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清萍：文明冲突的本质

亨廷顿93年发表的《文明的冲突》是极有意义的顶尖思考。顶尖之顶，就在于是站在确定族群特点的最根本命题――思想特点之上。此前的诸多有关这类问题，几乎都没有如此高企的立点。文明与思想的联系，内涵在不同文明的造成终究是与其不同的思想，或者说是与其不同的信仰造成的。所以，文明的冲突说到底就是信仰的冲突，思想的冲突罢了。届时讲到的冷战的结束，意即意识形态冲突的结束，其实质依然还是不同主义不同信仰不同思想论争的结束而已。

89年苏联的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也是西方自由主义信仰和思想的胜利。然而，这种胜利并非人类思想斗争的结束。因为人类的思想斗争是永恒的。一种思想斗争结束后，又会产生新的种类的思想斗争。亨廷顿预言西方在新的冲突中面临被非西方文明（思想）所撼动所侵蚀，个中原因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胜利者反而处境如此尴尬孱弱呢。是不是问题的产生依然应该归咎于自由主义本身内在的露怯？比如现今伊斯兰教随着其人口流动在欧洲大地的广泛分布而大有占据呈喧宾夺主之势。

文明究竟是什么，可惜亨廷顿并没有对此作出规范的定义，亨氏的解释似乎是站在一种文明类型区分的感性（表象）角度来说的。“文明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以此与其他物种相区别”――这是一种文明的表象。不同的文明之间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各自的不同呢，显而易见的无疑是信仰。正是不同的信仰才在历史的长河中缔造出了不同的群体类型亦即文明类型的。而信仰的本质是什么，无非是确定性的思想。所以文明的不同本质就是思想的不同罢了。

从这个视角来定义文明才是更周延准确的入口。所以我们可以尽量规范地这样来定义文明了：文明是在不同思想信仰之上所引导、萌生和发展出来的族群各种文化状态的总和。为什么大多数文明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而卢西思・派伊曾却评论说，中国“是一个装扮成一个国家的文明”，日本既是一个国家又是一个文明？此问题还得从思想的不同信仰的不同这个文明的本质切口上才能看得清楚。世界宗教信仰的流布发展大体上既是经历漫长的，为数也不多的，于是便造成了不同国家拥有相同信仰的常见情况。

只有中国不同。中国从来没有被一种精神信仰所统治过。中国的传统主流思想事实上没有上升到信仰那种超越性追求方面，而是着眼于看得见摸得着的器物追求方面，所以中国的文明总是与人不同的所在。这种不同当然可以体现在从价值观到社会风俗等各个方面。日本也有不同，也几乎是一个国家一种文明的极少的族群发展版本。虽然日本过去曾经受到中国的诸多影响，比如文字、风俗等；但是日本根底里的思想却与中国人有着很大不同，比如其超越性的神道教思想就是中国人匪夷所思的，恰好有此，才是中国日本的根本区别所在了。

汤因比概括说，人类古文明（没有父辈的）共有五个：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埃及文明、爱琴文明、印度河文明和中国文明。前四个数千年前就已湮没，只有中华文明至今鲜活。此况怎样解释？一则是地缘因素，中国亚东地区远隔前四个文明地区，在交通不便的古代，很难被其产生大的影响。二则是政治因素。中国自秦统一，幅员辽阔，国家庞大，人数众多，很难被较小的族群文化同化。三则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拥有强烈的世俗化气质，虽然人性之本既有着追求超越的取向，但也有着追求现实利益的取向，中国文化因为适其所需而生生不息。

不管是奎格利认为文明运动的七阶段：混合、孕育、扩张、冲突时代、普遍帝国、衰败和被入侵，还是作者所置换的六个阶段：萌芽、成长、战国、统一、衰败、灭亡。似乎都很难具有全面的概括周延性。比如西方国家之间的冲突消失了的情况就不在上述之列。我觉得还是只能用人性论作基点才好解释。人性总是有着两两相反相对的欲望取向的，任何文明所包含的思想满足了人性的这种基本需求，就能得到发展延续，否则即会消亡。关键的问题在于，人性的两种取向何时何地具体怎样发生？怎样才能发现掌握其中的规律性？

比如从大的方面说，真善美和假恶丑都是人性的取向所在。二战德日的侵略体现了后者，二战后以美国主导的马歇尔计划复兴欧洲直至带来全球性的现代化体现了前者，这个判断在眼下尚且好说，但在当时未必就那么清楚。这里的根本障碍是什么，还是不同的人们具备不同的信仰思想，以至于抱着不同的判断标准。需要指出的是，世界文明的发展总体上是一个不断增长人类福祉的过程，这样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基本的判断标准，那就是要以更多的人的福祉增长与否为前提条件。无此标准，仅凭各自的思想价值理念是无法推动世界前进的。

虽然西方文明现在主导全球，西方国家之间的冲突也消失了，但是，非西方文明却也在顽强的生长，文明的冲突方兴未艾。比如伊斯兰教（地区）的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就特别显眼。有报道说，在西欧一些国家，伊斯兰教的兴盛大有喧宾夺主之势。考虑到西方文明本身所坚持的自由化、平等化、票决化等基本性的思想理念，他们之间的这种争斗当会长期延续下去，其走势尚难确定。从现实事实来看，现在为祸甚厉的恐怖主义就有很多人弹都来自西方国度土生土长的年轻人。此从反面似在证明西方文明的基本思想也未必是那么尽善尽美了吧。

