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险明：关于“中国道路”中的政治发展问题

摘 要: 政治发展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整个社会发展程度的尺度，并决定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政治发展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层面”来看，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在整体上是滞后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首先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方式和观念进行行之有效的改革（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种改革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为关键和核心的部分。没有这种改革，就没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在国家层面上推进，从而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就会带有很大程度上的不确定性。因此，不断创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以破除各种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的思想羁绊为己任，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提供学理上的支持。

关键词: 中国道路；政治发展；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共产党

一

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都是一个整体，政治发展在其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政治发展受阻，整个社会发展就没有可持续性。“中国道路”同样是一个整体，当然也包括政治发展。何谓政治发展?对其不能泛泛而谈。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政治发展”应具有相互联系的双重特性：一是，政治的科学化、民主化、功能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等特性不断增强的过程；二是，“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的过程[①]。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政治发展的程度是衡量我国整个社会发展程度的尺度，并决定着我国未来的发展方向。笔者以为，至少在可以预料到的将来，“中国道路”中的政治发展就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因此，全面探讨“中国道路”问题，正确认识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状况，至关重要。

要正确地评说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状况，必须首先在方法论上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层面加以把握，即：有组织的国家层面的制度化进展与自发的非国家层面的制度化进展。所谓“有组织和国家层面的制度化进展”是指：在来自有组织和国家层面的力量、关系、因素的推动下，中国政治结构和政治生活比较明显的、全局性的质的变化过程；所谓“自发的非国家层面的制度化进展”是指：在来自于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各种自发的力量、因素和关系（既包括体制外也包括体制内）的推动下，中国的政治结构和政治生活量的变化过程。就目前来看，中国的政治结构和政治生活主要体现在量的变化上[②]，而不是体现在质的变化上。当然，这丝毫不意味着中国政治结构和政治生活没有任何质的变化的迹象[③]。不过，由于这种质的变化的迹象比较微弱，从而使中国政治体制的总体变化幅度，远远跟不上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故在整体上处于滞后状态。

笔者以上所提出的“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层面加以把握”的观点，旨在从方法论上避免两种错误的认识：一是，认为，迄今为止，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任何变化，与改革开放前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但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生活却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从而形成了政治与经济“两张皮”的扭曲的社会结构，而这种社会结构对中国的发展将会产生毁灭性的影响。这也是我们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丧失了或没有抓住几次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时机所致。可以认为，这种观点实际上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视为中国政治体制没有发展。二是，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滞后，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是按着这样一条路线发展的，即：从经济改革到社会改革再到政治改革。其主要根据是：迄今为止，我们在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方面存在着许多问题，老百姓很不满意，故应先解决这些问题。只有这些问题解决得差不多了以后，才能再来解决政治体制问题。实际上，上述这两种观点都有偏颇之处。第一种观点不承认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的变化，这是不客观的。第二种观点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美化为一种“合理的正常状态”，这的确令人啼笑皆非。

应当承认，在中国社会改革的最初的一段时期内，把改革重点放在经济领域的一些重要表层上，是正确的。但这些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越来越明显滞后于中国社会的发展，目前已经和正在给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这是一个不可更改的或所能被人为遮蔽的事实。中国政治体制量的变化毕竟不是有规模的质的变化。因此，“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这一判断，不是说中国政治体制没有变化，而是旨在强调：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远远不能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拖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后腿。所以，在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的改革应是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全面改革。之所以说是“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核心”，就在于不进行行之有效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其他领域的改革就难以有实质性的推进[④]。中国的改革是沿着由表及里路子渐次展开的。在“表”的层面显示出的一些问题的确是可以分开来解决的，但在“里”的层面，包括经济问题在内任何社会问题都直接与中国社会深层的政治结构、利益结构等息息相关。目前的改革已进入到了“里”的层面，而“里”的层面中的改革既包括原有改革的深入和拓展，也包括原来没有进行的或很少涉及的改革，而它们无一不直接与中国社会深层的政治结构、利益结构纠缠在一起。进而言之，“里”的层面中的任何真正的改革，都不能不触及原有的政府结构、党的领导结构、意识形态结构等，故都是一定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包括近期被学界炒得很热的“供给侧改革”[⑤]）。不对这方面的问题有足够的认识并在实践中有足够的准备，不仅我们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难以形成共识，而且，我们目前要进行的任何一项具体改革，一旦进入实施过程就都会遇到难以超越的困境，即受旧有的政治体制和观念的束缚，故产生了不由我们控制的结果：或是最后不了了之，或是徒有虚名，或更为严重的是借改革之名行倒退之实（目前学界不少学者因此已不屑于使用“改革”一词了）。这里以对中国社会“创新人才”培育土壤和环境的分析为例。

