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中国墨学登场了（五）――大陆新儒家须走出“一神教心智”和“义和团化”

受访人：

黄蕉风，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博士生

顾如，民间墨者、墨学复兴运动鼓吹者

南方在野，“新墨家思想学派网”主编、“墨家兼爱论坛”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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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曹璇，“当代新儒家谱系”创作人，香港新亚研究所博士生

     李杨洋，香港儒艺青年文化协会主席

整理：姚梦莹，香港理工大学文化学系

地点：香港儒艺青年文化协会

（以下内容系经受访者审阅。内容不代表本会观点）

简介：

《该中国墨学登场了》系香港儒艺青年文化协会“当代新儒家艺术谱系”的系列访谈计划。本计划邀请三位在民间有广泛影响力的墨者参与对谈，以聚焦思想界的新思想学派――当代新墨家的学术动态和思想主张，并其对大陆新儒家、读经运动、墨学复兴、宗教对话、民族主义、全球伦理、普世价值等相关议题的“墨家立场”。本访谈计划将推出十期。

香港儒艺青年文化协会乃由中港两地青年学者创立的，旨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并港台新儒家思想的青年学术社团。协会主办的“当代新儒家谱系”艺术展于2014年9月13日在香港理工大学举办。由青年艺术家曹璇创作完成，艺术再现了熊十力、马一浮、钱穆、梁漱溟、冯友兰、杜维明、余英时等海内外儒学大家的风采。“当代新儒家谱系”为人民日报、文汇报、大公报等诸多媒体所报道。

黄蕉风先生是在香港从事“耶墨对话”跨视域研究的青年学者，现为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的博士生，亦是最早提出“墨家基督徒”概念的跨界神学人。顾如先生是中国民间最早标举“墨者”身份的民间学者，其提出《先秦墨家宪政纲要》即“墨家宪政”，与秋风的“儒家宪政”同为中国原典政治言说传统的新范式。南方在野先生是民间墨学推广第一人，墨学复兴运动鼓吹者，“新墨家思想学派”网站的主编和“墨家兼爱论坛”的创始人。“新儒家谱系”计划继艺术性活化港台新儒家诸贤之后，将目光聚焦于当代新墨家群体，以期通过采访学院和民间的三位新墨家代表人物及其思想，使得官方、知识界、民间重新重视墨学这门中绝千年的绝学，及当代新墨家独特的政治哲学表述。

（背景材料：最近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员，也是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弟子的李明辉先生，受邀至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讲授“中西哲学中恶与原罪”期间，接受了澎湃新闻的独家专访，就台湾社会中保留的儒家传统以及两岸的政治儒学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李先生在访谈中谈到自己“不认同大陆新儒家”，认为“大陆新儒家”这个称谓源自蒋庆和陈明等“一小撮”人的“自我标榜”。大陆新儒家群体的干春松、白彤东、李存山、曾亦、方旭东、唐文明等也集体撰文回应，抛出了诸如“港台新儒家未必切近大陆现实”、“港台新儒家对传统中国政治肯定得太少”等观点。以前学界似乎有一种说法，仿佛港台新儒家和大陆新儒家互相不对付，“老死而不相往来”，比如说一方认为“政治儒学”乃“死亡之吻”而近妖，一方谓“心性儒学”有内圣而无外王乃儒学的真正“歧出”。这其中可能各有学术路径不同、方法论范式不同、政治意识形态不同等问题。为此，香港儒艺青年文化协会特邀请黄蕉风、顾如、南方在野三位新墨家学人，就双方论战中一系列重要问题展开访谈，以为学术界提供来自墨家的另一个全新视角，以拓展同样问题的“墨学之维”。）

中国乃是民族主义太多了，“义和团”式儒教可以休矣 

李杨洋：本期的访谈我们会谈些更实质性的问题，题目之前和三位先生探讨过，大抵有民族主义和宗教对话。这里面既涉及到大陆新儒家的政治诉求，也会谈到当代新墨家的建制成型。

顾如：当然“政治诉求”和“建制成型”，都是“所谓的”，“so-called”，相信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人，都明白在当前语境下对它的定义，自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李杨洋：最近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陈明先生接受共识网访谈，提到“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对民族主义保持警觉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不能简单妖魔化”。他认为福泽谕吉主张启蒙，但目的是使日本强大起来。中共的毛，接受社会主义理论，是因为他相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启蒙之于福泽谕吉，社会主义之于毛，实际上是个工具性、手段性的东西，救中国才是最终目的和真正本质。这实际是处于救亡语境中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动机与思维。所以首先应该从一个爱国主义者角度去看中共看毛，然后再说其他的。这是基调、是底色，是具有合法性、获得成就、纠正错误的根本与关键之所在。（《陈明：<原道>与90年代中国思想界争鸣》）。似乎陈明的新体用说，乃是把马列毛邓三科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规定在本土思想资源“自生”的范畴之外，最后证成的“中特”的合法性，乃是基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