现代化与西方化究竟是怎么回事？作者说，现代化是器物层面的，西方化则包括了精神层面，此言粗看似乎有理，细想却尚欠缺。只讲我们自己的现代化，器物层面的东西，确实不少了，中国制造的器物遍布全球，地面上的不动产也是高楼大厦林立，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无与伦比，丝毫不亚于，甚至更强于纽约等世界现代化最顶尖的都市，可是我们的现代化就到位了么，肯定没有到位！比如坑蒙拐骗赖、黄赌毒黑霾的情况就不是现代化应有的东西。而要解决好这些问题也不能仅靠西方的精神，或者说靠西方化就能达成，必须走自己的路才行。

为什么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才行？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的观念文化源远流长，中国的精神内涵非常丰富，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有着比较足够的经验教训让人掌握其规律性来自主性前行。讲西方化的精神重要不能停留在这种表面性词语的思考上，而要上升到这个事物的本质内涵上去类比性思考。比如西方精神的表面性代表是基督教新教，我们很难完全按照其组成运行方式来搞我们的这种宗教信仰，但是拨开其宗教外衣，观察其精神观念内核，情况就很清楚了，比如其清教徒的艰苦奋斗精神、求真务实态度、还有平等独立法治契约思想等等，我们优秀的精神遗产中都不会少，要害在于怎样运用规律扬长避短奉其当先为主了。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现代化如果不能贯彻好上述西方的精神就是跛足的现代化，是搞不好的现代化。而好的现代化，或者说贯彻好了上述西方精神的现代化，未必就一定要等于西方化，或者说就一定要照抄照搬西方体例制度的表面形式。比如新加坡贯彻好了西方的平等法制精神和严密严格管理，但民主政治制度却根据自己特点别具一格，其现代化成果就有目共睹。而反过来看其近邻菲律宾，虽然比新加坡早许多年全盘照抄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制度，但由于它并不适宜于当地的特殊情况，所以其现代化水平至今仍然落后于新加坡甚远。

总起来说，不管是西方文明，还是非西方文明，其始作俑者说到底还是它起根本性作用的西方精神或者非西方精神。各种独特的精神是缔造各种独特文明的根本。应该思考的是各种独特精神它又来源于哪里？来源于人类那种超强的大脑！一般动物的大脑是不可能产生这样的精神的，只有人类这种超强的大脑才可能。从这个立论的理论原则上说，任何西方精神和非西方精神都是被人类大脑生产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深挖各个族群的精神资源都有那种精华，也都有那种糟粕的原因。关键是族群究竟是以怎样的方式将怎样的精神当作主流主干了。

说到西方精神，就不能避免说到基督教的思想影响，而西方社会也未必就只有基督教思想的体现，同样它也存在其他许多思想影响所表现出来的情况，问题是这些所有的社会表现中，基督教思想影响的表现是占主流的主干的。同理说到中国的情况，历史上也会找到诸多思想影响的事例，但其主流主干还是逃不脱儒家思想的作用。这个结论其实是很有价值的。许多思考者看不到这个基本性的道理，就在一些根本问题上纠缠不清。比如讲到腐败问题便总拿它在四处存在来说事，看不到儒家思想世俗功利性质的根本原因，这样改进也就没必要了。

当然，我们讲儒家思想的世俗功利性的问题也并非全盘否定它在社会进步方面的积极作用。这种作用概括的讲就是一种社会方向确定之下的实干精神。不要小瞧了这种实干精神，它在世界上其他许多精神信仰类的思想文化类型中反而是比较缺乏的。比如印度教，它的思想可能更强调人群的等级性，和命运的既定性，而倡导人们逆来顺受，缺乏上进性和向邪恶的斗争性。这便很好解释为什么中国自7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后就像上满发条一样迅速增长起来，而印度即使比中国早了许多年被西方鼓捣着前行，却一直慢吞吞的难有大改观的基本原因。

既然不同文明（来源）的本质是不同的思想，而不同的思想从理论上讲是超强的人类大脑产生的，那么为何不同地方却又为什么奉行了不同的思想呢？这是历史的发展确定的。现在我们回顾历史能够看清的是像诸如基督教之类的宗教信仰和儒家思想之类的观念文化确立了一些地区精神类型。这个情况还比较粗糙。实际上在一些较短的历史时期和较小的地区范围，还有一些特定的思想在主导着（可能改变着方向），其中的规律性是什么？掌握这种规律性对从思想上改进我们自身具有怎样的意义，都是我们必须认真仔细思考清楚的基本性问题了。

从整体上看，文明既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文明即一种文化进步后的表现总和。比如一种文化（治下）从游牧社会进步到农业社会后的情况即是相对于前者的文明。文明又是一个差别性的概念。横向存在的各种文明之间总是差异化的。造成文明形成的根本是不同的思想，所以差异的是思想。文明还是一个相互交流碰撞的概念。思想差异的存在，当然也有其上下优劣的质的区分，虽然各自之间既有融合，但也必有冲突，这是历史的事实，也是寓意人类将来的必然所在。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当然不是以思想的不同决定社会发展的不同之精神性角度，而是站在经济基础、生产力等狭隘的器物性角度看世论事，这个角度其实在很多时候是说不通人类历史事实的。在实践中更是跛足。事实上真正靠它指引是很难取得成功进步的。即是讲到中国革命的胜利，虽然表面上说是依靠的马克思主义，但你真正深入进去考察也就未必。比如中国革命的主要领袖毛泽东就自始至终都是十分重视精神作用的。从他年轻时阅读《伦理性原理》所作的眉批“观念造成文明，诚哉，诚哉”，到后来革命运动中每每重视的“思想领先”以及逐步形成系列超越性思想的远大理想信仰，都是革命胜利的基本性条件。

从理论上说，真正要搞清楚经济基础、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的话，就必须对其相关概念进行规范性的定义，再将其广泛的反复的演绎到社会实际事例进行印证，将其证明或者证伪的情况抽象起来形成观点，再将相关观点系统化整体化起来，最后的所得才是比较靠得住的理论观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