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如：大陆儒家、狂热分子与群众运动

摘要: 董仲舒处在先秦孔孟儒家发起的平民革命，向唯一执政党转换的关节点上。从此儒家成为“更为成熟的”儒家。董仲舒构筑了整套集权愚民思想。通过与统治者结成同盟，使儒家成为唯一执政党或者专业官僚层，也就是权力孳生物的学说。

近期大陆所谓新儒家颇为闹腾，似乎各有主张却都推崇董仲舒。某“2014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认为：“2014年……中国大陆政治儒学渐成气候，回到康有为成为一时焦点。康有为思想的启发性在于，古典时代的制度资源，有必要作为“政治准则方面的考量”加以援引。台湾学者李明辉则表示不认同大陆新儒家。作为港台师辈新儒家直接拥抱自由民主制度的调整方案，李明辉从儒家具有社群主义因素、民主制度需要与原来文化相调适的角度，继续主张儒学与自由主义联盟。相形之下，大陆新儒家似乎野心更大。在抽象地析出现代化问题之后，他们试图直接回归儒家政教传统而另起炉灶。公羊学而非自由主义，成为最值得借鉴的儒家制度理论之大宗”。

那么董仲舒是个什么人，他主张的东西是些什么呢？由于董仲舒其人其说在民国以后被儒家本身唾弃。儒家之外的其他人自然也没有兴趣对其进行了解。结果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权利，被儒生们独享。研究孔孟荀儒家、唐宋以后的理学心学儒家等等，情况也大致如此。由于人们的不感兴趣，将研究传统的权利交到了儒生们独享。这种做法非常错误。做为浸淫中国人2500年的历史意识形态，不能被忽视。也不可能因为人们的无视而自行消失。人类在反思错误之中发展，人性自大自美，没有反思就没有学习。而且拱手让出研究权利，导致儒生们能够自行美化、片面宣传。让丑恶假借虚名继续流传。儒家学术群体以裙带相荫为特点，皆为门生故旧。指望他们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也是不现实的。蒋庆在92年应运而生，从心性儒学转型为所谓公羊家，并非没有其根源。

回答董仲舒是谁这个问题，需要从华夏传统和孔子谈起。否则同样无法认清董仲舒这个人。认清了董仲舒，也就认清了蒋庆为首的所谓大陆新儒家。笔者《儒家对华夏传统的背叛（上）》，讲述过先秦到董仲舒儒家的流变过程。此处做简单重述。

孔子被儒生指称出身于宋国贵族之后。实际上其父叔梁纥仅是一守门吏。而当时的守门人全部由因犯罪而残疾者担任。不管怎么说，孔子出生后生活在曲阜阙里。当时的下等人聚居区。孟子也差不多。在孟母三迁的故事里，我们看到孟子出生在丧葬业聚居区。其他早期儒生几乎全部出身低下。主要由商朝遗民构成。孔子等人适逢春秋末期礼崩乐坏之机。所谓礼崩乐坏就是人们不愿意再遵守周朝的严格等级制度，不再愿意遵从周朝的严格的国民等级制度。这是两个层面的等级制度，都与氏族裙带有关（世袭）。前者指贵族层内部的严格等级，后者指氏族、民族之间的严格等级。孔子等人要改变自己的处境，就需要为统治者服务。同时他们需要改变华夏的学术传统，打击当时的贵族层。暴力革命在鲁国刚建国之时已经尝试过了，遭到了失败。可能更进一步降低了商朝遗民的地位。孔子们采用的方法不是暴力革命，而是文化革命。体制方面则通过尊君集权，更好地为君王服务，去打击贵族层、取代贵族层。孔子隳三都正是中国历史上从封建制转向集权的开端。孔子们创造的学说，特别是儒家孝道和移孝为忠说，恰恰是为集权服务的。《尚书》《诗经》皆称百姓为“民父母”。早先的老子、后来的墨子也称百姓为父母。而孔子等人则将“民父母”一词解释为君王是百姓的父母。由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管子》书中还记载了儒生拦路哭丧，向齐王表现自己有孝心的事件。由此整个先秦儒家经典，都浸透了这种君臣父子观念。《论语》中孔子称，为士者君命第一。孔子等人选择的为君王服务路径，类似普通平民的为国而战。我们也许不应该从道德方面去谴责他们。然而由于他们通过知识为君王服务，却深刻地改变了华夏的社会体制和文人们的精神气质。

