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科溯源

近年来学科史研究颇受海内外学人重视。就政治学而言，除了一般性的历史回顾，较为具体的研究成果涉及“西政”东渐与本土回应、跨语际的文本对译和“新语生成”等方面内容。这些研究成果显得支离破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优秀项目《政治学在近代中国的形成》（项目批准号：06CZS018）观照到了这一学科历史的整体性。

近代世界进入西方政治学化进程

晚清民国为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时期，政治学即于此时从西方主要经由日本输入而确立。作为现代学术分科之一的政治学，从基本概念、研究对象到内容体系，与中国传统的学问系统相比，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钱穆看来，中国虽“不有政治学一名”，却最重政治，“孔子儒家之学以心性为基本，治平为标的，一切学问必以政治治平大道为归宿”，“故非兼通四库，略知中国文化大义，即不能通知中国之政治”。而在近代欧美，所谓政治学是在德国die Staatswissenschaften、法国les sciences politiques、以及英美的politics、political science(s)等概念下，被埋没在伦理学、历史学、行政学（官房学→警察学）、国法学（公法学）当中未被分化出来。美国政治学早期由于受欧洲学术影响，先后经历了先验的、演绎的和历史的、比较的两个发展阶段。进入20世纪之后，历史的、比较的研究方法迅速衰落，代之以观察、调查与测量，心理学与统计学的方法也开始出现。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美国政治学。

近代以来，随着欧美势力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西方政治学也被输入到世界其他地区，各民族、国家原有的政治学传统因此而受到挑战、破坏乃至转型重构。在东亚地区，日本率先步入了西方政治学化的进程。由于来源渠道或“志向性”不同，近代日本政治学分为“国家学派”与“实证学派”两个流派。国家学派继承了明治维新以后的解释启蒙论，特别是对明治宪法的制定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德国国法学更是推动了这一学派的发展；实证学派受英美近代政治学的影响较多，走的是一条近代政治科学性研究的路径。由于受明治“大权政治”和官僚政治体制的影响，官立学院风气以国家学为主导，形成了政治学=国家学的公式。

西方政治知识在“西学”中无足轻重

中国自然不能置身于这一进程之外。论西学的输入，一般要追溯到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普遍认为耶稣会士的贡献主要是在科学与技术方面，而事实上在耶稣会士所传播的西方神、哲学中所包含的逻辑力量和经验事实，对明末清初的思想解放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而有关西方的学术、教育体系和政治法律方面的内容，主要就在神、哲学中。对当时的士大夫来说，这种肇端于西方崭新的知识分类体系，虽然可以作为思想批判的武器，但也因为它与中国传统学术的巨大差异而不易被理解与接受，因此译述者不仅尽可能地使用儒学术语来翻译其概念，也基于儒学的范畴来安置知识门类，结果都没有突破中国传统的学术范畴（“理”、“器”）和知识分类框架（经史子集）。

自康熙禁教以后，雍乾两朝相沿不改，直至鸦片战争前夕，闭关锁国的状态才逐渐被打破，传教士再次承担了西学东传的主要角色，有关西方政治的知识夹杂于世界史地知识中被缓慢地输入中国，但在构成所谓“西学”中还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组成部分。洋务运动时期，虽然外国来华传教士、“口岸文人”、驻外使臣进一步扩大了西方政治知识和学术分科观念的输入，不过统治者和一般士大夫所注意的重点却在西方的工艺制造之学，对中国传统的治平之道仍抱有信心与优越感。甲午至戊戌间，经世实学思潮高涨，部分官员及知识分子鉴于此前洋务派学习西学之失策，主张以制度变革作为救亡图强的根本出路。

近代中国政治学主要舶自明治日本

在西方政治知识与分科观念东渐与本土经世实学思潮接引的相互作用下，“政”学成为戊戌至新政时期朝野知识分子共同关注与孜孜研求的重点，而通过分析梁启超和张之洞的代表性言论以及各种经世文编、时务类编资料、西学书目、报刊栏目，可知时人的“政”学观念基本上还是在儒家经世观念的范畴之内，用中国传统的掌故之学、经济之学来比附西政，因此这时所谓的“政”学基本上还是中国传统的政治之学，无论从内容实质还是知识分科来看，都不属于近代意义上的西方政治学。而西方政治学在近代中国的建立则主要是通过明治日本的间接影响而实现的。

