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智博：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大同

引言：历史终结论的失败

1989年，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夏季号上发表文章，放言自由民主体制是人类政治的最终形态，且除此之外，不再可能出现新的替代性政治安排。 话音刚落，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福山由此爆得盛名，三年后他又顺势将旧文敷衍成书，标题为《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竭尽为资本主义胜利弹冠而庆之能事。在他看来，苏联解体这一历史事件不仅意味着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约集团打赢了冷战，更重要的象征是自由资本主义自此进入人类历史的黄金时代，由此也抵达了历史进化的终点。

不想，好景不长。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紧接着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同时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全球金融体系暴露出严重的内生性问题，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也开始在世界各地遭遇反全球化力量的抵抗。就此而论，“历史终结论”之错谬自不待言，甚至福山近年来也遮遮掩掩地承认，将美国式自由民主体制认作人类政治的最高成就确实难以自洽。 [3]福山关于“历史终结论”的表面自责，留给学者一连串的长考。进入后苏东时代，科学社会主义仍然需要回答“历史终结论”牵扯的一个理论问题：如果苏东实践失败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的破产，那么世界历史究竟会以怎样的方式完成对资本主义的清算？

对此问题，论者大多引述来自马克思和列宁的判断。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列宁则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 然而，马克思和列宁并未对这一“过渡时期”做出更加全面、深入的描述与分析。 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在上世纪30年代被苏联史学界简化为“历史五段论” 的教条后，由此丧失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必要张力，也动摇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几乎沦为一种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线性史观，无力回应复杂多变的世界历史发展的复杂现实。而这样一套庸俗化的社会主义理论也决难对甚嚣尘上的“历史终结论”加以驳斥。

正是在上述历史与理论的辩难中，钱学森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演进路径进行了深入探究。钱学森就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路径提出了一系列理论阐述。这些论述尽管没有形成专著，但散落在大量论文和书信中的一些论断，从不用角度，针对不同的问题论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实现路径，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创见和科学构想。例如，他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前景，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世界社会形态”理论；他结合中国传统哲学及其近代思想转化，提出人类社会的“世界大同共产主义”概念；他还由此推论在“七次科技革命”以及伴随而来的社会革命基础上， 人类社会在23世纪将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些重大观点对以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缺失的“过渡时期”不啻为重要补正。本文尝试将钱学森的这一思想带入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与当前新型全球化的历史情境当中，比较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发展，对其科学性与创造性予以论证。

一、超越民族国家：“同时胜利论”与“一国胜利（建成）论”

“世界社会形态”是钱学森思考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他认为：“当今人类社会一个总的特征就是经济结构、经济活动已经世界一体化了，全世界是一个整体了。”“世界已经逐渐形成一个大社会。世界一体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1993年在一封家信中，钱学森援引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分析世界的演变，提出了“世界社会形态”的概念：“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中叶，是这个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渡时期，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所以这个时期又是世界社会的形成时期。”  此后，他又对“世界社会形态”进行了较为明确地表述：当今世界“在经济上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在政治上有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封建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居统治地位的国家、以各种不同宗教信仰居统治地位的国家等。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之后，实现共产主义之前的一种过渡的世界社会形态。它将打破地区、国家的界限，在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也会一步一步地向政治一体化的方向发展”。 换言之，所谓“世界社会形态”就是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进入共产主义之前所必须经历的在世界范畴内的一种社会形态。 这个概念至少包含四个方面的内涵：（1）世界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性社会形态；（2）是一个跨地区、跨国家的社会形态；（3）这个过渡期多种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并存；（4）最终将会完成从经济一体化到政治一体化的进步。这四方面内容的核心思想，在于坚信共产主义必将取代社会主义，从而也直接面对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同时胜利论”与“一国胜利论”的重大论争，尤其是跨越了以往理论中的民族国家陷阱。钱学森对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独特贡献，实质是更加清晰地描述了共产主义将以何种历史姿态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克服。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论证了共产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基本原理。就当时情况而言，西欧与北美的大工业水平走在世界前列，由此自然可以推论，共产主义会在较为发达的欧美诸国中同时实现，然后再带动亚、非、拉等不发达国家逐步进入共产主义。 虽然马、恩对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无产阶级革命力量、资产阶级自我调节能力的判断存在一定偏差，有生之年也没能看到欧美国家阶级力量对比出现质的变化，但恩格斯晚年依然相信“欧洲工人阶级的胜利，不是只依靠英国一个国家。它至少需要英法德三国的共同努力，才能得到保证”。 这就是学术界一般认为“同时胜利论”的由来。

“一国胜利（建成）论”的存在是从列宁到斯大林的发展过程而来的。1915 年，列宁根据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情势，基于“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提出革命可以在一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即“一国胜利论”。 尽管列宁此后谨慎地区分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并认为十月革命只是完成了政治革命，开启了社会革命。但在他逝世后，斯大林最终（1926年）还是将“胜利”置换为“建成”：“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是什么意思呢？……无产阶级可能取得政权并利用这个政权来在我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 1936年，斯大林干脆宣布苏联社会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