顾如：大陆新儒家的政治言说在思想界已经是显见的，例如陈明认为中国近代史以鸦片战争为起点主题就是救亡。保国、保种、保教，延续发展中华民族的生命，这是最直接也最根本的东西。在此基础上，才有马列主义、启蒙主义的探索引进，有立足自身传统的种种思想反思创发。这些选择本质上都是方案性的、工具性的，用中国哲学的概念说都只是“用”，而不是“体”。我在前面批评秋风的“要在学术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中已经讲过，大陆新儒家的新体用说是一种诉诸民族主义而非学术学理的非理性的情绪。今天他们提出种种“儒化中国”之方案，无论从学术范式上、从学科建设上、从政治诉求上还是建制成型上，使得我对大陆新儒家的担忧，不仅仅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问题，而是全面“义和团化”的问题。中国的民族主义太少了吗？恰恰相反，在我看来，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无论陈明还是秋风，大陆新儒家中一批人这几年都从“自由主义者”向“民族主义者”偏转。

南方在野：康晓光有过骇人听闻所谓“儒化中国”的“上行”“下行”路线，可以代表大陆新儒家的民族主义方案。

李杨洋：可以谈谈？

顾如：康晓光反对自由主义，和蒋庆反民主、反宪政是一样的。康晓光要求“再中国化”――也就是全面儒化中国。他提出两个伪命题――“再西方化”“再中国化”，然后彼此对立起来，认为是中国未来两种命运在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的殊死决战。他认为如果西方文化胜利了的话，中国政治将走向民主；如果儒家文化能够复兴的话，中国政治将走向仁政。所以今后二十到五十年内，儒家必将与西化派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内进行一场关系到中华民族未来殊死的决战――“民主化将葬送中国的未来，儒化最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

最骇人听闻的是，康晓光竟然还提出了“儒化共产党”和“儒化民间”的“上行下行”两步走战略路线。他们儒化的原则和策略是什么？原则是，“和平演变”，策略是“双管齐下”。在上层，他们要儒化共产党；在基层，他们儒化社会。怎样儒化共产党？就是用孔孟之道来替代马列主义――党校还要保留，但教学内容要改变，把四书五经列为必修课，每升一次官就要考一次，合格的才能上任，公务员考试要加试儒学，有意识地在儒家学统与政统之间建立制度化的联系，而且是垄断性的联系。康晓光所要的仁政，就是“儒学取代了马列主义，共产党变成了儒士共同体”（《康晓光：我为什么主张“儒化”――关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保守主义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4年11月24日）。

过去蕉风兄常谓我批评大陆新儒家过分严厉，他说儒者群体中也并非全是赞同蒋庆的“儒教国教论”和康晓光的“儒化共产党”的，也有儒者主张儒学可以和普世诸宗教文明和先进价值观对接的部分。我的意思是，谁负责提出的，谁就负责举证，搞切割和政治站队，应该是他们自己的问题，这一点最近社科院的几位学者在北京开的《港台新儒家和大陆儒学的发展》学术研讨会上已经讲过类似的意思。既然大陆新儒家已经作为一个影响巨大的学派团体出现，那就要负责宣明自己和“儒教国教论”的儒家、“儒化共产党”的儒家有什么关系？不能是当有人批评“儒化共产党”的时候，就抛出“其实我们中间也有人主张儒家宪政的”；当有人批评“儒教国教论”“把衍圣公请回来当皇帝”这种天方夜谭的时候，就反驳说“其实我们也有人主张儒家是公民宗教，是一个文教多种宗教的”。面对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当代新墨家的诘难，大陆新儒家搞“人海战术”，顾左右而言他，在我看来自然是一种学术上的极大的不诚实。

大陆新儒家的“一阳来复”不应该是这样的，上次蕉风谈到社科院的方克力先生和大陆新儒家之间的争论，我以前很少关注到这一块，就去看了一下。虽不敢全部赞同，但觉得有些地方讲的不无道理。儒者说“习大大尊儒，儒门如何评估应对”――首先中央弘扬传统文化，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提倡回归家庭价值观，是否就代表“尊儒”？即或是的话，到底是要用儒家精神化成民俗（如康晓光说的下行路线，只不过这是自上而下推行的下行路线，路径不同），还是要把儒家作为主流核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替代？怎么能够中央每出一个有关弘扬传统文化的文件，大陆新儒家就马上跟进把它诠解成自己的政治诉求？――没有这样领会中央政策文件和习总讲话精神的。

我是看完蕉风兄的一篇文章介绍到武汉大学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梅荣政教授对大陆新儒家的批评，才开始比较系统地关注国内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大陆新儒家的观点。梅先生认为：“‘儒化中国’思潮是文化保守主义的极右翼思潮，它从心性儒学走向了政治儒学，把复兴儒学变成了复兴儒教，主张‘立儒教为国教’，明确提出‘用儒学取代马列主义’，企图通过‘儒化共产党’和‘儒化社会’的‘双管齐下’把中国引上政教合一的‘儒教国’之路。‘儒化中国’说的产生和滋蔓是中国在历史大转折时期文化多元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弱化、港台海外新儒学‘反哺’大陆综合作用的结果。历史是一面镜子，儒学既未能挽救历代王朝灭亡的命运，也没能回答近代中国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强盛、人民富裕的根本问题，时至今日，它更不能解决中国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切问题”（《梅荣政：弘扬祖国传统文化，反对“儒化中国”思潮》，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术年会马克思主义学院论坛）。今天我们若果排除学术成见和政治成见，会发现许多体制内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大陆儒学发展的断言有许多是不错的。大陆新儒家可以有自己的政治诉求，但不应该以学术来包装政治，既然敢于“亮剑”就不要“包衣”，就要明明白白提出来自己要干什么，不要动辄在中央政策文件和习总讲话精神里面夹带私货，搞注水猪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