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中国墨学登场了（八）――外一篇：顾如：儒家加民族主义等于文化沙文主义

陈明的说法是狭隘民族主义的儒家版

最近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陈明先生一篇文章，《<原道>与90年代中国思想界争鸣》，引起了思想界热议。他提出启蒙之于福泽谕吉，社会主义之于毛，实际上是个工具性、手段性的东西，救中国才是最终目的和真正本质。中国近代史以鸦片战争为起点，它的主题就是救亡。保国、保种、保教，延续发展中华民族的生命，这是最直接也最根本的东西。在此基础上，才有马列主义、启蒙主义的探索引进，有立足自身传统的种种思想反思创发。这些选择本质上都是方案性的、工具性的，用中国哲学的概念说都只是“用”，而不是“体”――而回归儒家中道，乃是启蒙与救亡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大陆新儒家阵营的学者，普遍对五四评价不高，认为是文化激进主义；因着“全盘性反传统”（林毓生语）的倾向，以及“救亡压倒启蒙”（李泽厚语），从而引进了各种西方思潮，如自由主义、马列主义。直至今日，他们对五四知识分子和学生“打倒孔家店”仍存心结，并认为几十年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得到五四精神的遗传。今天我们对五四的反思当然是必要的，但五四那批知识分子所提出的“问题”是不是全错，一点可取的都没有？在我看来，至少他们的“问题意识”是对的，就是说猝然卷入现代化的儒家中国，在列强环伺的新战国时代如何自处。这种危机感普遍存在于彼时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马列知识分子和传统学者身上，我们对先贤要有同情的理解。

陈明说“社会主义对毛泽东来说，只是救中国的工具”，这种论述和毛左一样，主要思路就是把事情往利益上面扯，而利益本身就是民族主义的。以利益为本，将其他东西都视为术用，这种很原始人性的东西确实能打动人――显然，我们就不能说不要中国人的利益。五四自由派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思维方法，是要破解利益和民族主义挂钩，然后走向国际主义，不断革命，到底对不对，我们今天不评价。我要说的是，我们要需要确一点，我们所谓的利益，是国家层面的利益，还是个人层面的利益。

今天我们要提倡的是健康的民族主义，抵制狭隘的民族主义。什么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就是把个人利益和民族主义挂钩。我们一定要保持警惕，分清楚排外性质的民族主义和非排外性质的民族主义，这一点无论是陈明先生还是现在高举中国本位的新左派人士、大陆新儒家都是语焉不详。

我必须负责地指出： 中国人一直都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并不存在一个危言耸听的建立国族需要。大陆新儒家和当下的一些左派，一再利用某些危险的的手法，比如渲染民族分裂危险，暗示基督教是团结工会，或者夸大回民生殖律栽赃他们要用子宫“绿化”中国，实际还是民族主义的思路。这非常危险，这种论调不应该在学界和民间得到昭彰，更不应该影响到政府的政策决议，或者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这里我们可以指出四点：

第一，康有为、梁启超等儒生并不把其他民族视为国族，这是儒家华夷之辨的特征。民族主义者将导致越来越小的分割，导致小家子主义。这与陈明自称的儒家仁者爱人相矛盾。主观愿望与理论、手段背反。

第二，民族分裂恰恰是由于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造成的。陈明混淆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浑水摸鱼。但国家主义强调的是国家利益，而民族主义强调的是民族利益。两者不可混同。国家主义将把实现各民族、宗教的利益置于首位，而不是以实现民族利益为首位。儒家并不具有国家层面的当然主体。陈明批评邓晓芒要立新宗教，而陈明实际也在立新宗教。陈明认为邓晓芒的新宗教立不起，也承认自己的新宗教立不起。不知道为什么可以批评邓晓芒的新宗教。

