与建设。当真理被控制，信息被控制的时代，哲学也常常从中焕发出清新刚健的气息，使我们有机会重新探寻那个早已被我们所荒芜的内在世界，从贫乏的语汇和庸俗的社会文化中拯救出来。

在新作《正义的理念》中，周濂说，“对于统治者来说，为求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繁荣，就一定要尽可能降低反叛行为的可能性，相比之下，降低人们反叛的愿望而不是限制他们反叛的机会要更为有效。由此可见，冷漠者对于放纵者而言不是噩耗而是福音。”而一个健康的趣味，离不开对于历史的思考和现实的追问，当我们把所有对于社会的追问全部集中到对于政治的关注的时候，首先需要承担的应该是智力上的探索和对于一种解释世界更丰富的方式的追求。而这一切，恰恰是被遮蔽、被损害得最严重的知识分子的应当之义。

在这本新书中，周濂谈起了熟悉的罗尔斯、阿玛蒂亚•森以及更为久远的苏格拉底，而这一谱系中，他所呼吁恰恰是思考与哲学对于内心的疗救，只有个人道德与智慧的觉醒与这个板荡的社会重新开始对话，政治秩序的重建才有机会开启。这不仅仅应当是一个知识人的生活方式，而应当逐渐扩散到每一个公民。

流亡者萨义德是如此形容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在行动本身，依赖的是一种意识，一种怀疑、投注、不断献身于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断的意识……知道如何善用语言，知道何时以语言介入，是知识分子行动的两个必要特色。 结合前文来看，知识分子本身并不重要，他们的作用是以人格魅力与反抗的姿态让世人看到一种不为权势所挟、坚持真理与自由、反思与自省的态度。 中国知识分子也许与美国知识分子面对着不同的论辩对手与标靶，却有着共同的责任。他们是这个社会的观察者与思想世界的旅行者，却不应是某种利益的寄生者和分赃者。

中国进入怨恨式批评时代

问：您在《正义的理念》有一篇文章叫做《正派的社会与正派的人》，在一个信仰多元的社会里，每个人对于“正义”和“好”都有不同角度的解释，您是如何界定“正派”与“正义”的？这种对于正义的判断能否达到一种最低限度的共识？

答：政治哲学家阿维夏伊•玛格利特为，一个正派的政治社会应当是不羞辱任何人的社会。这与罗尔斯所设想的正义社会有所不同，正义社会是赋予所有人以自尊的社会基础的社会。阿玛蒂亚•森在《正义的理念中》也有类似的说法：传统中有两种思考正义的路径，一个是追求完美的正义，还有一个要消除现实中的不正义，后者是一个更容易被确认的现象，也是一个更紧迫的问题。

其实无论是成就正派社会还是正义社会，我始终认为，制度的德性与个体的德性两者之间应该形成一个完整的叙事。我们不能只要求制度，而不考虑个体。今天我觉得我们到了一个所谓的“怨恨式批评”的时代，遇到任何不公，都一股脑地归咎到制度本身，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成就一个所谓的正派社会，那么每一个个体同时也要成为正派的人。这是我写作《妒忌、怨恨与愤恨》、《正派社会与正派的人》这些文章的主要动机，只有制度的德性和个体的德性两者之间汇合，形成一个完整的叙事，这个社会才会变得更好。

问：您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叫做《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您提出了合法性与证成性这一对概念，您认为应该如何辩证地理解这一对概念？当这二者发生冲突，我们应该怎样进行取舍？

答：在一个自然法传统已经衰落、法律实证主义兴起的时代，如果不严格区分“正当性”和“合法性”这对概念，那么任何国家只要通过所谓的法定程序，就都可能具有所谓的“合法性”。只有对 “正当性”和“合法性”做出区分，使“正当性”具有某种超越实证法传统意义上的道德纬度，才能对”合法性“构成某种约束。

我在《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中指出，从概念史和思想史的传统来看，长期以来人们在谈论政治正当性的时候，更多的是强调政治权力的起源，而不是强调政治权力的目的或者使用。而现代社会有一个转向，越来越强调政治权力的使用和目的，我把它称之为政治权力的”证成性“。”正当性“与”证成性“这个区分同样很重要，因为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实政治。

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政府的正当性叙事更多是从强调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出发，这更多是从政治权力的使用、而不是解释从政治权力的起源。所以，对“正当性”和“证成性”做出区分的隐含之意是，中国政府虽然在“证成性”的意义上部分成立，但在“正当性”的论述上始终有所欠缺。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制度上落实人民的选择或者同意。

政治哲学家不要好做“帝王师”

问：当今的自由主义理论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学界中，似乎缺乏罗尔斯与诺齐克这样的学者对现在的公共事务与政治继续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是否意味着自由主义话语的衰落？

答：我不太认同这个表述。罗尔斯和诺齐克也是学院派知识分子，他们对于美国的制度设计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哲学家、尤其是学院派知识分子，从来都是以一种非常间接的方式对现实政治产生影响的。罗尔斯对这一点有非常清晰的认识，他认为政治哲学在今天――尤其是在宪政民主社会当中，应该作为公共政治文化的一个构成部分发挥作用。

在美国的政治文化当中，哲学家与知识分子可能通过探讨宪法当中一些的最根本问题――比如说基本自由权的讨论――去影响立法者和政策制定者，但是哲学家一定不能高估自己，以为自己可以做“帝王师”。

问：现在从美国的占领华尔街到第三世界层出不穷的民主运动，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反对资本对于政治的介入，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经典的自由市场+民主宪政体制的失效？

答：我们在教科书上读到的思想谱系，与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其实差别很大。罗尔斯在他生前的最后一本书，《作为公平的正义》中列举了五种理想型的政治经济制度：指令性的国家社会主义、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福利国家资本主义、财产所有的民主制，自由（民主）社会主义,他说最能实现他“正义二原则”的政治经济制度是后两者。他重点分析的是财产所有的民主制，但有趣的是，这个术语恰恰是英国的一个保守党议员诺伊尔.斯克尔顿在1923年提出来的，并且影响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英国保守党施政纲领，比如，1987年，撒切尔赢得第三次大选之后，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就曾经说过要全面实现财产所有的民主制这个目标。

通常意义上，罗尔斯被认为是自由左翼，而撒切尔作为哈耶克的门徒被视为是自由右翼的代表。在中国的语境下，罗尔斯和撒切尔是一对“敌人”。然而为什么这两个人会有共同的目标和追求？原因很复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1920年代英国政局面临两个冲击：一个是1917年苏联成立，公有制对私有制的挑战变成现实；另一个是1918年英国通过了“第四次改革法案”，几乎取消了投票权的财产资格限制，这意味着普选制的真正确立，无权无势的无产阶级成为选民了、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这使得保守党不得不去面对这两个挑战。在这个背景下提出财产所有的民主制，就是让工薪阶级和普通人尽可能广泛的拥有财产，拥有财产之后才有可能成为有教养的、负责任的公民，才有可能使民主制度运转起来。所以说，无论是自由左翼还是自由右翼，都认可这一抽象的价值理想，即通过让普通人更为广泛地拥有资产，进而使每一个公民成为有独立性的、负责任的选民，提升民主的质量，他们的区别在于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不同，当然这也进一步影响到他们对于自由市场的功能、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地位的看法。但是从20世纪英国政党的发展史看，保守党一直以来都在积极地消化和吸收左翼思想的影响。事实上英国到了1950年以后，进入到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共识政治”时代，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