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克・瓦格纳：走向一种争议式的激进民主：对话查特尔・墨菲

[德]埃克・瓦格纳 孙亮 夏小媛译

2007年出版的由海因里希・盖泽伯格（HeinrichGeiselberger）主编的论文集《现在？政治、抵抗与布道》（AndNow?:Politics,ProtestandPropaganda）刊载了德国美因茨大学助理教授埃克・瓦格纳（ElkeWagner）对“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学者查特尔・墨菲（ChantalMouffe）教授的访谈文章。在这篇访谈中，墨菲从《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Hegemonyandsocialiststrategy:towardsaradicaldemocraticpolitics）一书的写作成因和它的基本理念谈起，集中说明了其理论中“对抗”与“领导权”这两个核心概念。在她看来，激进民主的意图就是要使现有的民主体制更加激进化，这是为了使自由与平等原则在越来越多的社会关系中生效。自由主义理论无法真正达成民主的原因在于其没有理解政治的本质。访谈还通过墨菲对卡尔・施米特、乌尔利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等思想家的反思来凸显这样一种观念，即政治对抗模式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是民主的内在要求。最后，墨菲认为，建立一个普世主义的民主不过是“反政治”的假象，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多极世界的崛起。访谈主要内容如下。

瓦格纳：您同恩斯特・拉克劳(ErnestoLaclau)合写的著作《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已经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并对新社会运动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该书中，您试图通过重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介入关于政治本质的当代讨论。您能更详尽地阐述一下本书的写作成因和它的基本理念吗？尤其是霸权概念在该著作中充当了怎样的作用？

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在1985年由沃索（Verso）出版社出版，我们写作该书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政治目的，二是理论目的。政治目的是通过重构社会主义计划以试图回答在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看法中的左翼思潮的危机。在我们看来，这个危机部分取决于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社会运动日益突出的重要性，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都不能理解这场运动的特殊性。因此，我们的理论目的就是去拓展一种路径，以使它能够阐明新社会运动的特殊性，而这一新社会运动不是以阶级为基础的，可能因此也不能仅仅依据经济剥削加以理解。我们确信新社会运动需要详尽的政治学理论的支撑，因而，试图通过将两种不同的方法整合在一起来为新社会运动提供一种理论，这两种方法一是以德里达、拉康、福柯为代表的（也同时是以美国实用主义和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对本质主义的批判，二是来自于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的一些重要见解。这一理论方法有时被称作后马克思主义，也作为“话语理论”为人们所熟知。

瓦格纳：那么您的这一方法的主要概念是什么呢？

墨菲：在我们的方法中主要有两类概念：一是“对抗”的概念，二是“领导权”的概念。毫无疑问，“对抗”的概念在我们的思维中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否定性是最基本的构成要素，且永远无法被克服。“对抗”的理念同样也揭示了冲突的存在，并且对此没有理性的解决方法。“对抗”指向了一种对多元主义的理解，这与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有很大的不同。随后，我在《民主的悖论》中建议将这种根深蒂固的“对抗”称为“政治性”，以便于将它同“政治”区分开来。“政治”指的是以组织人类共存为目的的多种形式的实践活动。第二个重要的概念是“领导权”。对我和拉克劳来讲，对抗和领导权是需要详尽阐述一种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它们与下列思考路径相关联，思考政治性和对抗始终存在的可能性需要认定缺乏一个最终根据以及承认难以决定的和偶然性的维度，这种维度遍及所有法则。在我们的语境中，这也同时意味着要判定每一种社会秩序的领导权的本质。谈论领导权意味着每个社会秩序都是建立在缺乏终极理性基础之上的权力关系的偶然性“链接”。社会总是在偶然环境中创造特定秩序的一系列实践活动的产物。这些就是被我们称之为“领导权”的实践活动。然而事情总是有其对立面。每一种秩序都基于对其他可能性的排除，一种特定的秩序总是表达了一种特定权利关系的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种秩序都是政治的。如果没有权力关系使给定的秩序成型的话，那么这种秩序也不可能存在。这个理论观点对政治实践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人们常说，当今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趋势是注定要被接受的。还记得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曾说过多次“别无选择”吗？不幸的是，许多社会民主主义者都接受了这种观点，并且相信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以更加人性化的方式来管理所谓的全球化的自然秩序。然而，按照我们的方法，显而易见，正是由于权力关系的领导权结构导致了每种秩序都是政治的秩序。全球化的现状远非“自然”，而是新自由主义的领导权的产物，且是由特定力量关系塑造的。这意味着它能够被挑战和改变，当然，替代方案是行之有效的。正如您所看到的那样，领导权结构的概念对设想如何实现政治行动是很重要的。这意味着为了改变他们，您总是能干预权力关系。

