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荣：从历史棱镜透视美国――二战与美国政治发展

改变了美国传统政治和社会思潮，导致出现一个政治上开放的美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有史以来遭受生命和物质损失最惨重的一场战争。全世界61个国家的17亿人口卷入了这场由德意日法西斯国家挑起的人类悲剧。战争夺去了5120余万人的生命。当正义战胜邪恶、和平终于降临时，欧亚大陆已是满目疮痍、遍地废墟了。

二战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和人类的生活。总结二战历史的经验教训，分析它的影响，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今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以二战为镜，透视美国政治发展的轨迹，分析二战对美国政治发展的影响，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今日的美国也不无意义。

强化政府对社会的干预

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方面，30年代“新政”前的美国是强社会、弱国家的典型。美国历史上社会先于国家而存在的事实非常明显。由于美国人极端崇尚“个人自由”，因此，政府（尤其是行政部门）在它建立之初就被认为是一种不得不接受的“罪恶”。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管理和干预范围非常有限，而且不是连贯性的。但是从1933年罗斯福推行“新政”开始，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范围大大扩展，而且出现经常化和制度化的趋势。这种新的国家干预政策在思想上得到了民主党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芝加哥学派等福利国家理论的支持，在政治上则得到包括社会多数成员的“新政”联盟的支持。传统的强社会、弱国家的格局在二战爆发前已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变。

二战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干预的趋势。为了战争的胜利，政府集中了大量原来散布的人力物力，结果在战争结束时政府掌握的社会资源大大增加，干预能力加强，管辖范围扩大。参战前的1940年，各级政府雇员总数为447.4万人，其中联邦政府为112.8万人，1945年战争结束之际分别增至655.6万和337.5万。由于裁员的影响，这两项数字虽在1947年降到战后的最低点（分别为：579.1万和200.2万），但仍大大高于战前。反映政府财政能力的政府收支状况也发生了相同的变化。以联邦政府为例，1940年收入69亿美元，支出96亿美元，1945年分别为502亿和952亿。战后收入方面的最低点是1950年的409亿，支出方面是1948年的365亿，虽较战时减少许多，但仍为战前的数倍。此外，在机构数目增长和管辖事务扩大方面，也发生了与上述情况一致的变化。

促进政府制度的演变

二战中美国政府制度也出现了重要演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二战强化了缘“新政”而起的行政部门和总统权力扩张的趋势。美国建国后，在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部门中，掌握立法权的国会一直是联邦政治的中心，这种政体被后来当选总统的威尔逊称作“国会政体”。但是，随着“新政”后政府干预的加强，总统及其领导下的行政部门管辖的事务和承担的责任愈来愈多，权力的天平开始向总统和行政部门倾斜，总统日益成为全国政治的中心。其表现主要是：行政部门的人数、机构和财权的增长使得政府部门得到扩大；1939年富・D・罗斯福总统设立了总统办事机构，此后该机构不断扩大；国会的立法活动越来越围绕总统的立法倡议，等等。在此情况下，由于总统是首席外交代表和外交决策人，又是武装部队总司令，因此战争的形势进一步突出了总统的作用。

其次，加强了联邦政府的权力。美国历史还有一个特点，即先有地方政府，后有中央政府。建国后美国实行典型的联邦制，州和地方政府享有很大的自治权利，但是自“新政”起联邦政府的地位开始上升。根据宪法，联邦在二战中专享外交和军事权力，联邦的地位因此得以更加突出。结果是战后州和地方政府对联邦的依赖加强，在财政方面尤其如此。1946年联邦对州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资助为8.44亿美元，此后直线上升，1970年增至235.85亿。

第三，美国宪法第22条修正案的产生与二战有直接的关系。自美国国父华盛顿任满两届即辞去总统职位之后，美国形成了总统任期最多只有两届的政治惯例。但是在1940年大选中，在战争迫在眉睫的形势下，富・D・罗斯福总统在任满二届后打破惯例，再次竞选连任并取得成功，成为唯一一位任期两届以上的美国总统。战后，为防止再发生这类事情，1947年共和党占优势的国会提出一项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总统任职不得超出两届。这一修正案在1951年被各州批准而成为第22条宪法修正案。

