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刚 张霄宇：论中国民社党的社会主义

提要  中国民社党是20世纪3、40年代活跃于中国政坛的重要力量，该党抱持民主社会主义宗旨，是国共两党之外主张走宪政民主“第三条道路”的主要代表。其社会主义主张以调和折衷为特色，力图在生产与分配、自由与权力等多元价值间求得平衡，并根据时代需要有所侧重调整，整体上则保持了民主主义政治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面向，对于解决时代问题有一定针对性。该党坚持民主渐进的稳健立场，对暴力革命和极权体制的批判颇具洞见，但在革命话语盛行且国家亟需统一与秩序的历史语境下，其温和主张难以获得生存土壤，也注定了失败的历史命运。

关键词：中国民社党  中国国社党  社会主义  民主  第三条道路

近代中国是国内国际各种政治势力的角力场，也是各种思想主义的试验场。社会主义作为其中最重要的“主义”，其掀起一代风潮，带动世局变易之力量，更是不容轻估。社会主义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起源于工业革命后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清末以降伴随着西方列强对华侵略传入中国。孙中山先生曾说：“社会主义有五十七种，究竟不知那一种才是对的”。[[1]]这说明民国初年社会主义思潮相当复杂。五四时期西方传入的各种思想竞逐并存，社会主义思潮更汹涌澎湃，有左的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右的国家社会主义，亦有较为温和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及民生社会主义等。中国温和的社会主义者还成立了国家社会党，后改名中国民社党，民主社会主义是当时形形色色社会主义中的一支。

中国民社党归宗于康、梁，承北洋时代进步党、研究系之余绪，由国内的国家社会党与海外的民主宪政党合并而成。[[2]]该党以民主社会主义为宗旨，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了鲜明的思想主张，实践层面通过政党活动在抗战前后的中国政坛也发挥了不容低估的作用。民社党倡导一种调和的社会主义，反对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全盘公有化，提倡宪政民主、渐进改良以及阶级调和、混合经济，其主张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颇有影响力，亦有其局限性。张东荪曾说中国民社党主张“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弘扬中道，既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求得一个折衷方案，也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形成一个第三势力。[[3]]调和与折衷是民社党的特色，理论上兼取各家之长而避免走极端，但对各种尖锐矛盾的调和却也难免陷入理论僵局，进而呈现出某种吊诡，导致民社党最终失败的命运。本文在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础上，[[4]]试图就民国几种主义价值间对立错综的关系，从三个方面来分析民社党及其主义，希望能对中国民社党的主义思想有一个更为准确的理解。笔者相信，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民社党的社会主义，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有其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一．挤压型发展：生产与分配的双重目标

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经济上追求平等的思想，呈现在中国这样的现代化后发国家就更为错综复杂。近代中国的发展，可以说是被迫纳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并试图在这一体系内生存、发展和竞争的过程。后发国家的优势在于：拥有先发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因此，可以走捷径而不致重蹈先发国家的错误路径。但后发国家同时要接受先发国家不同阶段的主导价值，这些价值彼此可能是相互冲突甚至矛盾的，由此造成后发国家发展方向的迷失与价值观念的纷乱，带来挤压型发展（Compressed Development）[[5]]问题。具体到社会主义运动，就欧美先发国家来说，工业革命以来建立起的自由资本主义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及劳资关系的紧张冲突，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思潮由此勃兴，资本主义被迫进行自我调整，社会主义发展乃资本主义逻辑自然演进的结果。胡适说：“十八世纪的民主革命，和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不是两个相反的潮流，乃是一个大运动的两个相连贯又相补充的阶段”。[[6]]而对于俄国、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来说，在发展过程中既看到了资本主义创造财富方面的巨大效率优势，又认识到它在社会公平与财富分配方面的显著缺陷，由此必然要重新思考自身的发展目标，进而产生生产与分配、效率与公平的多重追求，体现在民社党身上，即所谓“民族自活”与“社会公道”两大目标。而二者间的权衡则成为该党社会主义经济主张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民族自活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张君劢的《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一文，张氏有感于当时“不耕而食，不织而衣”，连最基本的衣食消费品都要依赖进口的可耻局面，而提倡发展“吾民族自存自活之工业”，“以求吾国经济之完然自足”。[[7]]可见，民族自活之实质便是发展生产力，改变中国经济上的贫穷落后面貌。追求富强是鸦片战争以来历代中国人的集体关怀，且这种追求因民族危机的加深而天然带有民族主义色彩。如何将中国建设成自主、富强、现代的民族国家，是近代国人思想追求的一条主线，甚至可以说是最高诉求，这从一开始便与以个人权利为基点的自由资本主义大为迥异。中国民社党成立伊始，便在其纲领性文件《我们所要说的话》中，表达了对国家富强、民族自活的强烈关照，文中直言：“以中国目前的情形而论，实在是患寡而甚于不均”、“须知疾病真是贫穷，唯一无二的问题是如何增加国家民族的富力”。而对于如何增加富力，民社党提出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的主张：（1）把一个民族在国际上对外作一个经济单位（2）国家必有一个统筹全国经济的计划权（3）国家以公道平和的方法，吸收或转移一大部分私人经济的社会生产上剩余价值，而由国家用于再生产。[[8]]由此可见，此时解决贫困问题追求国家富强是其核心要旨，在实现目标的主导力量上，民社党坚持民族国家而非阶级的立场，这是其与共产主义的主要差别，但在摆脱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将经济与政治熔为一炉，依靠国家助力而非经济自行发展方面，二者却是一致的，且俄国的计划经济对民社党的国家社会主义，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民社党之所以在30年代格外强调经济建设之重要，将“造产”视为民族自救的头等要务，显然与当时民族危亡、国际政治经济残酷竞争的现实压力密不可分。事实上，在民族危亡的巨大压力下，由国家主导、依靠一定发展方针以期实现快速工业化和经济腾飞目标的做法，在后发展国家的历史中并不稀见，民社党所主张的国家统筹经济发展、集中社会剩余价值用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国家社会主义，与新中国成立初期所实施的“赶超战略”几乎如出一辙。