孔子等人即使具有这样的服务性，仍然遭到排挤。原因是贵族集团的利益遭到了侵犯。孔子的敌人，全部是贵族，还有一个为贵族服务的阳虎。连被儒生称为贱人之学的墨子，都没有这么多贵族敌人。孔子在世的时候，贵族阶层的势力还非常强大。孔子及其弟子们一直失败。被嘲笑为“儒”――傻瓜，先秦除了儒家之儒，其他儒字全部是“侏儒”――同义词连用。在孔子50岁的时候再次周游列国求官失败。然后就有了孔子、子贡煽动中原六国混战事件。而之前的战争，虽说不算义战，而总需要有些吊民伐罪之类的义名。侵占土地被称作吊民伐罪的酬劳。孔子之后，从战争形态看才是真正的礼崩乐坏。

笔者这样表述历史，也许会让人们产生错误印象。孔子等人难道是些附权的小人吗？并不是这样。如果他们仅仅是些附权小人，就不会产生那么大影响了。实际上孔子等人是有着高尚理想的一群人。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说：“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虽千万人吾往矣”。“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这种高尚的口号，连墨家都提不出来。实际上孔孟等人是一些有着远大理想的革命者。他们的理想就是经济上的均贫富。他们认为应该回归氏族公社的井田状态。土地有君王所有（公有），由官员（他们自身取代了贵族层）给百姓分配土地。体制上的仁善集权，还有“选贤任能”的阶层流动。所有主张都以平等为指向，只是他们同时认为平等需要一个仁善的集权政权（君王）而已。马克斯?韦伯曾讲到过孔孟这种人：他要活得像耶稣，像使徒，像圣方济各，他无法忍受这个世界在道德上的无理性。这种人，奉信“基督行公正，让上帝管结果”的信念伦理，因而会按照伟大高尚的信念投入烈火，而不会考虑他点燃烈火的最终结果。显然，孔子们，满怀仁爱的道德激情，甚至为了天下人的利益，为了实现儒家的“大同”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理想，宁愿选择“舍生而取义者也”之牺牲，跳入信念的烈火。儒家秉持的“性本善”说为“信念伦理”提供了最佳支持。而前面提到的孔子等人的一些表现。为君王服务，并为之造学，煽动各国混战等等。只是孔子等人革命历程中的“因势而为之”，甚至可以说“不得已而为之”。为了伟大理想，手段只能是次要考量了。正所谓“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为义所在”。如果真正遵守尊卑有等的周礼，那么孔子们永远没有出头机会，永远没有实现理想的机会。所以他们发展出一种本于自心的认识论，认为做事情只需要扪心自问不亏心即可。实际上造成了道德的全面崩溃，不择手段地去实现他们的理想。

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言：“文化革命运动一般都是在现行秩序信用扫地以后才会出现。但一个秩序会名誉扫地，更多时候不是它犯了大错或滥施暴虐致之，而是心有不平的言辞人（men of words）积极促成的。所有的运动千篇一律是由文人为其前导”。用于观察孔子们再合适不过了。孔子正是霍弗所说的“心有不平的言辞人”。正是孔子首先喊出了礼崩乐坏的口号，宣称这个社会已经坏掉了。孔子等也正是无产文人，其自称“天生木铎”正是天生的标杆含义。我们读孔子，可以看到其愤懑；读孟子，也可以看到其愤懑；读荀子，还是愤懑。第一代孔子门徒，已经认为孔子高尚应该成为天子了。

孔子一出手就是“礼崩乐坏”，深合运动之道。但是在当时我们看到各路诸侯还是能遵守惯例和契约的，并没有达到“礼崩乐坏”的程度，至少是礼制的精神--遵守惯例和契约没有被破坏。仅仅是周室的统治地位被削弱了。其实周室当时已经无德霸据天下共主的地位，然而各诸侯国还是能在齐、宋等五霸的带领下共尊周室。战争中诸侯们仍然遵守“不渡不击”“不阵不击”“胜不逐奔”的规则。孔子本人就利用齐王对惯例的遵守，在齐王面前杀掉了齐王的优伶。孔子的“礼崩乐坏”说，开启了“这个社会已经坏了”的序幕。而孔子培养出来的学生们大多是些破落户，而且他们的目标指向为官。这就要求他们必须否定当时的社会，要求由自己去担任各级官员。事实上儒家的整个理论的核心也就是在为自己应该当官做辩护。比如百姓不自知的君子近道说，本于自心的仁义，君子不器等等。与儒家高喊的“大公无私”“舍身取义”相对照，我们会发现孔子及其门徒又符合了霍弗所说的运动人格：极端自私的人往往是无私精神最勇猛的捍卫者。