2015年底，《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于是乎，学界不少学者“蜂拥而上”，尽其所能地对“创新”理念及其在“五大发展”理念中的地位加以“解读”，论证其如何正确和多么重要，然唯独缺失的就是对如何实现和落实“创新”理念路径的批判性思考。毫无疑问，不创新，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就难以为继。不过，现在中国缺乏的是能够担当创新的人――创新人才，而比创新人才更缺乏的就是创新人才得以成长的土壤和环境。这大概算是中国国民的共识了，恐怕没有什么人对此有疑义。但令人不解的是：不仅这种共识实现起来困难重重，而且创新人才成长的土壤和环境越来越恶劣。何以如此？穷根究底，就是因为行政权力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直接介入“人才培养”。

世界各国创新实践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表明，一个民族或国家创新人才得以成长的良性土壤和环境的一个最重要的构成因素，就是行政权力（或政府）不插手创新人才成长的各个具体环节（因为，这与创新人才的成长规律相悖）。也就是说，在这方面，政府只是加以宏观上的正确引导（包括大量投入和担负相关责任），而不是主导和直接参与创新人才的选拔和认定。然而，迄今为止，在我国，行政权力渗透到创新人才生长的各个环节，从而使创新人才的生长被严重“异化”了。从目前来看，通过一次次的“改革”，以行政权力为主导和直接参与的创新人才培养，其规模已经相当可观了：从国家（如院士、国家领军人才）到教育部和各省市的不同等级的“人才”是超大批量的，可谓世界之最。不过，真正的、与“创新”理念相符的创新人才却少之又少，所以“钱学森之问”迟迟不能在实践中得到正确回答和基本解决。笔者以为，之所以如此，不仅如埃德蒙?菲尔普斯所言：“创新（包括创新人才的培养――引者注）这件事情如果交给政府是最糟糕的，因为官员们远离市场和实际操作，他们缺乏创新所需要的经验和直觉，保守的性格会让他们错失甚至扼杀很多机会”[⑥]，更为根本的是：行政权力主导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必然会使各种非学术因素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使官场文化、等级关系和各种利益博弈充斥于其中。也正因为如此，一旦学界的某个人被行政权力纳入了某种序列的“人才”，那么他就可以“受益终生”，“吃一辈子”（行政权力主导的所谓评估制度是其的一个重要保证）。可以认为，在创新人才成长过程中，行政权力的主导作用越大，良性竞争这一创新人才成长的土壤和环境也就会在越大的程度上被毁坏，从而也使学界的风气越败坏。对此，我曾在有关著述指出：这种以行政权力主导的创新人才培育体制在客观上促使学人放弃追求真善美，转而普遍性地追求“身份”、“等级”和“利益”，并以争相为博“上峰一笑”为己任。这是一种有“特色”的犬儒主义和“精致的利己主义”[⑦]。

如果创新人才成长土壤和环境不良，创新人才缺乏，“创新”理念也就不可能在国家层面的实践中得到真正贯彻，从而也就不可能走创新之路。无论行政权力多么重视创新人才培育，其结果都是一样的。甚至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行政权力越是按不正确的方式关注和参与创新人才的培育，真正的创新人才越是匮乏。笔者以为，从根本上讲，这实际上就是政治体制问题，而绝不仅仅是教育界和学术界的问题。不铲除以“官本位”、“等级本位”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关系，不堵塞行政权力无孔不入的渠道，不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那么，中国的创新人才的良性成长，就是遥不可及的。中国必须要改革的政治体制对中国创新人才的成长和“创新”理念在实践中贯彻的掣肘，也可以视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全面改革的核心”这以论断由以成立的一个反面例证[⑧]。

综上所述，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层面”上看，中国政治体制不是没有任何变化，但在整体上滞后，远远满足不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全面、正确地评价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状况，是全面、正确地认识“中国道路”中的政治发展的重要逻辑前提。如果对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状况缺乏科学的认识，那么不仅会对目前中国社会某一领域发生的变化出现误判，而且也会对目前中国社会整体发生的变化出现误判。而在这种误判中，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整体滞后的状况将会越来越严重，这就必然使整个“中国道路”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呈现出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二

如果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是一个不争的政治学和经济学意义上的事实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