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飞：西方民主的困境与人类民主的未来

中国的民主“借鉴了人类政治文明包括西方民主的有益成果，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制度中的民主性因素”，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西方民主政治模式。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会越来越完善、成熟，对世界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示范作用会越来越大；如此，社会主义民主在世界民主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也会越来越突出。

2016年欧美国家发生一系列黑天鹅事件，震惊世界。当人们探究这些事件的根源时，不少人指向了西方的民主制度，认为是制度的失能导致了政治乱象。与之相应，出现了质疑民主制度和民主价值观的声音。来自澳大利亚和美国的两位青年学者罗伯特・福阿和雅恰・蒙特在美国《民主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弱化的危险：民主的退潮》长篇论文，引发热议，尤其是文中提供的数据极其抓人眼球。“如今1/6的美国人认为‘让军队统治’是个好主意，而在1995年，有如此想法的美国人只占1/16；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人中，超过70%认为生活在民主社会‘至关重要’，而生于80年代的美国人中，仅有30%赞同这一观点”。据此有人断言，西方民主出了大问题，甚至已经到了寿终正寝的地步；与之相应，民主也不再是人类所追求的价值。那么，如何看待目前西方民主的困境？又怎样认识民主在人类政治文明中的地位以及前景？

一、西方民主困境有多重?

英国脱欧、意大利宪法公投、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极右势力在法国等国崛起……这一系列政治乱象确实体现了西方民主出现严重问题，说陷入困境也不为过。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福山深为这种状况担忧，坦言“民主制度显然可能倒退”。如果结合此前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泰国、菲律宾、南非出现的被西方学者认为是民主倒退的现象，更让人质疑福山的自由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终点之说。

那么，西方民主到底怎么了？其所面临的困境是个案还是普遍性的？是阶段性的还是趋势性的？为此，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西方民主的发展历程。

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总结了民主的发展历史，认为历史上经历了三次民主化浪潮：第一次是19世纪初到1920年，第二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第三次是1974年到苏东剧变后。前两次浪潮之后都有一次退潮。到亨廷顿写这本书时，第三次浪潮还在进行中。从后来的一系列“颜色革命”看，民主第三波直到2016年都未出现退潮。根据亨廷顿的总结，民主化的总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国家走向民主，其隐含的观点与福山不谋而合：自由民主制度将一统天下，人类意识形态斗争的历史终结。

然而，如果认真分析一下可以发现，当前这次退潮与前两波后的退潮有明显不同。其一，过去的退潮，问题基本都出在不成熟的民主国家，而西方民主的核心地带都安然无恙。包括德国魏玛共和国孕育出纳粹专制，也是因为那时德国的民主还很稚弱。而这一次是美英这些民主发源地和样板国家出了问题。其二，按照西方的民主理论，成熟的民主需要经济发展水平、中产阶级的数量、公众受教育程度及政治素质、公民社会成熟度等条件为基础，以往出现民主退潮的国家都是因为基础不牢。然而这次，美英等国的民主基础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看来，第三波民主退潮要比前两波情况更为复杂。就如福山所言：“如果民主国家开始攻击自身并破坏它们自己的合法性，那么麻烦就大了。”西方民主面临的麻烦到底有多大？恐怕还要冷静观察。对研究者来说，有两个重要关注点。一是目前西方民主出现的问题反映了美英等国的民主制度存在着严重缺陷，至少是未能适应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等大趋势以及社会变迁而实现国家有效治理。就以美国为例，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社会的严重分化，而打着变革旗号上台的奥巴马政府八年内对美国的变革非常有限，以至于让“弱势群体”非常失望，进而成为将特朗普抬进白宫的反体制者。正如福山在《美国已经成为失败国家》一文中所指出的，美国已经陷入“政治衰败”。这种“政治衰败”就是指组织完备的利益群体对政治权力的捕获，这些群体以牺牲更广泛的公众利益为代价，为谋求自身利益而扭曲体制。福山还特别强调，一个衰败的体制无法自我革新，因为那些根深蒂固的利益和思维方式阻碍了改革。可以说，这种“政治衰败”正是民粹主义在欧美国家兴起的根源，无论是左翼民粹主义还是右翼民粹主义。二是西方民主板样国家如果出现民主弱化或退潮，那么它们在民主化进程中所发挥的示范作用也就荡然无存，甚至会产生负效应。尤其是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不再是西方唱独角戏的今天，这种负效应会急剧放大。展望未来，如果那些出现民主弱化的国家不能下大决心、花大功夫对现行体制进行大幅度改革，恐怕西方民主的历史真的就要走向终结了。

二、人类民主前景可期

在观察西方民主困境时，许多人在话语和思维上陷入一个误区，就是将西方民主等同于全部人类社会的民主。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逻辑：西方民主不行了就等于民主不行了，民主不再是好东西了。