社会公道是包括民社党人在内的许多国人对社会主义的共同理解，资本主义“财富集中于少数人，酿成贫富的不均”，而社会主义“财富集中于国家，可以矫正贫富的不均”。[[9]]在民社党30年代昭示的理论架构中，民族自活被视作头等要务，但对于社会公正与平等的关注，并未从其理论视野中消失，该党力图做到“在不妨碍效率的范围内，须使公平与自由发展至最高度”，主张产业普遍化之普产主义，所谓普遍化，是指“人人以劳力所得由本人保有之”，农业上划定耕作单位将佃农变为自耕农，使人人都有土地；工业上分给工人股票，使人人都有一份私产，都是股东。[[10]]此外，国家对于公私经济的划分也有利于实现社会公道，“合此种种营业方式与私有公有之财产，画定相当比例，以部勒全国私人公人之经济行动，又何国富为少数人所垄断之足患，庶几社会公道之目的达矣”。[[11]]到1946年国社、民宪两党合并时，党的新政纲对社会公道的强调，上升到了比战时更高的地位。新的《中国民主社会党政纲》提出：“在计划与组织原则之下，以社会全体利益为基本概念”、“国家之主要任务，在谋人民全体之福利，彻底扫除以人民为工具之权力主义”。[[12]]由此，在国家、社会与个人三者的关系对比中，国家地位下降而个人和社会的价值得到了抬升，尽管国家依然享有计划与组织之权力，但主要目的已由谋民族国家的富强变为谋人民全体之福利，人民由实现国家目的之工具上升为目的本身。民社党亦以人权保障的立场，强调社会公道的重要价值，张君劢便指出“十九世纪之人权论，以信仰、结社、宗教、财产为重，现在则推广到劳动权、生产权，可以说从前为个人主义，现在为社会主义。同一人权，其中意义一贯，决无冲突”。[[13]]尽管在实现社会公道的具体手段上，新政纲所提出的诸如“划分公营民营界限”、“国家得以公道原则，法律手段转移私有财产”、“运用财政金融政策累进课税方法”、“平定地价，扶助贫农，实现耕者有其田之政策”、“推动劳工分红制与劳资共同监督管理制”等，与30年代国社党时期的普产主义政策并无太大差异，但新政纲所体现的个人与社会之目的性而非工具性以及人权保障的立场，都使得其社会公道色彩较国社党时期更为鲜明。

从民社党不同时期关于民族自活与社会公道的理论言说中，我们可以初步探析该党的经济主张：总的说来，民社党所希冀的是“把易于造产的集产主义与宜于分配的普产主义，以及侧重自治的行会主义调和为一”， [[14]]而这种调和主张是西方两大社会思潮影响及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中国问题意识所共同催生的产物。前文已经申明，追求富强、挽救民族危亡是几代国人的集体关怀，而在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中，从张东荪的“无知病、贫乏病、兵匪病、外力病”，[[15]]到胡适的“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鬼，[[16]]中国问题以贫乏为最，乃人所共知，因此，注重进步与效率，注重造产与发展实业，自然成为主要社会诉求。事实上，早在1920年那场著名的社会主义论战中，中国应该采取何种方法发展实业，就已成为论战的主要焦点，以张东荪为代表的一方认为：“盖中国民不聊生，急有待于开发实业，而开发实业方法之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17]]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一派，则认为社会主义不仅可以发展实业，而且可以均富贵，较之资本主义为更优。这场论战在当时并没有产生一个明确的结论，而到了30年代初，西方世界经济大萧条与苏联“五年计划”取得巨大成功的强烈反差，让人们认识到资本主义不仅在分配领域存在问题，在生产、流通方面也是弊端丛生，而苏俄的计划经济恰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计划经济的一时成功，对五四时期悬而未决的社会主义论战，给出了迟到的答案，在解救贫乏的需要更加迫切的情况下，社会主义顺理成章地成为时代风潮。[[18]]张君劢所指出的资本主义“财富集中于少数人，酿成贫富的不均；无统筹全局的计划，流于生产过剩；私人相互竞争，因竞争而生浪费”的弊端，以及社会主义“财富集中于国家，可以矫正贫富的不均；一切经济事业集中于国家，故易于抵御外国的竞争”[[19]]的优势，代表了时人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计划的普遍态度，民社党在党纲中也大量采用计划经济的办法，以实现民族自活的造产目标，作为解决贫乏问题的终极方案。因此，无论国社党还是民社党时期，国家计划都是该党经济主张的重要内容，而民族自活的生产追求也始终处于重要地位，社会公道分配层面的追求，在抗战之时因民族危亡的加深而退居次要，战后才因民社党理论对国家、社会、个人关系的重新安排而得到提升。与此同时，民社党经济主张的另一特色，是认识到了苏式社会主义全盘公有化政策可能导致的官僚主义及妨害自由问题，因而提出保留私产及引入基尔特社会主义行会自治思想作为纠偏，将集产主义、普产主义、行会主义调和为一总的经济主张。不论此种经济主张在现实中有无可操作性，单从其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经济体制的利弊分析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