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喜 黄文龙：分化、断裂与整合:我国“二代”现象的生成与解构

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分化不仅体现在横向社会阶层间的分化，还延续至纵向代际间的分层，形成独特的二代现象。在当下媒体和网络语言中，到处充斥着以二代为后缀的词眼，如富二代、官二代、权二代、垄二代、压二代、贪二代、文二代、穷二代、民二代、农二代、独二代等。二代阶层的急剧分化既是社经济与会结构变迁的后果，同时也对政治体系和结构构成了压力和挑战。二代社会成员中出现的阶层鸿沟，固化与断裂、抱团和对立等现象，成为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源头。加强对二代阶层现象的关注，对于促进社会和谐和政治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分化：社会结构变迁中的“二代”现象

所谓“二代”现象，大体上指改革开放之后出生成长的年轻一代，从父辈继承了身份、职位、财富、机会等资源禀赋差异所形成的内部剧烈分化的现象。二代现象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理解：首先，二代现象是针对一代而提出的，二代阶层大体指改革后出生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如80后、90后，以此与改革前的一代―――60后、70后区分开来。二代阶层共享着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背景，如经济高速增长，社会急剧转型，全球化、信息化、消费主义等。其次，二代现象指的是在二代阶层内部所形成的分化、断裂和对立现象。由于二代阶层在继承一代阶层的金钱财富、权势地位以及职位机会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遗传”了他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形成了二代阶层内的各种群体，如富二代、官二代、权二代、垄二代、穷二代、民二代、农二代等。而本文所讨论的二代现象也主要是在第二个层面上的二代阶层内部分化现象。

尽管代际更替与代内分层属于世界普遍现象，然而，当前我国二代现象发展却一定程度上呈现“畸形分化”，形成了强弱鲜明的两大“阵营”：强势二代阶层包括富二代、官二代、垄二代；而弱势二代阶层则是指穷二代、农二代、拼二代。

强势二代阶层是从二代阶层中分化出来的处于强势地位的群体，他们依靠世袭或者其他途径占据财富、官职或者其他职位等有利资源，包括富二代、官二代、垄二代等二代阶层。尽管强势二代阶层中有很多成功的典型，但是，强势二代阶层的公众形象往往负面多于正面，特别是随着一些事件被媒体和网络曝光渲染，他们的负面形象被定格下来。强势二代阶层中，富二代是指改革开放后出生的继承了父辈家产的富家子女。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造就了富一代，他们的子女也顺理成章的成了富二代。由于缺少吃苦、溺爱过度、缺乏自律和管束，不少富二代群体中盛行酗酒、飙车、斗殴、霸道等习气。官二代是担任政府职位和公职人员的子女。官二代在公众面前常常被冠以颐指气使、仗势欺人、霸占政治资源等贬义词汇，并多被描述成通过裙带关系或非正当途径获得社会职位和公共权力的形象。从2010年出现“我爸是李刚”一语后，“我爸是局长”、“我爸是县长”、“我爸是所长”、“我爸是国法”等“官二代”现象被媒体频频曝光，官二代的崛起也预示着“拼爹”时代的到来。垄二代是则指那些凭借父辈在国企或垄断行业的人际网络和关系资本，自己也跻身于该企（行）业的年轻人。在公众视野中，不少垄二代靠父母的社会资本占据职业选择上的优势地位，形成职业选择上的世袭特性，因而也被称为“新八旗子弟”。

弱势二代阶层在二代阶层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群体，包括农二代、穷二代、拼二代等。相对于强势二代阶层，弱势二代阶层先赋性资源不足，在教育、社保、就业等方面还面临一些体制性排斥，向上流动的通道较为狭窄。在弱势二代阶层中，农二代是指1980年代以来出生，随农民工父辈一起进城，在城市生活和成长起来的一代。与父辈（农一代）相比，农二代年龄偏小、文化程度高、务农经历少，有着美好的生活预期而暂时没有遇到更为显著的生活压力。根据国家权威统计，目前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约有1亿人，占外出务工农民的60%。［1］穷二代也叫贫二代，是指由于父辈贫穷而致使他们继承贫困或者一时难以摆脱贫的穷人二代。大多数穷二代由于工作生活条件差、社会资源不足，成为游荡在城乡之间的社会“边缘人”。他们蜗居的“胶囊公寓”则成为他们希望改变地位前的缩影，经常承受现实带来的失望。拼二代是指那些父辈缺乏社会资源，全靠自己打拼和生存的二代群体。一定意义上，拼二代描述的是弱势二代中积极向上的群体。与富二代、官二代、垄二代相比，由于父辈社会资源的相对劣势，拼二代为了获得成长的机会和空间，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艰辛。