在人类政治文明史的长河中，民主只是近二百年来才成为占主流地位的话语，而且这种状况也未必会永久保持下去。然而，民主是与现代化相伴随的政治进程，是现代化在政治层面的体现。同专制相比，走向民主是人类的一大进步。就是那些因为盲目引进西方民主而水土不服，正在忍受民主之痛的国家，也不愿意回归专制，至少是人民不愿意。与欧美国家在现代化上开了先河一样，在民主政治发展上，也是欧美领先。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民主就是西方的专利。

从本质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主张民主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民主首先是肯定的，肯定其进步性，承认它是比封建专制进步的东西。马克思还高度赞扬了林肯所领导的反对南方奴隶制的战争，称“自从巨大的搏斗在美国一展开，欧洲的工人就本能地感觉到他们阶级的命运是同星条旗连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批判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中的缺陷，并在批判资本主义民主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设想。

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使无产阶级以及全人类争得民主，进而实现“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不过，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而后者只是资产阶级少数人享有的民主。

从巴黎公社到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民主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革命是无产阶级民主的第一次尝试。公社的成员是由普选产生的工人或公认的工人代表，他们对选民负责并随时可以撤换。行政机关的官员以及司法机关的法官也由公社随时选举、任命或撤换，并领取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列宁将他所创立的苏维埃制度与民主紧密联系起来：“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已在俄国产生。与巴黎公社比起来，这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二步。”他认为：“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在世界上第一次把民主给了群众，给了劳动者，给了工人和小农。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像苏维埃政权那样的属于大多数人的国家政权，实际上属于大多数人的政权。”

由于苏联等国家在民主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模式的政治制度被西方看成是与民主相对立的理论体系和制度。这是片面的、不客观的。不过，也有不少西方学者肯定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性和苏联模式政治制度的民主性。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一书中将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同“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并列，作为19世纪欧洲政治革命的“主要成分”；他还将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这三大文件并列，作为当代世界政治革命的思想基础。而这些政治革命的本质就是争取民主，即使民众觉醒起来参与政治，而且还把参与政治看作是自己固有的权利。英国学者赫尔德在《民主与全球秩序》一书中将民主分成三种基本变化形态或模式：“首先是直接民主制或参与民主制，即公民直接介入公共事务的决策制度。这是民主制的‘原型’，发源于古代雅典等地。第二种是自由主义民主制或代议民主制，这种统治制度是经由选举产生的‘官员’在严格界定的地域内行使权力以‘代表’公民的利益或主张坚持‘法治’。第三种是以一党模式为基础的民主制的变化形态。”

有理由相信，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也会越来越成熟、发达，并在人类政治文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成为民主的主导模式。

除了社会主义民主之外，许多国家在发展民主政治上也有自己的探索。就是西方民主也存在着多种模式，比如瑞士的民主就同以美英为代表的经典代议制民主有着很大区别。总之，欧美等国的民主弱化以及可能出现的新一轮民主退潮，并不等于民主的历史终结，更不等于民主应当让位于专制。民主仍然是人类应当追求的价值。

回顾民主的发展历程，有两条重要经验。一是民主作为一种制度，一定要适合本国国情，而且要根据国情变化而与时俱进地不断完善、改革。民主的原本含义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所以，民主的形式即制度设计必须体现本国人民的心愿并便利于人民行使民主权利。二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说，民主只是目标之一，是需要追求的价值之一，而不是全部。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不够高的国家来说，发展、稳定、和平、和谐等价值可能更为重要、优先。

三、中国民主道路的世界意义

中国共产党一直是高举民主旗帜并推进中国民主事业的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深受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影响。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由陈独秀等受马列主义影响的进步人士所领导的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思想准备和干部准备。五四运动的一个主要口号就是民主。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举起了民主的旗帜。1922年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就将中国革命的奋斗目标确立为“统一中国本部（包括东三省）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和“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以后，中国共产党一直高举民主的旗帜，同国民党的专制独裁作斗争。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了“工农民主”“人民民主”“新民主主义”等民主概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政治理论。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先后实行了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农民协会、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参议会、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等民主政治实现形式。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称作民主政府，而且共产党边区的民主得到国内国际有识之士的公认。1945年6月，毛泽东在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的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历代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时称：“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路就是民主。”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认识是：“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

中国共产党在同国民党的斗争中之所以能够以少胜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理论、纲领、政策使广大人民群众感受到，她能够领导中国走向繁荣、富强、民主。1911年辛亥革命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者们模仿西方民主制度的模式，包括议会制、多党制等，但是很快就在中外各种反动势力的冲击下归于失败，中国人民要求独立、民主的愿望不但未实现，而且还陷于军阀混战的苦难中。中国共产党能在中国大地上诞生并成长壮大起来，自有其历史的逻辑。20世纪20―30年代，许多西方的思想传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