维新失败后，康梁等流亡日本，接触到大量政法新知，受其刺激，乃组织成立政治学会，“专以讲求中东西各国政治之理法，以求适于中国今日之用”，更藉助于《清议报》、《新民丛报》与广智书局等孜孜译介东文法政学说。另一方面，经庚子事变的沉重打击，清廷重启变法之门，数年之后又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权衡东西各国政教之利弊得失，乃以日本作为仿行宪政的榜样，由此掀起了大规模的师法东洋运动，朝野上下曾形成一种“今之言改政者，莫不胎范于日本之制”的局面。上有载泽、端方、袁世凯、达寿、李家驹等根据穗积八束、有贺长雄等日人建议致力于导入日本式的“大权政治”与责任内阁制，下有各地法政学堂的设立。此外，革命、立宪两派的论战也促进了西方政治学的输入。在经由日本输入的具有“统治学”特征的政治学说中，存在着从伯伦知理到那特再到小野喜平次这样的德奥流国家学系谱。但也存在着属于“抵抗型”的政治学，主要源自英法自由民权思想，留日学生乃至梁启超在接触到这类政治学之后，思想变得激进，可以说这类政治学是清季革命的思想动力。此外还有如高田早苗不限于伯伦知理的观点，致力于输入伯吉斯、威尔逊、巴吉浩特、戴雪等英美学者的政治学。自东瀛舶来的法政学说不仅出于现实政治斗争和社会变革的需要，也为政治学在近代中国的建立提供了从概念、理论到学科结构及研究方法等诸多参照。与此同时，严复则致力于直接输入英美政治学，但由于“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难以与东学抗衡。

由于清廷预备立宪执意模仿日本天皇的“大权政治”，导致民心离散，各种激进思潮风起云涌，清廷官员反而将问题归咎于东洋学术，于是由提倡留日转而鼓励游学欧美，由注重法政变为强调实业。此后中国的留学方向便转向欧美主要是美国，结果导致五四运动后英美留学生在教育界地位的上升，大学政治学系、科的教师构成随之发生结构性变动，英美留学生取代留日学生成为法政教育的主要力量，于是受美国政治学直接影响的政治学学科教育与研究取代了具有德意志国家学特征的东洋政治学，现代分类社会科学（Sozialwissenschaften）意义上的政治学因此而得以在近代中国确立。

避免用后来的学科规范去倒看历史

学科规训的力量无疑是巨大而深远的，不仅制约着民族思维的演进，也关系到国家发展的前途规划。因此，近年来学科史研究颇受海内外学人重视。就政治学而言，除了一般性的历史回顾，较为具体的研究成果涉及“西政”东渐与本土回应、跨语际的文本对译和“新语生成”等方面内容。这些研究成果虽然比以往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更为具体，呈现出多样化的观察视角，但也显得支离破碎，难以观照到历史的整体性，容易走向相反的极端。

在比较借鉴前人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个人以为，除了要在知识论和思想史层面上进行分析与描述，还要深入到学科社会学与学科政治学等领域；不只是透过术语、文本考察学科的知识形态，也要将术语、学说和学科建制等视为有机联系的社会过程，同时避免用后来的学科规范去倒看历史；既要保留历史学科的“见异”性特点，也要采纳社会科学的“求同”性方法。换言之，就是要把对历史细节的深入分析、描述与对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普遍性和共同性进行归纳与概述恰如其分地结合起来。这样的意见当然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真正的学术研究就应该要有攻坚而不畏牺牲的勇气，并且要有立意高远的担当。当沃勒斯坦等一帮西洋学者在致力于反思和“否思”（unthinking）源自近代欧美殖民扩张的世界体系的形成及现代社会科学问题时，今天的中国学者又该如何检讨自己的工作呢？又该如何研究我们的国家与民族的历史呢？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