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逊：巴黎公社原则在文革中的蜕变

公社是毛泽东的毕生追求，甚至可以说是他的宗教。[1]纵观毛的一生，除了年青时对公社理念的不倦探索甚至实践，执政后更曾掀起两次大的公社热潮：第一次从中国文化溯源，第二次向西方巴黎公社借鉴。两次热潮事先都未经中央决策层讨论，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尤其第二次公社热的失败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法巴黎公社在历史上只存在了七十二天（如果从巴黎公社正式成立算起应该只有六十二天），留下更多的是彼岸的理想，而不是现实的操作样本；另一方面则是文化大革命发动者的叶公好龙和实用主义。当理想危及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便马上毫不犹豫地离弃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巴黎公社原则。[2]本文所要讨论的正是巴黎公社原在文革中的这个蜕变过程。

一  巴黎公社――毛泽东的乌托邦

第一次公社热在1958至1959年。一些农村合并合作社办“大社”，以调动更多生产资源。毛泽东非常支持，说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的雏型。之后，毛泽东在多次谈话和视察中都提及公社设想，赞扬说“人民公社好！”全国于是掀起大办农村人民公社热潮。毛甚至在城市也推行“公社”， 到1960年7月，全国所有城市都基本建立了城市人民公社。这是毛的第一次乌托邦实践，将它与东汉末年张鲁的“五斗米教”相比较，试图从中国文化的“大同”梦寻找公社的源头。虽然毛在此期间也曾将中国的农村人民公社与巴黎公社相提并论，说“巴黎公社是世界上第一个公社，遂平的卫星公社是第二个公社”，[3]但纵观公社热的1958和1959年，在一片「共产风」中，毛关心的主要还是经济结构方面的所有制问题：公社的“公”，公到哪一步？是集体所有制，还是全民所有制？1958年以「共产风」为核心的公社热，很快遭到经济规律的严厉惩罚。国民经济持续三年严重衰退，全国性大饥荒饿死千百万人。人民公社的经济核算不得不退回以生产队为基础，而生产队就是原来以村为建制的农业合作社。不过，1958年的公社热还是在中国农村留下深刻印记：原来的乡政被合一，从政体上改变了农村的结构。

1958年公社梦的挫折没有浇灭毛泽东对乌托邦的追求，八年后的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提出了又一个乌托邦模式――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取消社会分工的自给自足封闭式经济共同体，也即“五七指示”。纵观1958年的公社热以及以后整个文革的过程，这封信中才是毛泽东心中的真正追求。但这个公社路径很快从东方切换至西方。半个多月后，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大字报，毛将此评价为“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4]聂元梓大字报是共产党执政后第一次公开的下层对上层的批判，毛视之为底层的发动。接着， 8月1日至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了由陈伯达起草，毛泽东、周恩来等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要求从省市到基层单位，都建立领导文革运动的“文化革命委员会”。[5]《十六条》中规定各级文化革命委员会人员的产生，必须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这条是陈伯达加的，毛泽东同意。和毛一样，陈也有着浓厚的公社情，不过更多的是巴黎公社情。陈后来回忆：“我写这一条，是想用选举领导人员的办法来改革过去单纯依靠上级任命的做法。任何领导人都必须接受群众的监督”。[6]

此时文革中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分化还没最后完成。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既有原来党组织的“依靠对象”，也有后来的造反派，1966年的8月至9月，他们都可算是文革积极份子，以对文革的不同理解积极投入文革。以后成为上海工人造反派骨干的王秀珍，被选为她工厂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并任主任；而以后成为上海工人造反派领袖的王洪文，则未能进入厂文化革命委员会。这样的时间不长，到当年10月，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兴起，巴黎公社式选举建立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很快名存实亡。但是，以巴黎公社为资源的最初的文革社会动员，就这样唤醒了底层民众对政治参与的热情，以及对当政者选择权利意识的醒。

毛泽东发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级党组织屡败屡战，但不到两个月就兵败如山倒。在上海，随着更多的底层民众倒向造反派，保守派工人变相罢工，以及上海市委写作班徐景贤率科层干部反叛，到1966年底及1967年初，上海的社会生产秩序愈来愈混乱失控。全国的形势同样如此。

在这样的时刻，是恢复原有的权威权力和秩序，还是摧毁一切秩序，以一个新的权威权力控制局面？毛泽东选择了后者。1967年1月30日，毛泽东要《红旗》杂志刊登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文中着重提出马克思在其著作《法兰西内战》中总结的巴黎公社原则：“无产阶级决不能接受资产阶级的现成的国家机器，而必须把它彻底打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既然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盘踞的一些单位，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机构，我们当然不能把它现成地接受过来，不能采取改良主义，不能合二而一，不能和平过渡，而是必须把它彻底打碎”。毛泽东将张春桥和姚文元派去上海，要他们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观察上海运动。

