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联璧：安德森之后：如何看待民族主义？

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印尼东部城市玛琅病逝，享年 79 岁。多数人熟知他的名字，是因为不少高等院校中使用的那本民族主义课程经典教材：《想象的共同体》。

安德森对民族主义的认识是 “建构性” 的，他认为民族主义由现代西方文明塑造，现代技术和地方精英发挥了重要作用。而20世纪另一位民族主义代表学者安东尼•史密斯则认为，民族主义不能凭空想象，需要借助对传统资源的阐发。同时，认识民族主义也要关注底层民众发挥的作用。

对比两位学者的理论，能够看到 20 世纪人们对民族主义认识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如何 “制造” 民族？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欧美学界对民族主义的研究热情骤增，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就是重要代表。这本著作被译成十几国文字出版，还引发了大量论战和相关研究，涉及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哲学、人类学等多个领域。随后，这一热潮没有因时间推移而衰减，反而由于全球范围内日益涌现的族群冲突，产生大量新研究。

安德森撰写《想象的共同体》是受 1978 年至 1979 年中南半岛武装冲突的启发，他把现代民族界定为 “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

这种 “想象” 指的是：同一地区、同样语言的精英群体在现代化过程中借助印刷和出版技术，通过印刷品（主要是报纸和书籍）的广泛复制和流传，延长了对共同体集体记忆的描述。知识精英在与各种 “他者” 的交往互动中诞生 “自我” 意识，从而把某个地域范围内的社群聚拢成民族。

“想象共同体” 与现代化进程休戚相关。安德森认为，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萌生、推广基于印刷技术、商业化、制度建设等一系列现代化过程，尤其是经济和政治领域的现代化。

同时，民族和民族主义存在一种人造原型，这种原型具有一定普适性，尽管它后来以不同形态出现和发展，却这些模式的变化不足以否定原型本身的存在。安德森设定的民族原型最早是在美洲殖民地的欧洲文化精英遭遇他者之后萌生的自我与他者的区分。随后，这种意识回流到欧洲，发展成官方民族主义（official nationalism）的模板，并横向拓展到尚未出现现代民族的国家。

安德森把关于民族的想象融汇到一个既定模板中：这些民族都以人口、博物馆中的文明传承和地图上的疆域作为划分民族的标志。通过这些现代化的操作手段，一个个具有高度相似特征的民族被塑造出来。这样一种人工的塑造，放大了知识精英的作用，同时也放大了政治精英在推广官方民族主义中的作用。

民族的“传统主义”解释

安东尼•史密斯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族裔与民族主义研究会创始人，其著作《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一书对安德森的理论进行了批判与补充。

就安德森的理论，史密斯认为，一旦把民族和民族主义的产生作为现代化的结果，将会否定前现代历史对族裔文化群体产生的影响。另外，如果民族是精英主导的产物，那么就等于没有正视社会大众在 “民族” 这一模型中扮演的角色。为唤起本族群民众的情感，民族主义大量利用了族群神话、象征和记忆传统，而这些同样是在前现代历史中就根植于族群中的。安德森所谓 “建构” 出来的民族，并不是空洞无物、没有根基或完全被想象出来的存在，而是立基于族群的过去，内蕴了族群的多样性。

史密斯反思英帝国的衰退，认为民族主义在各族群中的本土化本身就是对民族主义 “重新阐释” 的过程。

一个从前殖民地出发，一个从宗主国出发，两位学者研究的起点恰好相反。安德森把史密斯定性为 “传统主义历史学家”。所谓 “传统主义”，是因为史密斯关注前现代的历史。

事实上，史密斯的批判与 20 世纪 70 年代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及学者关注社会下层群体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明确的文化转向更适于分析 1945 年后各国内部分离主义运动和新兴的独立运动。相较而言，安德森的模型更适合解读 1945 年之前的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

全面系统地看待民族主义

史密斯对安德森的经典理论进行反思，关注社会大众如何回应精英提出的民族建构方案，并区分出政治话语、精英理念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差异，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少前殖民地地区在去殖民化过程中遭遇认同分裂，走向不同选择。这种分裂体现于民族主义在本地化过程中失去根基，需要新的阐释形态和话语才能重建合法性。在这个过程中，本土文化和历史遗存就成为素材，应用到重新构建的民族主义中。

不久前，安德森在一次讲座中追问，那些来自中国、爱尔兰或其他地区的移民，离开祖国时发生了什么？当他们到达发达国家后，又会发生什么？他认为：“最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他们（包括爱尔兰人、犹太人等等）可能会有一种负罪感。当他们到达伦敦或者美国的一些发达城市后，他们会问自己，我为什么不留在家呢？我们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看到这种思乡之情或负罪感。”

事实情况可能复杂得多，当原先殖民地的 “臣民” 涌入欧美、参与战后重建时，移民和少数族裔群体（包括一直存在于多民族国家的次级民族群体，比如加拿大的魁北克人，比如联合王国的苏格兰人），发展出自己的历史和叙事方式，选择并呈现了群体文化、象征和符号，挑战既有的民族主义叙事。

事实上，史密斯并未否认安德森对于民族主义的观点，只不过由于时代变迁和历史案例日渐丰富，民族主义理论尚有许多需要补充和完善之处。在新时代背景下，史密斯给出了一种民族主义研究的新观点。这种观点和安德森的理论一样，虽然不够完美，却是能启迪民族主义新认知的视角

缅怀安德森的同时，把两本学术著作放在一起阅读，是不是能够看到一种对民族主义及其理论发展更全面而系统的认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