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被利用的女权主义

近年来，国内的海外华人研究取得了众多成果，逐渐迈入成熟的体系，在国际学术界也享有了一定的地位。然而，现下的海外华人研究主要集中于华人社团、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华文媒体、政治政策等方面，而华人女性、心理健康等人文关怀方面的研究却相对缺乏;研究中女性主义视角的缺失，也导致众多研究将华人男性等同于整个海外华人群体来进行调查与得出结论，忽视了女性不同于男性的生存状况与利益诉求。

随着女权运动的高涨和女性精英以及部分男性精英的推动，女性主义思想开始在国内普及，女性主义视角所带来的启发与反思也已逐渐引起各个学科与研究领域的重视。不可否认，海外华人女性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须指出的是，它仍处于不成熟的阶段。笔者认为，海外华人女性研究仍存在一些问题与误区值得我们指出与反思：所谓的女性主义视角是否仍未摆脱父权思维模式?对华人女性状况的评估方法是否存在方向性错误?其所得结论是否仍值得商榷?笔者将在下文通过指出四个具体的问题进行分析与论述。

一、 独特性的缺失：是海外华人性别研究还是单纯的性别研究?

无论是性别气质与社会分工方面，还是女性地位的阶段性转变方面，亦或是华人女性文学研究方面，海外华人女性研究都离不开性别研究的基本理论。然而，以性别研究理论为基石与单纯的性别研究是绝不能等同的两件事，但一部分海外华人女性研究将二者等同，僵硬地套用性别研究理论，再冠之以海外华人之名，缺乏海外华人性别研究的独特性。

1.1 性别气质与社会分工角度的独特性缺失

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对一些基本的性别研究理论进行简单的阐释：

作为性别研究理论的核心内容，社会性别理论将人的性别区分为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生理性别是指男女在先天的生理结构方面的差异，而社会性别是指男女在后天的社会文化期待中构建的一套性别行为模式。

性别气质指社会文化强加给男女的一套稳定的、固化的、对立的行为举止及社会意义。通常情况下，男性气质被表现为与成就取向相关的一系列性格和心理特点，如坚强、有地位和非女性化等;而女性气质被表现为与亲和取向相关的一系列性格和心理特点，如温柔、爱整洁和依赖男性等。这样的性别气质也被称为性别的刻板印象。

社会分工便是指社会文化基于性别气质的刻板印象而强加于男女的一套分工模式，男主外女主内是其最基本的形式。

了解清楚基本的定义后，我们来谈谈海外华人女性研究对与性别气质和社会分工这两方面的普遍研究：

第一，从性别气质角度来说，大多数研究都会提到中国传统文化对华人女性的根深蒂固的影响与束缚。无论是第一代移民还是在第一代移民作为家长的影响下的后代，相当大一部分华人女性在性别气质方面都表现出服从、忍让、贤惠、谦逊的特点，是为人妻、为人母的典型形象(关于独立自主的新生代华人女性将在下一节讨论，这里暂不纳入讨论范围)。

然而，很多海外华人女性研究在得出上述结论之时便戛然而止了。它们甚至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了详细的分析，对华人女性所表现出的性别气质作了具体的研究，对二者之间的逻辑链进行了深刻的探讨，但它们却唯独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这种程度的华人女性性别气质研究与中国国内的女性性别气质研究有什么明显区别?

对于中国国内的女性来说，她们同样受到传统文化的束缚与影响，同样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这样的性别气质，那么她们与华人女性之间的差别在哪里?这种相同的传统文化和这套相同的性别气质对她们在社会中生活中产生的影响又有什么不同?她们所做出的应激与反应又会有什么区别?倘若缺失了海外华人的独特性，华人女性的研究注定淹没于普通性别研究的洪潮之中，难以浮出水面。

第二，从社会分工角度来说，海外华人女性研究犯了同样的错误。尽管许多研究对某个特定地区华人女性所从事的工作(包括家庭主妇)的具体信息与数据进行了分析，但它们依旧得出的是男主外女主内的结论。它们没有考虑到，这种传统的性别分工对华人女性和国内女性有什么不同的影响，在海外与国内又有什么不同的社会意义。这样的海外华人女性研究，又沦为僵硬的模式化性别研究。

1.2 女性地位阶段性转变研究的独特性缺失

基于上文对海外华人女性研究的性别气质和社会分工角度的成果分析，我们进一步探讨其对女性地位阶段性转变的研究。

很多海外华人女性研究将华人女性地位划分为若干个阶段，大致都可概括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女性地位低下，大多为卑躬屈膝的家庭主妇或受尽剥削与歧视的工作者，甚至沦为妓女;第二个阶段的女性地位提升，独立自主且具有高教育水平，多数人获得相比以前好很多的工作，甚至涌现许多杰出的女性。

暂且不谈得出这个结论的方法是否科学(关于评估方法的分析与反思将在后文详细探讨)，我们仍须提出那个同样的问题：它与非海外华人女性的状况有什么明显区别?

随着女权运动的高涨和思想的解放，无论是女性教育和能力的提升还是社会上性别歧视观念的弱化，中国国内乃至整个世界都呈现出女性地位提高的趋势和转变。在这样一套模式化的分析方法之下，得出相近的结论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那么在研究中，华人女性地位转变的独特状况和独特意义又在哪里?