瓦格纳：对当今领导权关系所设想的替代方案，您认为它的结果是什么呢？

墨菲：对于这个问题而言，首先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得有一个由客观力量发展产生的自然秩序，它可能是生产力，或者也可能是历史法则或精神发展的规律。利用另类全球化运动的口号，我们可以断言，“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事实上，其他世界总是可能的，我们从来不会接受事情是不能被改变的看法。尽管替代方案被占主导地位的领导权排除在外，但总是能够被实现，这也恰好说明领导权理论有助于理解。每一种领导权秩序经得起反领导权的实践的挑战，这种反领导权的行为试图通过分解现有秩序从而建立起另一种领导权的形式。正如您能清楚地意识到的那样，这种论点对于政治解放目标的设想具有非常重要的暗示作用。如果说政治斗争都是不同领导权行动和不同领导权目标之间的对峙，那么也就意味着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宣称这样的对峙应该以完美民主的达成而中止。这就是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一书中，我们为什么要根据“激进多元民主”来重新定义左翼的理由，以及重新诠释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设想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我们提倡的是现有民主体制的激进化，这是为了使自由与平等原则在越来越多的社会关系中得以生效。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们的目标是为了考虑到新社会运动的需求。对我们来说，左翼所面临的挑战是要找到连接各种由女权主义者、反种族主义者、同性恋运动和环保运动所提出的新需要的途径，这一途径在某种程度上关系到他们由阶级构想出的需求。《领导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中另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等价链”。我们反对由一些后现代理论家们所提倡的彻底的分离，我们认为，左翼在所有这些不同的斗争中建立一条等价链是必要的，以至于当工人定义他们的需求时，还需考虑黑人、移民以及女权主义者的需求。这就要求，当女权主义者定义他们的需求时，他们不会因为纯粹的性别问题而无动于衷，相反，为了在民主斗争中创建一条广泛的等价链，他们也会考虑其他群体的需求。我们认为，左翼的目的是集所有民主力量为一体，推动激进民主及建立一个新的领导权。

同时，我也应该强调这个激进民主计划的另一个重要法则，这个法则是要打破这样一种信仰，即在先进的西方民主社会中，为了走向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必须摧毁原有的自由民主秩序，从头开始建立一个新秩序。在此，我们要批判传统的列宁主义的革命模式，并主张在现代多元民主体制下，深远的民主进步可以通过对现有制度的内在批判得以实现。我们认为，现代民主社会的问题不是出在他们自由平等的政治伦理原则上，而是这些原则根本没有付诸实践的事实。因此，社会上的左翼战略应该是实施这些原则，而并非与其彻底的决裂。相反，它更需要一个可以引领新的领导权诞生的葛兰西式的“阵地战”。

瓦格纳：那么这个等价链是如何被付诸实践的呢？工会或已建立的政党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墨菲：不幸的是，就激进民主的可行性而言，当今的形势比30年前我们写作上述著作时更加不利了。追求等价链仍是左翼计划中一个至关重要的任务，但形势已被新自由主义深深地改变了。在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民主主义的常识依旧普遍。我们批判社会民主党的缺点，并提出了激进民主政治，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社会民主取得的进步是如此的脆弱。从那时起，政治思潮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管理之下，新自由主义顺利进军并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重大进展。在英国，撒切尔主义成功地展示了社会民主主义的领导权并且确立了至今仍存在的新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当前，我们处于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即我们有义务捍卫福利国家的基本制度，虽然在早些时候，我们批评它不够民主。最近,即使是作为民主秩序支柱的市民权利也会受到所谓的“反恐战争”的攻击。与其为捍卫激进民主而斗争，还不如为反对进一步破坏基本民主制度而斗争。为此，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从我的角度而言，我们需要建立进步力量的前期准备工作。所有的市民社会运动都是有必要的，如组织世界社会论坛，以同进步的政党和工会一起行动。这就需要一个巨大的等价链体系，以为了建立必要的制度中介去挑战领导权秩序。我所担心的是，许多社会运动在与已有的政治体制的合作中存在阻力。我一直参与另类全球化运动，这个运动中那些重要的领域对已有的政治组织持非常消极的态度。他们受到哈特和奈格里思想的影响，即他们在《帝国》（Empire）与《诸众》(Multitude)中主张公民社会运动应避免同政治体制交涉。他们认为所有的这些“克分子”（molar）（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术语）机构都是“捕捉的机器”，基本的斗争将发生在微观政治学的分子水平。按照哈特和奈格里的看法，帝国的内部矛盾将导致其崩溃而促成诸众的胜利。事实上，它们不断地复制并重现，即使在不同的语境下，根据第二国际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自身内部的矛盾终将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因而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只需静待资本主义的终结。帝国的视角也是类似的过程，只需适应新的条件。现在起着核心作用的是非物质性劳动力，它不再是无产阶级，而是诸众――革命的代理人。但这同样是过时了的决定论。这就是为什么哈特和奈格里认为没有必要在不同的社会运动中建立任何形式的政治统一体的原因。我认为，最关键的政治问题是诸众是如何成为一个政治主体的？这一问题绝不是由他们提出的。他们承认任何社会运动都有其不同的目标，但如何阐明这些差异并不是问题。事实上，在他们看来，正是由于社会斗争的不集中，才使得斗争变得更加激进，而每一次斗争都是直接针对了帝国的实质。我认为，这种做法在另类全球化运动的几个领域内已有负面影响，因为它阻止了政治活动家们解决根本的政治问题：如何组织遍及的差异性，从而在差异斗争中创造出一个等价链。

瓦格纳：除了对哈特和奈格里思想的批判之外，在您最近的著作里，您试图通过批判社会学家和政治思想家所提出的著名的政治理论来突出您的立场。请问您对此作何解释？

墨菲：在写作《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以及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在政治领域的不足之处以后，我还想说明，在自由主义中找不到政治斗争的解决方法的原因是由于它没有任何政治理论的支撑。这就是我为什么开始讨论不同的自由主义模式，尤其是在当时最为重要的一个模式：约翰・罗尔斯模式。在我看来，自由主义理论无法真正理解政治本质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因为它的理性主义；第二，因为它的个人主义。理性主义与确信通过理性注入到认为始终存在对抗的一方，可以使对抗得到最终的和解。此外，个人主义绝不允许个人掌握政治认同的创造模式，也就是说，政治认同总是一种集体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