二  毛泽东要上海成立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领导的“上海公社”

就在张春桥和姚文元抵达上海的前后，上海发生一系列事件：1967年1月3日， 《文汇报》被本报社造反派接管；1月5日，《文汇报》刊登以王洪文“工总司”为首的十一个造反组织的传单〈急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呼吁工人回生产岗位；1月9日，《文汇报》又刊登“工总司”等三十二个群众组织的传单〈紧急通告〉，要求刹住正在蔓延的经济主义风。

在此期间，张春桥也以他对文革的理解指导上海运动：1月6日，在张春桥的支持下，“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召开十几万人的“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大会颁发通令要求中央对上海市委彻底改组。1月7日，造反派又以“工总司”为主，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被张春桥称作“经济苏维埃”，说可以代替上海市人委（即市政府，当时称“市人民委员会”）。[7]

张春桥自以为沿着毛泽东的思路开展上海文革，但毛对张关注的这个打倒上海市委的大会不表态，对“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也没有回应。1月8日，毛泽东却对《文汇报》的被接管高度评价，称这是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8]1月10日，毛又对传单〈紧急通告〉做出更强烈反应：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给上海的造反派组织发贺电。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国造反派组织掀起接管高潮，上海各造反派组织也争先恐后地接管市委和市人委各部门。而此时，周恩来、陈伯达和张春桥等都不赞成这样的以造反派组织替代原来科层的接管。周恩来主张“督管”，陈伯达和张春桥主张“干部工作，造反派监督”。但毛不同意他们的思路，毛泽东说：“就是要夺权，就是要向一小撮走本主道路派手”。[9]毛并要中央文革小组为《红旗》杂志撰写关于夺权的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这篇文章是文革中代表毛和党中央号召夺权的第一篇公开的正式文字。[10]上海和全国――从市委、市人委到基层党政，立即掀起夺权高潮。

夺权后成立怎样的政权形式？毛泽东的意见，要上海建立临时权力机构。毛要成立北京公社，拟名单后通知上海，要上海也成立公社。电话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打的，张春桥接电话后，即向造反派建议，将上海即将建立的文革新政权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11]

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上海造反派成立了由外地和上海共四十一个造反派组织联席的新政权筹备机构，并于2月2日决定成立文革新政权“上海人民公社”。徐景贤负责起草《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他根据参加起草的机关造反派和红卫兵等众人的意见，把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提出的1871年3月法国巴黎公社原则写进宣言：“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公社委员由群众直接推选”、“公社委员是人民公仆，工资收入不得超过普通工人”。[12]

徐景贤和造反派对马克思总结的巴黎公社原则究竟知道多少？他们是临时查书本，还是原来就了然于胸？但不管造反派对巴黎公社是否真正了解，有一点众人却是明确的，那就是：公社官员权力的合法性，必须来自民众的选举。这也是《十六条》中着重强调的。可以说，《十六条》将“巴黎公社式的选举”深入人心，被民众视作推选自己代表的理所当然的方式。这是毛泽东对民众的文革承诺，也是将久违了的直接选举权暂时还给民众。

马克思所总结的另一巴黎公社经验之一：“无产阶级决不能接受资产阶级的现成的国家机器，而必须把它彻底打碎”，也被反复强调。这一时期上海所有的报刊包括群众组织的小报，都是一片“彻底打碎”、“彻底改善”之声，以马克思的经典著述，为愈演愈烈的夺权寻求合理合法资源。

三  从“彻底打碎”到“只能部分改善”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后，毛泽东又一次迟迟不表态。《人民日报》一直不刊登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消息，只有上海的报纸天天自唱赞歌，因为毛的思路又有变化。1967年2月6日下午，毛召集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叶剑英等开会。说及上海的夺权批评说：你们这摊子有错误。所有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全国就叫中华人民公社啦，也不要中央、国务院啦？[13]而事实上，将夺权机构命名“公社”是执行毛的指示，上海并非自行其事。只是毛的思路变化太快，这次他又改变主张。王力回忆：“主席虽然叫上海筹备成立公社，但究竟什么时候成立，怎样成立，毛主席的想法改没有改？他的思想过程经常反复，也许他正在考虑，上海就那么做了”。[14]陈伯达没有及时将毛的变化转告上海，造成上海一时未能跟上。

2月12日，毛泽东将张春桥和姚文元叫去北京谈话，谈话中心就是上海人民公社改名问题。毛最关心的是“党放在哪里”？据2月24日张对毛讲话的传达：“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他说，总得要有一个党嘛，要有个核心嘛，他说，你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总得有个党，一贯道也是个党嘛，公社总要有一个党，公社能不能代替了党呢？”[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