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当占领已成往事――写在占中运动一周年之际

占中一周年之际，香港反对派团体试图“二次占领”但并不成功，至多构成一种纪念形式。占中运动标志着香港民主运动史的巅峰，呈现了香港社会最大强度的社运动员与对抗形式。“公民抗命”的下一步就是武装斗争，极个别极端团体也曾试图朝此方向引导，但终于宣告失败。即便是占中形式的公民抗命，亦不可能原态重演。因为香港社会已清楚看到中央政府的原则与底线，已清楚看到单纯诉诸对抗政治的无效与无力。

当占领已成往事，当广场激情终于退却，当国际干预和本土化迷雾渐然消散，香港社运模式已到了必须反思转型的历史时刻。李柱铭与黄之峰之类的香港社运两代人领袖近期访美遇冷，亦显示出香港政治进一步的“去国际化”。当香港日益内卷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时，新香港的定位与发展就需要告别昔日迷梦，从容焕发回归祖国与再创新历史的香港精神。

辩证看待殖民遗产

在香港反对派看来，占中一周年之际的金秋九月是一个黑色九月，张晓明的“特首超然论”和陈佐洱的“去殖民化论”刺激港人尤其是反对派重新面对曾经的殖民史与回归史，重新面临选边站队的精神与政治决断。双方的精神冲突被日益建构为“去殖民化”与“去中国化”的立场冲突。不过，这对反对派乃至于一般港人来说实在是太难了，因为殖民史对他们而言既是侵略与屈辱史，也是现代文明发达史。英国殖民者带来了完备的贸易、金融与法治体系，这是香港据以安身立命的历史基础。因此，“去殖民化”如果不指明去除何种意义上的殖民化，容易引起港人误解和反感，似乎中央在逼迫港人去彻底反思和根除自身的现代历史，而这无疑将导致港人身份意识危机和认同上的模糊化。

因此，当官方指责殖民之恶而要求完全的“去殖民化”时，反对派回报的同样是决绝的“去中国化”，从而在国民意识与本土意识上造成了断裂的鸿沟，难以逾越和沟通。但实际上，泛泛地谈论“去殖民化”和“去中国化”都是值得商榷的立场，即便作为论辩策略亦需从效果角度加以严肃反思。笔者以为根据香港的现代历史与香港人身份意识的构成特点，必须辩证看待殖民遗产。事实上，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的根本逻辑起点就是一种关于香港殖民历史的辩证观，即肯定和继承殖民遗产中的合理因素，批判和改造其中的不合理与不正当因素。如果彻底“去殖民化”，那就应当完全批判一切殖民遗产，搞“一国一制”。显然，一国两制的设计者采取了辩证法立场，而不是僵化的完全批判立场。

占中运动确实反映了香港人的国民意识危机，其中对殖民史观的玫瑰色记忆和留恋也是事实，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认为殖民遗产完全是负面因素。对待香港的殖民遗产及香港人的政治认同问题，必须继续坚持一国两制的辩证法，向香港人讲清楚：第一，英国殖民者统治历史的双重性，即侵略压迫和制度建设两面展开，需要区别对待，且说明殖民制度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大英帝国的殖民利益；第二，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已经肯定和继受了殖民遗产的合理因素，批判改造了其中的不合理因素，因此香港管治包括政制发展必须以基本法为准据；第三，香港社运表现特别是占中运动引起了包括香港社会在内的整体中国对香港人国民意识与认同的深切忧虑，因此适度批判香港人意识中的殖民主义残留以及建构一种更加稳健的香港人国民意识，是中央和香港地方共同的国家建构任务；第四，去殖民化不以改变香港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为目标，不突破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框架，而只以抑制过度西方化和本土化的“去中国化”意识为要旨。

从容推动社运转型

香港社运模式自1990年代政党政治兴起以来即以“压力政治”模式逐渐发展成熟，以“民主回归论”为基本路线，追求以合法手段促进香港早日普选，同时以香港自身理解的基本法框架（普通法自由主义）来严格限定中央管治权对香港自治体系的渗透与改造。这一社运模式以本土民主社团、立法会反对派议员联盟、青年学生组织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外国基金会、本港自由派传媒为基本组织网络，香港本地公知积极参与塑造和推动了这一社运模式的发展成熟。

