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中国墨学登场了（四）――超越“内圣外王”，墨家的心性哲学

受访人：

黄蕉风，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博士生

顾如，民间墨者、墨学复兴运动鼓吹者

南方在野，“新墨家思想学派网”主编、“墨家兼爱论坛”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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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曹璇，“当代新儒家谱系”创作人，香港新亚研究所博士生

李杨洋，香港儒艺青年文化协会主席

整理：姚梦莹，香港理工大学文化学系

地点：香港儒艺青年文化协会

（以下内容系经受访者审阅。内容不代表本会观点）

简介：

《该中国墨学登场了》系香港儒艺青年文化协会“当代新儒家艺术谱系”的系列访谈计划。本计划邀请三位在民间有广泛影响力的墨者参与对谈，以聚焦思想界的新思想学派――当代新墨家的学术动态和思想主张，并其对大陆新儒家、读经运动、墨学复兴、宗教对话、民族主义、全球伦理、普世价值等相关议题的“墨家立场”。本访谈计划将推出十期。

香港儒艺青年文化协会乃由中港两地青年学者创立的，旨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并港台新儒家思想的青年学术社团。协会主办的“当代新儒家谱系”艺术展于2014年9月13日在香港理工大学举办。由青年艺术家曹璇创作完成，艺术再现了熊十力、马一浮、钱穆、梁漱溟、冯友兰、杜维明、余英时等海内外儒学大家的风采。“当代新儒家谱系”为人民日报、文汇报、大公报等诸多媒体所报道。

黄蕉风先生是在香港从事“耶墨对话”跨视域研究的青年学者，现为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的博士生，亦是最早提出“墨家基督徒”概念的跨界神学人。顾如先生是中国民间最早标举“墨者”身份的民间学者，其提出《先秦墨家宪政纲要》即“墨家宪政”，与秋风的“儒家宪政”同为中国原典政治言说传统的新范式。南方在野先生是民间墨学推广第一人，墨学复兴运动鼓吹者，“新墨家思想学派”网站的主编和“墨家兼爱论坛”的创始人。“新儒家谱系”计划继艺术性活化港台新儒家诸贤之后，将目光聚焦于当代新墨家群体，以期通过采访学院和民间的三位新墨家代表人物及其思想，使得官方、知识界、民间重新重视墨学这门中绝千年的绝学，及当代新墨家独特的政治哲学表述。

（背景材料：最近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员，也是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弟子的李明辉先生，受邀至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讲授“中西哲学中恶与原罪”期间，接受了澎湃新闻的独家专访，就台湾社会中保留的儒家传统以及两岸的政治儒学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李先生在访谈中谈到自己“不认同大陆新儒家”，认为“大陆新儒家”这个称谓源自蒋庆和陈明等“一小撮”人的“自我标榜”。大陆新儒家群体的干春松、白彤东、李存山、曾亦、方旭东、唐文明等也集体撰文回应，抛出了诸如“港台新儒家未必切近大陆现实”、“港台新儒家对传统中国政治肯定得太少”等观点。以前学界似乎有一种说法，仿佛港台新儒家和大陆新儒家互相不对付，“老死而不相往来”，比如说一方认为“政治儒学”乃“死亡之吻”而近妖，一方谓“心性儒学”有内圣而无外王乃儒学的真正“歧出”。这其中可能各有学术路径不同、方法论范式不同、政治意识形态不同等问题。为此，香港儒艺青年文化协会特邀请黄蕉风、顾如、南方在野三位新墨家学人，就双方论战中一系列重要问题展开访谈，以为学术界提供来自墨家的另一个全新视角，以拓展同样问题的“墨学之维”。）

墨学“心性论”建构，归真在“去儒化”的解经和诠释

李杨洋：这次大陆新儒家的一些学者在回应李明辉先生的时候，提及知识界将大陆新儒家和港台新儒家做“政治儒学”和“心性儒学”的简单的二元划分，混淆了新儒学发展的真正路径和核心问题。我对比双方的说法，发现如之二分的确也不尽然，牟宗三、唐君毅的理路当然不是“有内圣而外王”，“一心开二门”就是港台新儒家希冀从传统文化中开出自由、民主的本土化表述。而强调大陆新儒家只有政治儒学也偏颇，公羊学大体只是其政治言说的一种方式。似乎争论的是个“伪命题”？

黄蕉风：我的看法和你基本一致。事实上所谓大陆新儒家和港台新儒家，政治儒学和心性儒学之间的分歧，只是一个排列组合或者次序先后的问题。无论大陆新儒家批评港台新儒家缺乏介入政治建构的能力，或者港台新儒家批评大陆新儒家哲学义理粗疏，多是选择性的。《大学》里面讲的“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一个层层外推，由内圣而外王的过程。怎么可能取去一个，留下一个呢？