第三，汉武之后的历史，恰是彼时的民族主义者排斥自家兄弟创建国族的实践。我们现在满嘴匈奴，鞑子，而实际上所谓的匈奴原本也是华夏子孙，在汉朝被排斥出去，缩小了华夏范围，演变成中华。所谓中华也就是华夏的中部，或者说皇上直接管理的那一块地方。民族主义撕裂同胞兄弟的结果是连绵不断的各族战争。汉族内部又分成各个州省、家族各自械斗。太平天国起于新老住民的械斗。

第四，汉代独尊儒术、务使并进本就是儒家民族主义的必然。其特征就是分裂和独尊。荀子和李斯杀诗书，到汉武独尊儒术一脉相承，也恰恰是陈明所尊的那一个儒家系统。儒家内部出现的“夷狄”说，将特别遵从儒学的元朝、清朝称为中华传统的破坏者等，排斥其他民族；“新夷狄”说排斥国外。只是儒家民族主义的必然，不能轻松地一句：媒体操作能够撇清。民族主义的新中国排外，使中国重新回归贫弱。是开放使中国重新走上正轨。

不过即使这样回应陈明等大陆新儒家，他们仍然可以辩驳：现在的儒家不是过去的儒家了。但我们还是必须指出无论何种“儒家”，都是已经被儒家经典所定义过的“儒家”；历代至今人们所阅读、所传讲的不是改造的儒家，而是原本的儒家。负责任的儒家学者，一定要谨防让儒学复兴成为新的民族主义温床，然后反过来儒学复兴又被用于证明民族主义的合理性――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增长，和民族文化的复兴，不能靠假象，不能吹空气球。自由派公知而今名声不好，就因为他们和大陆新儒家使用同样的逻辑，用旧中国的百姓习惯于被鞭打，去证明中国人需要鞭打，从而证明所有问题不在制度上，而在民族劣根性上，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问题的制造者，用所制造的问题，去证明需要问题的制造者。这也是左派的死结，也是大陆新儒家的死结。

陈明说“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又认为习总崇儒，是因为儒家作为地方性知识，作为中国的精神传统，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价值。对此儒门完全不必忸怩，而应该拿出董仲舒的气魄和见识贡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目标。我觉得这些话很可怕！新中国的建立和稳定，早已经使民族主义失去了必要性。而今共和国的国民，不需要民族主义，在位者和精英更不应该去煽动民族主义，特别是独尊一种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不然就是现代版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我认为大陆新儒家和左派共享同一套话语系统。共享某些同样的话语。比如说陈明自己谈到，西方左派如沃勒斯坦、詹明信，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影响了一批中国知识分子，以及大陆的新左派汪晖、张宽对逢共必反，逢中必反，把美国的利益当成人类的利益的一些河殇派的批评。这还是民族注意的论调，我们必须点明，为什么逢中必反就是不把中国人的利益当做利益，反的人的利益诉求是什么，是不是要先“同情地了解”下？不能一边自称儒家中道，一边采用毛左的所有论述――为什么批评一下中国，就是把美国的利益当成人类的利益。可惜左派的一些的论述某些儒者全部采用。陈明等人的左派论述，恰恰说明他们无法“自设话题”，在理论上无法突破。主体民族搞民族主义，搞独尊儒术不允许批评，不是文化沙文主义是什么？

陈明先生又认为儒家在历史上和权力的关系是“合作―制约”。在制约层面，第一种是通过确立天的权威对权力进行制约，屈民则伸君,屈君则伸天；第二种就是太傅制度，通过对太子从小进行道德和义理的教育，塑造其人格；第三个就是选举制度，科举制一定意义上把受儒家教育的一些知识分子选出来去做官，来保证权力的使用维持在儒家的义理原则基础之上。君臣共治、道统制衡政统、养成君子人格、贤人政治、文教制度等，是大陆新儒家政治儒学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所找到的能够支撑政治儒学新诠释的依据。

