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耀华：香港“怪现象”背后的根源

一直以来，香港在人们的心中就是“繁荣”、“稳定”、“自由”、“法治”的代名词。作为曾经的亚洲四小龙之一，香港有着“国际大都市”的美誉。然而，当前的香港却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怪现象”：反对版权条例修改的抗议者冲击立法会，反大陆游客的“鸠鸣团”围攻路人，港大学生因副校长任命事件而包围、冲击校委会成员，春节深夜旺角街道激进分子和警察发生冲突进而升级为暴乱……当许多人以为“占中”事件发生后香港就会归于平静时，现实却一次次地告诉我们，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社会的裂痕如何弥合?香港未来的出路到底在何方?要解答这些疑问并不容易。首先，必须要从根本上了解问题的根源，直面现象背后的本质，找出内在的因素。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找到打开困境之门的钥匙。

其实香港当前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并非偶然，而是多重矛盾下产生的必然结果。这里所指的多重矛盾至少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社会意识：崇尚自由民主与重商保守务实的理念矛盾

一直以来，香港就被认为是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的商业社会，崇尚自由民主和重商务实两者交织并存，相互发挥作用，在“占中”事件发生以前并无太多明显的矛盾冲突。这两股社会意识长久以来是香港社会的主流。有人说，英国人能够在香港进行一百多年的殖民统治，并非全靠炮舰与警察，它还引入了西方的宗教信仰、西方的文化艺术、西式的生活习惯和社会时尚，令香港人逐步接受英国人的管治，甚至甘之如饴，久而久之，香港社会就形成了一套西式的意识形态，主宰了香港人的价值取向。因此，在西方价值观的长期影响下，香港不少精英分子和知识阶层，对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较为认同。尤其是许多年轻人，如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所言：“因为他(们)的成长过程是在英国人怀柔统治达到高峰的时期”，“当对现实不满时，就容易渴望幻想通过争取民主来改变社会经济状况。”

另一方面，由于香港是个高度商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庞大的中产阶层在大多数时候都倾向于务实、理性，注重稳定与发展，看重经济和民生，一般的民众也不热衷于民主斗争。回归十几年来，“虽然民主化和政改争议闹得沸沸腾腾，但香港社会基本是安定的，经济也取得了一定发展。一般而言，政治与社会、经济的联系相当紧密，但在香港，政治纷乱并没有完全渗透到社会和经济领域”，“当社会冲突超出一定范围，演化成激烈对抗，人们就会担心破坏社会稳定，影响经济和民生，打击投资者信心，损害香港与中央和内地的关系。这个时候，主流民意会出现保守主义的反弹，对这种行为进行阻止。”(刘兆佳语)这其中的缘由，正是由于香港这股重商、务实、理性的社会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占中”事件发生后，这两股社会意识之间逐渐出现了明显的矛盾。前者主张通过激烈对抗方式争取更大程度的民主诉求，而后者则强调“占中”严重破坏了法治、日常生活以及商业运转。最后，后者社会意识成为了主流民意，“占中”事件宣告破产。尽管如此，由此事件及两股社会意识矛盾作用带来的某些负面效应，仍然会深刻影响着香港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一是这两个社会意识原来的重要共识基础之一“法治”，在“占中”以后遭到了严重损害;二是两股社会意识背后所各自支持的人群更加对立，成为香港所谓“社会撕裂”的主要源头;三是对香港特区政府的管治提出了新的挑战，对施政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

2、经济发展：总体繁荣富裕与贫富差距扩大的分化矛盾

当前，香港面临的困境，经济因素是不可回避的话题。事实上，香港的总体繁荣富裕与中下层发展滞后两者同样都是事实，而两者之间矛盾的互动结果又构成了当前许多问题的缘由。一方面，回归以来，香港的国际地位与经济实力一直比较稳定，总体仍然繁荣富裕，许多指标可反映出来：1997年至2013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年均实质增长3.4%，人均本地生产总值按美元累计增长39.3%;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3年数据，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香港本地生产总值位居全球第35位，人均本地生产总值总值位居全球第7位;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中，香港多年来都被评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之一，2015年更被评为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同时，香港还拥有庞大储备，独立货币地位稳固，财政收支每年均出现大量盈余，失业率维持在3%至4%的极低水平;交通网络完善，教育体系优良;寿命预期值和日本、新加坡并列世界前三名;等等。