在社会结构分化的总体趋势下，二代现象的生成还有三个直接推动因素：一是制度性壁垒的遗产。城乡二元化的制度安排，使城市和乡村在户籍、医疗、教育、养老和失业保险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上差异显著。这些差别造成的排斥性体制，不仅使农村居民在社会流动中处于弱势地位，而且农二代融入城市也困难重重。二是转型期的体制性漏洞。由于转型期的制度规范不健全，一些官员、国企领导人将自己拥有的权力、财富和地位以不正当地方式转移给下一代。官员和国企领导人利用职权安排子女就业，占据有利资源。三是信息化时代的网络扩散。当前我国二代现象的出现及其强化与互联网的发展密不可分。新闻媒体报道经由网络即刻扩散、放大和升级，形成一边倒的舆论洪流，强化了二代阶层之间的心理鸿沟。

二、断裂：二代阶层分化的政治后果

代际更替与流动是社会变迁的客观过程，而阶层间的分化也是社会利益分化的现实体现，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尽管当前我国二代阶层尚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但不断强化的强弱分化趋势，却可能导致二代社会阶层的“断裂”：强弱二代阶层间资源、利益占有比例失调，阶层对立情绪、阶层团体、阶层流动裂痕等问题日趋凸显。随着二代阶层的流动梗阻和固化进程的进一步强化，阶层内部对立情绪蔓延，可能造成严重的政治失衡和政局不稳。

1.二代阶层内的流动通道出现梗阻

一方面，纵向流动链条断裂，尤其是处于相对弱势的新生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日趋狭窄。从目前的情势看，我国二代阶层之间不仅边界日渐清晰，而且表现出更强的继承性，代际流动的密闭性开始显现。“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的数据显示，“211”院校中的农民及农民工子女入学平均分领先于管理阶层子女，但其找工作则要艰辛得多，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毕业生35%未能就业，远远高出管理阶层子女15%未就业的比例。此外，在就业质量上，农民及农民工子女毕业半年后平均月薪在各阶层中分别排在倒数第一和第二位［2］。另有调查显示，在“985工程”大学里，非农户口的子弟相当于农业户口子弟的2.7倍，“211工程”大学里是1.3倍。在保送大学的机会上，私人业主、管理阶层、专业技术阶层的子弟分别是农民子弟的7.6倍、8.5倍和10倍［3］。

另一方面，二代阶层内部横向流动出现阻塞现象。部分富二代、官二代可以利用自己的资源禀赋，借助于父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而获得升学、就业和发展上的优势，进一步加剧了二代阶层内部的流动梗阻。近年来被频频曝光的公务员“萝卜招考”现象，就是生动的现实体现。2010年6月江西某县部分事业单位招考时，只允许本县科级干部子女或家属报考。2010年12月，湖南某市区人事局招聘工作人员时，要求应聘者必须符合“父母有一方或双方在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区所属乡镇、街道办事处的纯村（居）民，父母有一方或双方在中央、省、市属驻鹤单位工作”条件之一。2009年5月，辽宁某市公选4名处级团干部，入围者中有3人是该市领导子女。此外，一些垄断行业，如电力、烟草、邮政等，具有较高的垄断利润和良好的职业保障，一定程度上仍然延续子承父业或行业内招聘的“接班”制度。萝卜招考和职业垄断现象显示了父辈的权力资源和垄断资源优势，被转换为官二代和垄二代的职业发展优势，进而可能导致精英复制的后果。

