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春、汪轩宇：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价值及其当下意义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是人类思想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它约束、规范着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过程，在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生活的质量。在世界各民族的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历史发展可以与其文化传统相割裂，也没有哪个国家的社会发展是其全部思想文化传统的延续。当下的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这一进程实际上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延伸，如何对待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如何对待作为中国古代政治价值观念源泉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在怎样的意义上能够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思想资源，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思想主题。

一、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历史发展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发轫于商周之际，商代后期出现的王权至上观念以及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思想，既是那一历史时代社会政治生活的真实反映，也体现了生活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人们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解。此后，随着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演进，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可以分为春秋战国、汉唐以至宋元明清几个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形成以至繁荣的必要条件。以儒、墨、道、法为代表的诸子百家，面对动乱纷纭的现实，试图找到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办法，于是，什么是理想的社会政治生活，怎样才能实现这样的政治生活，成为思想界共同关心的主题。这一时期的思想家，围绕人性的善恶、天人关系、道义与功利、治理国家的应然法则等至关重要的理论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进而形成了内涵丰富的百家之学。

可以肯定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旨意不同的诸子百家，就其思想内容而言，对社会政治生活认识最为深刻的是儒、墨、道、法四家。法家的法治理论、儒家的仁礼学说以及道家的形上思维，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在后来发展中不可或缺的思想成分。

秦统一中国以后，中国社会走上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道路，与这一历史过程相适应，思想界也由原来的百家争鸣转而进入“别黑白、定一尊”的时代。在法家思想与源自道家的黄老刑名之学陆续被付诸实践以后，西汉中期，儒家思想获得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从此以后，儒家伦理政治学说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体，儒家思想在学理上的进步，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发展进步的内在动力。

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体是中国社会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本身有其内在合理性。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之学，虽然如司马谈所说：“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史记・自序》)，但其对社会政治生活理解却不尽相同，以战国时期的儒、道、法诸家为例，法家站在专制君主的立场上理解社会政治生活，强调君主利益至上，而无视民众利益的存在，法家思想的价值指向是极端的君主专制政治，秦王朝二世覆亡的事实适可作为法家思想的注脚。与法家相反，道家尤其是道家学派中的庄学则属于另一个极端，他们把道或自然作为政治评价标准，倾向于“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汉书・艺文志》)，而不承认国家以及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合理性，道家学派所追求的是无政府的天放生活。与道、法两家不同，儒家则试图在无政府与极端的君主专制二者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一方面，他们承认国家以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君主应该以合乎道德的方法对待臣民。儒家追求的是符合道义的政治。在这一意义上说，儒家思想在两汉以后成为政治上的统治思想，是那个历史时代最为恰当的选择。

在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以后，思想界也进入了百家合流时期，战国时期其他各家最有价值的思想成分都被两汉以后的思想家继承下来，融人了传统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不仅如此，即使是由西域传来的佛教，其某些思想成分也为传统儒家所吸收，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也曾是一个兼容并蓄的体系。

汉唐时期是中国古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对于刚刚从小邦林立的状态下走出来、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各项政治经济制度尚待完善的中国社会来说，如何安治天下、实现稳定的社会秩序是思想家面对的社会主题。在这样的社会历史环境下，针对不同时期出现的社会问题，思想家就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在诸如土地制度与赋税制度、纲常伦理与道德教化、国家的农商政策与民生、分封与郡县哪一种制度更有利于国家统一等问题上，思想家们各抒己见，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理论支持。

随着汉唐时期思想文化的发展，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哲理化程度也日益提高。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派有着强烈的道义关注，他们期望符合道义的政治生活，即所谓“天下有道”，但他们却往往把道义原则诉诸经验性的历史过程，于是，“道”便被理解为“先王之道”，理想的社会政治生活便被看作是先王之治的回归。道家创始人老子以及儒家经典《周易》有着很高的逻辑思维水平，他们也像古希腊哲学家那样对世界的终极原因加以追问，他们甚至认识到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周易・系辞上》)，就思维水平而言，这一认识绝不亚于古希腊哲学家。但遗憾的是，先秦道家与《周易》的作者对于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道德问题并没有形成深刻理解。形上思维与道德关注相分离，使得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无法像苏格拉底那样在伦理问题中“寻求普遍性”。① 这决定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哲理化过程。