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早期）投身变革运动的，往往是那些觉得自己拥有无穷力量的失意者”；“（失意者）是那些渴望可以摆脱他们可恶自我的人”；“（失意者）通过认同于意见神圣失业而获得自豪、信心、希望、目的感和价值感，逃避自我”；“他们把自利看作是堕落邪恶的、不洁不详的”。“瓦解中的集体结构是运动萌芽的最佳环境”。春秋末期部分的“礼崩乐坏”和战争，土地私有化和买卖的产生确实能制造一些失意者。孔子则成为了那个让他们“觉得自己拥有无穷力量”的人。“推己及人”的仁，为他们提供了诉求的正义性论证。“君子不器”说，为他们提供了不遵守社会契约依照自己主观意志行事的合理性依据。“君子近道”说，使他们可以通过改变自己获得神圣。“大人喻于义，小人言于利”，不但符合失意者厌恶“自利”的心理，又能为他们提供高人一等的感觉。儒家成为了失意者的精神归属。

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失意者只有将自己混入人群，才能彻底地忘记令人讨厌的自我。所以他们主动地需要纪律性约束。而儒家的大公无私说就驱使人们忘记自己。孔子在实践中又推行专制制度，恚三都搞集权；杀少正卯、杀齐王的演员等血腥手段。向人们演示了权力和追求权力、服从权力的优越性。以血淋淋的的少正卯的人头，威吓自己学生们不得背叛；同时也用有饭同吃有难同当，拉拢自己的学生们。孔子的学团，其核心学生居然能一辈子追随在他的左右，完全将其视为了神――圣人。正是孔子娴熟运用运动手法的结果。礼乐制度原先只是贵族之间的契约礼仪。但是孔子抽掉了礼制的契约精神核心，将之运用于“教化”学生和民众。礼乐仪式的作用是为了同化三王、三代之时天下各部落、民族之用。我们想象希特勒的大型军乐队和大型群众集会，就会明白礼乐仪式的作用。儒家荀子正确地论述了礼乐的作用：“故听其雅颂之声，而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而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故乐者、出所以征诛也，入所以揖让也；征诛揖让，其义一也。出所以征诛，则莫不听从；入所以揖让，则莫不从服。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乐之术也，而墨子非之奈何！（《荀子・乐论》）”。也就是说“乐”的作用是教化人们，使人们失去个人意志，像军队那样整齐划一。孔子将之运用于教化民众，就为社会的失败者们提供了能够忘却自我藏身集体的庇护所。这是每个文化革命运动都必须的东西。

可见，孔子为儒家的平民革命运动提供了所有需要的元素，开创了儒家对华夏传统的改造运动。而且孔子所处的时段，恰值周室学官集体随王子姬朝南逃。天下出现学术真空。这使得孔子等人更加畅通。直到墨子出世，才出现了第一个有分量的反对者。然后是杨朱。但距离孔子儒学传播已经一百多年了。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好斗的言辞人在攻击既有的信念与忠诚的同时，会无意中在幻灭的群众间创造出一种对信仰的饥渴”。孔子等人的打拼，还真使得春秋后期的人们产生了对信仰的饥渴。子贡的解决方法是，树立孔子为新的神像。宣扬华夏传统上天信仰的墨家和宣扬新的天道观的杨朱学派，能够脱颖而出恐怕也有这种因素在内。

当文化革命运动逐渐形成势头，那么就会需要一些疯狂的人来领导。这些疯狂的人必须具有绝对自信、绝对自我的特点。也就是希特勒式的人格。此时横空出世的人就是孟子。当时的传播手段不发达，“礼崩乐坏”需要长时间宣传才能形成大范围的羊群效应。而且子夏这些比较务实的孔门弟子，也开始通过实务来实现儒家理想。这就破坏了儒家的狂热性。儒家没有狂热的支持，就不是杨、墨、老这些主张保持华夏传统的学派的对手。以至于“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