1.3 海外华人女性文学研究的独特性缺失

对于缺乏女性主义视角的海外华人研究来说，尽管近年来关于女性研究的数量有所增多，但却大部分集中于华人女性的文学研究。

首先，我们先来探讨一下女性文学研究的意义。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说，文学与现实的距离正如学术与生活的距离。一个从事性别研究方向的大学老师可以在讲台上大谈激进女权主义，但或许一离开讲台回到家中，她便开始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同样，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可以是站在权力尖端的成功人士，可以是杀敌无数的巾帼英雄，也可以是善于表达内心的欲望、勇于追求内心的渴求的新时代女性，甚至是冲破或者颠覆生理构造的“新女性”，但这些文学形象的转变是否真正意味着现实中女性地位的转变?当然，我们需要承认的是，女性文学的转变反映了部分女性开始正视自己的能动性，敢于发出属于女性的声音甚至是利益诉求，但笔者认为这并不能成为海外华人女性研究大部分集中于女性文学研究的理由。从这个角度考虑，笔者认为海外华人女性研究存在着研究结构失衡的问题。

再者，我们重新回到这一节的主题，提出那个独特性的问题：海外华人女性文学的研究与普通女性文学研究相比有什么明显的差异?

的确，相比于普通的女性文学，海外华人女性文学将面向更多的外国读者群。但如果仅仅为了这一个意义而大费周章地将海外华人女性文学与普通女性文学进行区分，这种区分又有多少价值?

海外华人文学的创作背景以及华人作者的文化情感都是与普通文学的不同之处，如果忽略海外华人的独特性而去单纯地分析华人女性文学中对性别的反映与反思，注定会落入普通性别研究的窠臼。但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过分地关注文学中所体现的民族性与文化皈依问题，又会忽视男性文学与女性文学的不同，将海外华人文学与海外华人女性文学混淆起来。所以，如何在注意海外华人独特性的同时又介入明确的性别视角，将是海外华人女性文学研究进一步发展所必须思考的问题。

二、 女性社团的崛起：是华人女性地位的提升还是性别气质的固化?

华人社团是海外华人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展示，同样也是海外华人研究的重点之一。诸多海外华人研究对特定地区的华人社团的特点、现状、变迁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然而，女性视角的缺失却成为华人社团研究的“阿喀琉斯之踵”。大多数华人社团的研究都将华人男性当作整个华人群体，对妇女组织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本就为数不多的女性社团的研究仍存在父权思维模式的误区：固化性别气质与东方主义的女性社团被研究者们认为是对华人女性的人文关怀与地位提升。

2.1 华人社团研究的女性视角缺失

在海外华人研究中，研究者对华人社团的关注屡见不鲜，但绝大多数的研究都缺乏女性主义视角，笔者将从传统华人社团和新兴华人社团两个方面分别阐释。

第一，对于传统华人社团来说，它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经济上促进华社工商业发展，政治上争取华人合法权益，社会上通过构建想象共同体等方式联络、团结与组织华人群体。然而，在传统华人社团存在时期，同样存在的也包括束缚女性的中国传统性别文化。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华人社团的功能，由其是经济和政治功能，更偏向于站在华人男性的立场，保护华人男性的利益。绝大多数华人社团的研究都看到了社团在维权之路中的艰辛和成果，却没有看见那些站在“经历艰辛与取得成果”的华人男性身后沉默的华人女性――没有人保护她们的权益，甚至她们不知道自己有拥有权益的权力。这类的研究将华社取得的男性权益看作整个海外华人群体取得的权益，进而把男性的成功当作了全部华人的成功。

第二，对于新兴华人社团来说，社团内部的妇女组织逐渐兴起。这类组织的功能在于通过组织活动丰富华人女性的社会生活，维护华人女性的利益。然而，在通常情况下，学界都把妇女社团的研究融入华人社团的研究之中，并未进行单独系统的研究(于琳琳2012：1)，华社的研究仍缺乏独立的女性视角。

2.2 父权思维模式下的女性社团研究

未进行单独系统的研究并不代表没有进行过研究，但部分女性社团研究中对妇女组织的评估却陷入了父权思维模式。

通常情况下，女性社团会开设烹饪、美容、编织、插花、书法、国画、剪裁、英文、健美运动等学习班。诸多研究者对此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它丰富了华人女性的社会生活，提高了华人女性的生存技能和综合素质;这些针对华人女性的课程辅导反映了华人女性地位的提升。

我们必须承认，在某种意义上它的确反映了华人女性地位的提升，因为针对性的课程辅导意味着女性的“利益”得到重视。但在此之前，我们还需再思考一个前提性问题：这些学习班所教给女性的东西，是否符合女性的真正利益?

在父权思维模式下，即使是新时代，性别气质的刻板印象所展现给我们的女性形象也是美丽、贤惠和多才多艺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女性的美容、烹饪、编织等方面进行培训，是符合女性的“利益”的。但是站在女性主义的角度，对女性“美丽”的要求意味着女性的物化与“他者的凝视”，对女性“贤惠”的要求则意味着将女性束缚于私人领域。

当然，单纯地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去评估女性社团的价值是片面的，它忽视了华人女性从沉默到发出自己的声音的客观转变。然而，如果不加反思地在父权思维模式下去肯定与赞赏这些女性社团或组织的措施，站在更长远的角度来看，相比于反映了女性地位的提升，它的作用或许更凸显于性别气质的固化。

三、 反性别歧视的呼吁：是反性别歧视还是父权模式下反种族歧视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