另一方面，社会贫富差距的增加，中下层发展滞后也是不容回避的事实。基尼系数一直在上升，2011年达到0.54，超过不少欧美和亚洲国家;居住环境比较恶劣，人均居住面积为15平方米，仅为西欧国家五分之一;房价持续高昂，成为许多香港市民尤其是年轻人迫切关注的首要问题;幸福指数在全球145个国家及地区中，香港仅排名第120位。

这两方面所产生的矛盾日益凸显，加剧了阶层分化，恶化了民生环境。同时，随着区域内其他城市的竞争，香港的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政改未能成功落实，也牵制着此矛盾的缓和。经济和民生问题与普通群众息息相关，若能凝聚各界共识，大力发展经济民生，在房屋、安老、扶贫、青年发展等民众关注的议题上取得切实成果，则能打牢基础，为香港未来定纷止争、厚积薄发营造绝好契机;倘若不能有效处理，甚至出现政策失误，则容易加深矛盾，积重难返。

3、历史因素：抵触、不满、误解与包容、相融、共存的心态矛盾

由于历史的原因，香港内部对中国大陆及其所主导的中央政权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一种是抵触、不满和误解。从历史上看，香港作为边陲小岛，历来是中原发生动荡、变故之际的避难逃离之处，从1949年的政权交替以至大跃进、文革等事件，历来如此，因此积聚了不少心怀伤痛和怨愤者。从组成人员的角度上说，当下香港的许多民众，是经历1949-1950年、1960-1962年、1970-1980年初3次逃港潮来港人士及其所生子女，这些人绝大多数是爱国的，但同时对以往内地曾经的政治运动、人治、以言获罪等“有历史创伤，心有余悸”。

另外一方面，香港市民在许多时候，对大陆同胞仍然保持着开放包容、相融共济的积极态度，对中央政府也并非一直不信任。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调查发现，回归以后，港人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其实持续上升，至2008年北京奥运达到顶峰;港人对大陆同胞的关怀也一如既往，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后香港民间捐款达130亿港元，立法会不论党派也支持政府拨款90亿元赈灾。这从历史的因素看，香港虽然一直是英国的殖民地，但近代以来一直与国内尤其是广东保持着血肉联系，两地的交流联系从未断绝，这也是构成大陆与香港之间感情纽带的重要基础。

但自2009年以后，随着中港融合加速、人口和资金双双南下，形势出现变化。当“一签多行”政策放宽后，从2010年1月至2014年8月，通过“自由行”到港的内地旅客高达9240万人次，以按年21%的速度增加。虽然自由行政策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但旅客激增让香港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负荷，令香港部分市民感到生活素质下降。加上一些媒体的片面报道，本来互惠互利的举措却让国内一些民众与香港部分市民的误解加深，互相不满情绪被扩大化、极端化。客观上，这就削弱了回归后香港部分民众对中国大陆和中央政府逐渐建构起的信任基础，反而助长了历史因素遗留的抵触情绪。包容与对立在一定时空的矛盾作用下此消彼长，构成了香港当前的一个敏感而又不稳定的因素。