李杨洋：顾如先生有什么看法？

顾如：抱歉要先说一些题外话，再来谈我的看法。当前我们当代新墨家思想学派主要从事的是墨学还原，或者说墨学归真的工作。其中涉及太多的自清末以至于民初的毕、孙、梁这些儒家学者对墨学的莫名加载，这些“儒化式”的对墨家经典的篡改和墨学诠释，使我们不得不去论证：这是儒家主张而墨家反对的。墨学未来的发展，不应该局限于墨家，而应首先“归道”，也就是回归道学，回归“古之道术”，认祖归宗。墨家做为先秦古之道术学统里面的最大分支，在汉朝被司马谈写成“墨子学儒者之术”，在身位上已经被降格；且不说《墨子》全书都在以道学原理进行阐述和论辩，所引《尚书》与儒家不同，就是目前留下的唯有的两个先秦记载，也都全部指向墨子属于道学学统。司马谈的说法只是孤证，即使汉朝稍晚期的班固都没有采用他的说法。墨学归道，也面临着先秦道家典籍被严重曲解问题，这还需要双方多交流努力，比如方圆、光尘、虚、一二三、玄同这些概念，甚至什么是“无为”，与《墨子》书互相验证会准确得多；甚至儒家书里“一阴一阳谓之道”之类，通过阅读《墨子》书也能获得更为准确的理解。墨学归道，实际等于华夏归真。这个工作完成之后，就可以与另一个学统的儒家进行真正的交流了。后始能谈谈该“儒学归华夏”还是“华夏归儒”问题。当然也可继续各行其道。有了这些对墨学的基础认识，才好谈新墨家对大陆新儒学、心性儒学的态度问题。

李杨洋：墨学回归“古之道术”，是指原墨学义理的还原，按你的说法是“去儒化”的诠释和解经，这还涉及到文本的考证和训诂的问题。

黄蕉风：我个人的看法是，当代新墨家之所谓“去儒化”的墨学诠释和解经，主要还是指义理。以我专业有限的知识和眼界，清末民初特别是民国时期的胡适、梁启超，甚至包括一些儒家学者、基督徒知识分子，在诠解《墨学》的时候，真是“拿来主义”、“实用主义”，无论是墨家核心教义的“十论”。他们越是把墨家拔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越是对墨学造成更大的戕害。起心动念有问题，无非是受了西学的冲击，发现儒学对接不了西方先进文明，就转身从墨学里面找。而这个工作，本来是要儒学来完成了。

南方在野：清儒孙诒让作为近代墨学复兴第一人，不可否认具有重要地位。不过他对墨学的训诂和考证，也不是全无问题的。这无涉义理，所以不能说“去儒化”的墨学诠释和解经，是只处理义理问题。这个要讲就太多了，先不谈了。

顾如：首先要处理的是因“儒化”理解而覆盖其上的对墨学的误解。孙诒让是毕孙梁毁墨三环中的一环。义理还是第二层的问题。去掉对自清末民初以来，对墨家经典的充满讹误的“前理解”，自然会得到去儒化的义理。

李杨洋：哦？听三位先生所言，那我要challenge一下了，你们的新墨家思想，看起来始终是循着大陆新儒家“政治儒学”的谱系来讲的，比如三代有宪政、比如共同体自治、自发秩序、立宪的经验主义传统。当代新墨家是在和大陆新儒家的不断论辩中发展出来，却好像生长出来的话题，都不离政治建构和国家哲学。那么我要问了，当代新墨家的心性哲学资源在哪里呢？你们能够回应大陆新儒家的墨学资源，是否同样能够回应港台新儒家以及心性儒学呢？

黄蕉风：这个问题我就不回答了。刚才已经说了，我不太倾向二分的。

顾如：你的challenge对我们构不成问题。首先，心性儒学是港台新儒家诸贤前赴后继努力的结果，其中大量吸收了道统，远胜于先秦、汉朝儒学。若说局限性，恐怕主要受制于平衡儒家知识层与统治者之间的潜规则：尊孔。我一般不批港台新儒家和心性儒学。但是心性儒学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美化了儒家。这是最为纠结的地方。

大陆所谓政治儒学，大致是想回归秦汉威权。钱穆先生说过，所谓法家（魏秦法家）毋宁说是儒家的正统。这位历史大家的判断是正确的。先秦儒家原先是一群争取民族平等的理想主义者，这也许就是余英时先生所说的“被压迫的儒”。在遭受挫折之后（浩居自顺，大言无实）终于转向治术探寻，通过为王侯服务，换取平等地位。孔子晚年的学生子夏、子贡、子游等恰是魏秦法家人物的源头。后世所谓“儒表法里”、“霸王道杂之”，绝非偶然。

先秦修身与治道并没有太大分离，（只是儒家修身对王侯、君子、普通人没有区分。而墨家有所区分。）所以，基本上先秦的治道表述大多可以适用于修身。大陆新儒家称原初儒家是“政治儒学”，失之颇偏，我也challenge一下，难道先秦儒学所展示的孝道仅仅是治道方式吗？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先秦学术是在先王的治道经验基础上，向下筑基的。现在习惯说政治是上层建筑，所以我说“向下筑基”。墨者从周道的“浸淫之辞，其类在鼓栗”开始，一层层向下推理。最终推出墨家兼爱说的根源所在：“一爱相若，其类在死也”。也就是说，大家都只自爱、自己去爱自己的亲人，和找死没差别，所以要兼爱。

我们看《尚书》其中只有先王、智者的记录。我们可以认为至少在春秋早期以前，华夏还只有治道，或者说也只有统治者的修身内容。然后在春秋战国时期学术大发展，人们才通过向下筑基方式发展出一套套的包括修身、治道的学说。华夏学术的发展历程本就是治道在先、修身在后。儒家是后起学统，发展比较缓慢，但也不见得是一片空白。这里面还涉及一个问题：到底是前人胜过后人，还是后人胜过前人？就墨家而言，肯定是后人学术胜前人学术。

李杨洋：那不见得。韩非就是“法后王”，不法今王，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法家之学术，却是有治术无治道的，不如“法先王”的儒家。

顾如：李泽厚先生说，历史在悲剧中进行。

南方在野：顾如说的“向下筑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