走向争夺世界霸权

战前的美国对外关系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1898年美西战争以前，美国处于“大陆扩张”阶段，主要在美洲（特别是北美）大陆进行势力扩展；美西战争以后属于“海洋扩张”阶段，主要标志是夺占了原属西班牙殖民地的菲律宾和古巴等地。二战则促使美国的对外关系进入第三个阶段，即争夺世界霸权的阶段。美国不仅全面卷入二战，成为战争进程的决定性因素，而且积极参与甚至主导战后的世界秩序安排，在建立联合国和其他世界经济组织方面发挥了决定性影响。更重要的是，随着冷战的展开，美国以苏联为主要对手，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争夺霸权的较量。

由于美国日益深入地卷入世界事务，对外政策在战后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大大上升，国际政治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也比战前明显得多。

二战之所以能够改变美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首先在于战争严重摧毁了其他主要国家的实力，把美国摆到了西方霸主的位置上。战败的德意日法西斯国家遭到近乎毁灭性的打击，战胜国中的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也被拖得虚弱不堪，苏联也受到了重大损失。相反，作为“民主国家兵工厂”的美国本土未经战火，而且其经济实力在战时进一步增强，加上垄断了原子弹，一时间美国的国际地位真是如日中天，睥睨群雄。第二，社会主义阵营的兴起使美国不能退回传统的美洲堡垒。二战使苏联成为战后初期欧洲唯一的强国，随着东欧纳入苏联势力范围，社会主义阵营迅速扩大，加上当时西欧共产党力量的崛起，促使美国人认为他们信奉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受到共产主义威胁，不得不卷入欧洲事务，并在全世界奉行遏制共产主义的政策。第三，战前的美国外交政策始终在孤立主义和扩张主义之间徘徊，但是二战的结果使扩张主义完全占据主导地位，孤立主义的影响全面下降。

反共主义抬头

十月革命之后，美国社会就出现了反苏反共思潮，其中以天主教会的表现最突出。“新政”期间，一是由于罗斯福主张与苏联建交，二是由于“新政”的一些措施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相类似，于是反对派常常通过把罗斯福与共产党人划等号来攻击他。在二战进程中，民主党与苏联结盟的政策也时常引起争议。不过，战前美国的反共主义还不是一种决定政治生活基调的社会思潮。因为，当时主要要对付的是德日意法西斯，而且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像战后初期那样影响巨大。

二战后，反共主义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大为提高，成为战后美国政治中的经常性内容。其原因不仅是二战使苏联成了美国的主要对手，而且经过二战共产主义成为美国主流文化的唯一敌人（参见作者在今年第1期《世界知识》发表的《克林顿现象与美国政治―文化分裂》――编者）。于是，遏制共产主义的冷战战略以及与苏争霸成了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美国对内则出现了一系列的反共活动，其中主要包括1947年通过的反劳工利益的萨夫脱―哈特莱法，对美国共产党的迫害，以及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

奠定战后社会民主化的条件

战后（尤其是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妇女运动、青年学生运动和反战（越南战争）运动，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社会的面貌，促进了社会民主化的发展。二战从人员和思想等方面给后来的这些运动创造了条件。

首先，二战中美国军队由1940年参战前的45万人迅速增加到1945年的1212万人，整个战争期间服役的人数则超过1600万。大批青壮年离开工作岗位投入战争，加上国防工业的迅猛发展，导致劳动力短缺，这就促使许多妇女走出家庭参加工作，不少黑人也是在此期间加入城市生活的。就业结构的变化刺激了妇女和黑人等原来的弱势社会集团自我意识觉醒，从而对后来的社会变革运动有重要影响。

其次，二战期间总共有115万黑人参军，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黑人参军人数的3倍。他们对美国获得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这股力量成为战后黑人民权运动的中坚。

第三，影响最为深远的恐怕要数1944年6月罗斯福总统签署的军人调整法，即通常所说的美国士兵权利法。美国历史学家西奥多・怀特认为，该法案的历史意义可能与1862年林肯总统宣布的《宅地法》一样深远而持久。根据该法案，有近800万退伍军人依靠政府资助完成了全部或部分大学教育。这一法案直接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它不仅为战后美国经济和科技发展培养了大量熟练工人和科技人才，更重要的是这些受到大学教育的二战士兵们注定要改变美国的文化、生活和政治。60年代，肯尼迪和尼克松各自政治班子里的重要人物大多是二战的退役军人，他们开始取代旧的职业政客。不久，从这些退役军人中又出现了数十位参议员和数百位众议员。布什是最后一位二战时穿过军装的美国总统。他的去职象征着二战士兵们从政治舞台上隐退，但同时他们留给后任者的是一个迥然不同的国家，一个政治上开放的美国。

原文来源：《世界知识》(京)1995年第06期 第1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