尽管代际继承是人类的天性，父辈将自己的智慧、财富、地位、声望甚至权力传递给子女是人之常情，但是这种代际继承不能以破坏社会公平正义为代价。如果既得利益者寻求权力、身份、职位的垄断，导致流动链条断裂，形成社会纵向流动的停滞和精英循环的梗阻，那么这种现象将是孕育社会政治动荡的温床。由于弱势二代阶层难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阶层上升的资源和机会，产生结构性怨恨、剥夺感和压迫感；而强势二代阶层内部的分化也将加剧。一旦有了触发性因素或发生触发性事件，就会形成政治机会，导致大规模的集体暴力，社会运动乃至革命的出现。

2.二代阶层内部阶层意识不断强化

当前，二代阶层间的断裂还表现为阶层意识的形成与组织化的趋势。基于相同的收入水平、家庭出身、社会地位、知识层次、职业背景、兴趣爱好等因素，二代阶层分化裂变出不同的独立群体。这些群体往往有共同的语言、生活习惯或者利益意识，形成各种小团体，如企业协会、社团组织、俱乐部、NGO组织等组织形态，以及同乡会、QQ群、论坛等等非正式组织。南京宝马“玩漂移”撞死路人的肇事者，就是当地豪车俱乐部―――南京TC性能车俱乐部成员，该俱乐部绝大多数成员为当地富家子弟，平时秀车技、比车速，却不注意培养团体成员的安全责任意识，最终酿成命案。而事实上，共同的语言、生活方式或者利益取向往往产生共同的阶层意识，而组织化会进一步强化这种阶层意识和不同阶层间的界线。所以，当江苏、温州、广东佛山等地建议或实施启动“富二代”培训项目的举措，引发了社会的广泛热议，被认为是政府进一步加剧了二代阶层间的分化［4］。

与此同时，弱势二代群体的组织化也在不断发展，特别是在维护自身权益时体现得最为分明。相关调研显示，在农二代中，老乡会、同乡会、QQ群等成为他们维权的重要形式。与一代农民工自残、跳楼、跳塔吊、服毒、自焚、剖腹等个体“以死抗争”的维权方式相比，二代农民工正逐步转向群体性、暴力性的集体行动。2011年6-7月间，广东潮州和增城发生的大规模青年农民工维权事件中，同乡会实际上发挥了领导和组织的角色。据半月谈的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劳动权益受损时，选择维权组织的比例在增大。首选是基层政府和相关组织的比例为28.9%，通过维权组织的比例为27.3%，而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的仅占11.1%［5］。上述现实显示，我国部分二代阶层意识不断强化，组织性和内聚性不断增强，阶层认同感增强。

社会阶层的组织化和整合性是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变量。既有研究表明，当社会整合力强，团体组织能力低时，社会政治稳定性就高；而当团体组织能力很强而整合能力低时，发生社会运动的可能性最大。我国二代阶层已经形成并迅速裂变出许多组织，而政治体制的整合和吸纳能力并没有随之强化。一旦具有组织能力的二代阶层团体采取非理性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就成为社会不稳定的组织因素。

3.强弱二代阶层间对立情绪蔓延

随着二代阶层内的流动受阻与阶层意识的形成，强弱阶层间的心理分化也日趋加强，弱势二代对于强势二代“羡慕、嫉妒、恨”的心理开始滋生和扩散。一方面，一些强势二代阶层利用父辈的社会网络、经济财富与权力资源在升学、就业、考试中获取不合理的优势，进而剥夺了弱势二代公平竞争的机会，弱势二代的不满和怨恨情绪在滋生。据报道，湖南某市人事局局长为其儿子安排一份市财政局工资统发中心公务员工作。该市人事局一位副局长回应记者采访时称，“（市委）常委开会时确实有这么一个决定，就是照顾（各单位）一把手亲属子女工作”，并称“如果这个事你们查还多的是”［6］。2010年11月，宁夏72 某市公安局将甘肃省图书馆馆员王某以涉嫌“诽谤罪”之名刑事拘留，原因在于王某此前多次发帖举报大学同学马某在公务员招考中作弊［7］。上述事件中，二代弱势群体或者投诉无门，或者缺乏公正对待，都足以使他们累积不满或者怨恨的情绪。

另一方面，二代阶层内部的对立心理开始强化。如200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