由此，“同时胜利论”与“一国胜利（建成）论”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聚讼纷纭的一个问题，又因其直接关系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复杂展开，其中很多环节直到晚近仍未形成共识。 然而，无论二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差异，却共享着同一个理论预设，即共产主义需在以“国家”为单位的范围内实现。甚至，这个“国家”又特指民族国家。自17世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后，民族国家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世界体系。但是，由于各主权国家在其内部保持着相对的封闭性，相互之间的交流实际上仅限于外部。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斯大林，思考的框架都处于这个世界格局当中，不可能预料到这种封闭性会在1970年代以降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况且，当时工人阶级运动很少能够越出国界，全世界无产阶级大联合因而缺乏相应的社会行动基础 ，也就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难以摆脱“民族国家中心主义”的阴影。再经过一国范围内跨越“卡夫丁峡谷”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历史经验，民族国家与国家、与社会相混同几乎在所难免。

对此，钱学森异常清醒地看到，以往的社会制度都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共产主义社会却是全世界一体化的、政治的社会形态，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之间必然存在着一个大的缺断。而全球化时代则有可能完成这项补阙的工作，“当今人类社会一个总的特征，就是经济结构、经济活动已经世界一体化了，全世界已经是一个整体” 、“已逐渐成一个大社会了”。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国家的本质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因而是社会行动的一种特殊产物，民族国家只是这种产物在特定历史时期所采取的特殊历史形式。全球化背景下，根据全球生产和全球市场而非国家边界，各种各样的组织和机构正在各个层面上进行建构或重构。这也意味着，发轫于经济领域的全球化运动正在政治领域突破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世界体系逻辑，较为突出的一个表现是晚近二十年“全球治理”议题的大量涌现。 [20]这就表明，经济和政治或许是在各自的领域中进行理性化的嬗变，但生成逻辑的差异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只能是一种高度相关的外部联系。 根据上述描述，我们再次验证了马克思的判断：经济和政治是一种内部关系，相互依存、相互决定，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前提，而且只有在这种关系中才各有其存在的意义。 正是基于这个认识，钱学森把握住了其中的要害：“（世界社会形态）在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也会一步一步地向政治一体化的方向发展。”

政治一体化意味着出现全球化国家机器或世界国家机器。美国左翼理论家威廉?I?罗宾逊认为，全球化时代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跨国资产阶级用以实行跨国统治的工具是跨国家组织，既包括经过变革的民族国家，也包括各种超国家机构。 [24]虽然目前看来，这个跨国国家仅仅是稍具雏形，只能称得上是一个组织网络，“还未形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全球国家”，但是它已经在汲汲营造全球精英的政治整合，并且基于这个“新阶级”已经开始追求共同利益以及分配方式。这个跨国国家机器最终将采取怎样的形式？跨国资产阶级将会如何掌控这部机器来实行新的阶级统治？无产阶级又将如何跨越民族国家的范围形成新的阶级联合，并在这个国家机器面前继续进行共产主义斗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学习钱学森“世界社会形态”思想时必须思考和回答的。

二、营造世界社会形态：全球经济、产业革命与新的联合

全球性国家机器的初显是当前全球化区别于以往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重要特征，甚至可以说代表了资本主义发展进入第四个历史阶段。

全球化之所以构成新的历史阶段，意味着资本的全球运动发生了质变。概言之，是世界经济向全球经济的转变。所谓世界经济，指的是在前三个阶段，各民族国家的国民经济体逐渐形成了各自的积累循环，通过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以及商品交换和资本流动，对外与其他国家的积累循环相关联。这的确是基于“市场/贸易”的忠实描述。但是，最近四十年来，生产过程的全球化程度在急剧提升，全球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对生产过程本身进行了彻底的重组。生产过程的全球化必然对一国国民生产体系加以突破，不仅瓦解了单一民族国家的积累循环，并且使之整合到新的全球积累循环中来。这就是世界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决定性区别，也是西方主流全球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之间的实质差异。前者往往认为资本主义就是市场或贸易（即交换关系），由此全球化仅仅是资本主义在量上的增强。马克思主义则坚持生产关系的核心地位，从而准确勘定了世界经济向全球经济质变的临界点。

有观点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国家间通过资本跨界流动进行货物、服务交易，已经实现了世界经济一体化。事实上，这不过是“肤浅的一体化”，一旦面临国际政治经济危机，随时可以退回国民经济中寻求自保，从而实质上并不具有“有机性”，因而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整体。 [26]而生产进程的全球化不但使得生产分散化，也将几乎全世界统成单一的生产方式，促使不同国家和地区整合为一种新的全球经济。以马克思的资本循环公式（Pm G-W…P…W′-G′A） [27]加以描述：在世界经济模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