这一“压力政治”模式在2003年的反23条安全立法和2012年的反国民教育事件中得到充分检验和发挥，一度成为香港社运的成功典范，成为香港民主网络和公民社运的力量源泉。然而，2014年围绕特首普选的占中与反占中对抗以及最终的占中失败和政改搁置，导致这一模式基本破产。占中落幕于2014年12月中旬，历时79天，对香港反对派和中央而言，皆可谓铭心刻骨，创剧痛深，其政治社会后果至今仍在央港两方各自消化。占中失败后，反对派也试图重启占领，但从未获得成功，此次一周年之际的重新占领亦告失败。这并非偶然，因为曾经支持香港占中的社运模式、组织网络、民意基础甚至国际势力之立场与投入，已然发生极大变迁，反对派中的激进团体尽管心有不甘，亦无可作为。

另一方面，泛民派主流政治人物开始严肃思考社运转型方向，或者退出原有政团走“中间路线”（汤家骅等），或者积极捕捉并回应中央释放的政治和解信号与善意（刘慧卿等），尽管还看不到“忠诚反对派”的具体成形，但朝着这一方向的各种政治努力值得积极评价和乐观期待。因为香港是法治和开放社会，民意通过周期性选举严格塑造着具体的政治版图，当香港问题日益“去国际化”而成为一个一国两制与基本法下的地方性治理问题时，反对派除非已打好激进到底以及随时政治移民的决心，否则必然在理性上需要寻求和解与新生，以便存留其在香港社会和基本法秩序内的合理政治资源与空间。即将到来的区议会选举以及明年的立法会选举，是引导泛民主流派转向和平理性的重要政治压力。

更关键者，香港社会有识之士已然清晰判明，香港作为体量微小的政治与经济体，在大国政治博弈中的棋子与筹码作用在不断下降，既无法作为美国制衡中国的决定性因素而获得美国的持续政治支持，亦无法仅仅依凭自身力量而实现港独迷梦。国际干预和本土独立均是悬崖之路，而泛民之理智者当然懂得悬崖勒马之道理，这正是香港社运转型远离占中模式的命门所在。

以发展解决认同难题

积极的发展心态是香港摆脱目前困局的基本出路。香港社会自身政治矛盾以及央港矛盾，有许多层面可以还原为经济社会问题，也就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分配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通过香港积极参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以及充分利用自身在粤港澳区域一体化中的技术性优势来获得解决。

既往惠港政策安排的受益面相对狭窄，局限于权贵化的工商阶层，这反而加剧了香港的贫富差距和对中央政策的怨恨。此次之香港参与，应更多顾及中下层尤其是青年人的创业发展机会，使得这些曾经的占中主体力量能够从国家发展中获得实际收益、成就感和积极体验，如此才能根本扭转国民意识危机。历史认识问题很难通过原则性的政治辩论或灌输教育来解决，消化旧有历史的最好方法就是“以历史对历史”，即通过吸纳原主体参与新的国家建设与自身发展，来创造一种关于香港人和国家之间的“新历史”。文明的奥妙在于人有记忆，有记忆就有历史，有历史才有文明。香港人的认同难题，必须通过香港人的“新历史”创造过程及具体体验才能消解，也就是将玫瑰色的殖民史观最终溶解于紫荆色的回归史观之中。以发展解决认同难题，是对包括香港人在内的中国人之历史创造精神与爱国精神的根本自信。邓小平之所以在那么不自信的政治年代那么自信地提出并具体设计了一国两制与基本法框架，正是秉持着一种面向未来与实践的大历史观与政治时间智慧。一国两制的“新历史”才是终结或升华香港人之殖民史观的最合理正当的药方。

（原载香港《大公报》2015年9月30日，略有删节，作者系北航高研院讲师，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法学博士，著有《香港政改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