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哲理化过程中，汉唐时期的思想家有过许多重要努力。其中，两汉儒家对“天人关系”的讨论、魏晋玄学家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辨析以及唐代中期韩愈的道统学说，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哲理化过程的重要环节。他们或者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或者认为“名教出于自然”，或者说“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尽管思想家所提出的论题各不相同，其认识水平也各不相同，但其思想倾向却是一致的，都是要在终极意义上说明现实生活中为人们所认可的道德法则的合理性。虽然汉唐时期的思想家并没有在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但汉唐时期却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哲理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形成于两宋时期的理学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哲理化过程完成的重要标志。宋代思想家最为重要的贡献，就在于他们通过对终极原因的追问，在本体论层面上论证了道德法则的合理性。两宋时期的理学家把“道”或者“天理”看作是“天地所以为此天地”、“人之所以为人”的终极原因和普遍法则，在赋予其道德内涵的同时，把“道”或“天理”理解为政治评价的绝对标准，从而表达了对社会政治生活正当性的诉求。宋代思想家超越了汉唐儒家安治天下的境界。

两宋时期的思想界呈现出较汉唐时期更为繁荣的景象，这主要体现为众多旨趣不同的思想流派的出现。在这一时期，既有以程朱为代表的强调道义原则优先性的性理之学，也有以李觏、陈亮、叶适为代表的重视富国强兵的事功之学，更有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今天看来，陆九渊所说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陆九渊集》卷三十六，《年谱》)与欧洲近代哲学家贝克莱“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命题在思维水平上已经十分接近。到了明代中叶，陆九渊的心学为王阳明继承并有所发展，从而成为内容充实的思想体系。陆王心学的特点在于强调人的主体意识，晚明社会兴起的启蒙思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王学的影响。

明清之际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关口，明朝覆亡和清军人关的历史事实，引起了思想界的警醒。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思想家，对于秦汉以后的君主专制政治进行了深刻反省，对于如何革除专制政治的积弊，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某些设想，如设学校以公是非，置相以分割君权等等。明末清初思想家的认识触角与欧洲近代思想家的思想主题已经十分接近。遗憾的是，由于清王朝自康熙、雍正年间实行一系列思想禁锢政策，导致这一思想进程的中断。

秦汉以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历史发展，是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相伴随的。尽管秦汉以后国家统一的局面曾几度受到破坏，甚至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情况，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发展过程却没有因此而中断。即使是南北朝那样社会大分裂的历史时期，在儒学内部出现了“南学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杂芜，穷其枝叶”(《北史・儒学传》)的差异，但就主导方面而言，传统儒家思想的基本内核没有发生改变，历代儒家所追求的价值信念也没有发生改变。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发生西方思想史上那种由古希腊的人文主义到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统治，再到近代人文主义那样的大起大落，发源于商周之际的尊天重民的人文主义传统始终没有改变。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历史发展是以儒学为主体的思想学说自身不断完善的过程，是古代中国人的思想方式逐渐演进的过程，是历代思想家从以往的思想传统中汲取养分，并且不断地融人自己的理解，从而对社会政治生活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可以断言，如果中国社会没有发生重大历史变故，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将循着其自身逻辑不断地发展下去。

二、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生活

人类社会生活是在文化规范下运行的，在每一个历史时代，社会政治生活的质量都取决于有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而一个社会有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社会政治生活有什么样的认识和理解。在这一意义上说，每一历史时代的政治生活，都与那个历史时代流行的政治思想密切相关。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自其产生之时起，便影响着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生活，并且决定着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生活的质量。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对于中国古代政治生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输出价值观念的功能。中国古代是宗教神学不发达的社会，因此，世俗的思想文化始终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人们的政治价值观念主要来自于世俗的思想学说。诸如“天地所以为此天地”，“人所以为人”以及人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政治生活等至关重要的问题，都是由思想家回答的。就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实际而言，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政治思想向社会输出的价值观念，基本适应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

在东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古希腊政治思想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共同点，二者都强调人的重要性。如普罗泰格拉在《论真理》中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而中国古代的儒家也认为，天地之间人最为贵，而人所以为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类所特有的道德属性，“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苟子・王制》)。因此，传统儒家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人们应该拥有符合道义的生活。出于这样的认识，传统儒家重视个人道德修养，把个人修身看作是优良社会政治生活的必要前提。特别是在儒家伦理政治学说占据支配地位以后，传统儒家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认识路线，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在古代思想家的认识中，符合道义原则的政治生活只能是通过道德品质良好的人才能实现，因此，修身绝不仅仅关乎个人美德，而且关系到社会政治生活的整体质量。

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政治思想的基本价值指向是群体本位。在世界各民族的思想史上，思想家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认识和理解，归根结底来自于其对个人与群体亦即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理解。中国古代思想家更多地看到了群体之于个人的优先性和重要性。在中国古代社会大多数思想家的认识中，个人是群体的一分子，个人的价值只有在群体生活中才能实现，即使是个人道德品质也只有在群体生活才有意义，如，在表面上看，“仁”是纯粹的个人修养和美德，但据《说文》：“仁，从人从二”，也就是说，离开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将无法理解“仁”的意义。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在社会生活中，如果每个人都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角色，尽其应尽的道德义务，即所谓为人君、为人臣、为人父、为人子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