但是，权力的共生者制约权力，只不过是要求均分利益的制约罢了。当然也会有一点不让对方把事情搞砸了的制约。中国历史上，只要皇帝无能，不能压制贵族、藩镇和儒家官僚层，或者反之王权独大，那就是一出惊心动魄的宫斗大戏和深重的内忧外患，一治一乱的历史周期律循环往复，总是跳脱不出来，政权从开国的明君走向末代的昏君，从盛世走向灭亡，概莫能外。分权制度从来没有在儒家中国真正的建立起来，养成君子人格，行仁政行德政，培育文教化成天下，更多时候是一句空话。所以我才经常告诫尊儒的朋友，要慎重提“养成君子人格”这种化，现在中央铁腕反腐，都强调要“制度性反腐”而不是“运动式反腐”，大陆新儒家还注目在人治而不是法治上，显得和时代脱节。历代官僚和肉食者，无不以利益、富强为说辞，他们们何尝不谋利；却口喊无私口号，却用孝道、裙带仁培养自私。我以为有恒产者有恒心才是社会常态，孟子声称儒生无恒产者有恒心是不可能的，也是反人性的，孟子等圣贤或能独任，奈天下何？我的看法是，即便极权内部的儒家官僚把皇帝制约了，也只不过是极权的享有者由皇帝转换为儒家官僚罢了，仍然只会得到普遍的贪腐――我有一个比喻，数万群狼的伤害力远超孤寡一只的猛虎。这样所谓的“分权制约”有等于无。

大陆儒家最好讲道统，但先秦儒家学说，恰恰与华夏传统无关。蒋庆有儒家通三统之说。那么我也讲一下华夏的通三统。华夏的通三统，恰恰是非儒的三统。孔子之前，没有儒家。《礼记・儒效》记载孔子见鲁君。鲁君连儒服都没有见过。墨子第一次见儒家学者，也问同一句话：这就是儒服吗？也没有见过儒服。儒者，愚也。孔孟荀等儒家先贤，恰恰通过自己的顽强奋争。使被当时蔑称的“儒”，成为主流学派，甚至完成了独尊儒术。其实孔子从来没有自称过“儒”，只是在别人问及的时候默认而已。孔子之前是没有儒家、儒学的，有的只是老子等人代表的“古之道术”。

在老子等学者随王子姬朝南下后，几乎全体隐身起来。孔子等人适逢华夏的学术空档期，凭着他们的超高手法迅速占领了思想市场。然后墨子、杨朱等道术诸子开始站出来反击。反击儒家对华夏传统的背叛。但是儒家成功在魏国示范了集权制度的优势，然后在秦国获得了完全成功。在秦末基本被屠杀殆尽。“焚书坑儒”之后，秦博士全部换成了儒生。汉朝儒生开始大量假造历史和篡改老庄等黄老作品。制造了所谓先秦六家说。当然，我们也应该在汉朝儒生的作为里面看到，儒家对先秦儒家的所为是有所反思的。他们把先秦几乎所有成功实践者全部指称为“法家”。钱穆先生就提出，法家毋宁说是先秦儒家的正统。先秦魏秦法家的主张、所为全部出自孔子。汉朝之后尊孔子为圣人，老子为第一贤者，恰恰始于韩非。在韩非子中，唯一的圣人就是孔子。魏秦法家人物，全部“学于儒”，无一例外。而所谓公羊学的作者公羊高，还有《梁传》的作者梁赤，这些人恰恰是魏秦法家人物们的老师。大陆儒家要搞经学，又不承认他们是魏秦法家之源，恐怕也没有诚于先贤。当然，前面说过汉朝儒生是有所反思的。但他们采用的手法，恰恰和当今大陆儒家一样。就是把自己的实践者开除出去，通过造假就好像自己清白了。但是2200年的儒家社会何曾有过什么改变？

重回康有为将是中华民族的灾难

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蒋庆先生，2014年10月12日接受新浪网专访，讲到“回到康有为是政治成熟的表现”。蒋先生在访谈中，切割儒家与官方尊孔，又指政府祭孔不诚。对此我想为官方说几句话――秦汉儒家有个习惯非常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