4、身份认同：国家意识构建与本土意识极端化的矛盾

国家认同与本土意识本来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是互相依存、互不排斥的两种身份认同。有人认为香港国家身份认同的出现是在回归以后，其实不然。早在七十年代，香港就掀起过反对殖民地彻底奴化教育的浪潮，从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文，到发起保卫钓鱼岛主权的学生运动，吸引了当时的大批年轻人、特别是大专学生投身其中。当时的香港“学联”也进而为寻找国家民族文化的根源提出了“认识祖国、关心社会”的行动纲领。也就是说，至少在70年代，香港社会就已经有了国家认同的身份构建。这股国家认同的力量一直延续至今，使得“港独”分子在香港主流社会毫无市场，得不到大部分人的支持，“有极少数人提出所谓本土主义或‘港独’意识，但只是一种情绪宣泄，而不是针对现实的政治纲领，在社会上也没有得到共鸣。”(刘兆佳语)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早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同时，也正如香港民建联主席李慧琼所说：本土意识本也是“自然产物，十分正常”，但如果走向国家对立的极端化，则需要警惕。近年来，香港本土意识极端化的趋势比较明显，尤其是在许多香港年轻人身上。这既有国民历史教育缺失、反华政治势力利用社交媒体渲染、特区政府青年政策不完善、台湾地区新兴学生力量示范效应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也与青年人天然具有反权威本性、言论和行为容易偏激、渴望成为意见领袖等主观因素不无关系。再者，尽管大部分香港市民是爱国的，但在他们观念里，爱国不等于爱政府，如果强硬灌输爱国理念，则容易适得其反，激发其内在的保守主义，转而强调以“香港人”自居。

因此，国家身份认同和本土意识情结在“后政改”时期是十分敏感又不得不谨慎面对的问题。另外，国家的日益崛起和强大，香港一些民众喜忧参半：一方面产生了民族自豪感，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忧虑，担心来自内地的竞争，忧虑失去原来的优势，对自己的信心有所下降。不难看出，国家认同和本土意识之间由于各种因素所导致的异化关系，在可见的未来一段时期内仍然客观存在，并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进一步被激化，产生难以预知的连锁反应。

5、世界局势：“超级联系人”枢纽地位与亚太核心利益争夺平台的现实矛盾

从自身而言，香港仍然对于中国大陆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其枢纽、前沿地位仍至关重要。刘兆佳曾说，香港回归中国后，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必然出现重大变化。而且西方很难再成为推动香港经济发展的动力，因为西方自身难保、自顾不暇。香港未来的发展离不开中央的对港政策，离不开香港和内地的良好关系。而香港拥有独特的制度优势以及专业积淀，作为中国一部分的特点，又和其他城市不相同：香港拥有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已经开通的“沪深通”对于海外通过香港股票市场投资中国大陆有重要价值。另外，中国启动“一带一路”战略后，香港凭借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扮演“超级联系人”的角色，不但可以在商贸、金融、物流等经济领域发挥作用，也可以在其他领域，包括教育、文化、学术、创新和科技等发挥无可比拟的双向联系优势，为国家作独一无二的贡献。

但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崛起，尤其是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GDP的国家后，日本与美国在近年来联手遏制中国发展的趋势愈加明显，而遏制的主要平台就是亚太地区。香港作为亚太地区一个十分核心的地方，加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可避免地成为地缘政治角力的重要场地。因此，在香港社会出现的问题，不能仅是当做香港本身或中国本身的问题。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说，在全球化和社交媒体时代，如果(香港问题)处理不好，这些所谓的少数人的问题就会随时演变成高度国际化的问题。这是观察和考量香港“后政改”时期的又一角度。香港未来对中国积极、正面的影响多，还是消极、负面的效应大，其特殊的地缘政治条件是重要的影响因子之一。

以上五重(五对)矛盾并非是香港所有矛盾的全部，但它们确实是香港困境产生的主要根源，它们之间有些并非不可调和，有些存在重叠交叉的地方，有些早已存在又产生新的变化，有些则在近年尤其是近期才凸显出来。然而许多问题的背后，正是因为这五对矛盾相互之间发生碰撞、叠加、交融、异化的结果。无论如何，我们只有在认识和了解以上矛盾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厘清当前香港之所以出现一系列“怪现象”的缘由。

要解决香港“怪现象”背后反映的各种问题，其实最好的时机便是现在。如果错过了现在，那就不只是错过了“治未病”或“治已病”了。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如今仍如在眼前：扁鹊一开始对蔡桓公说，“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蔡桓公不听。后来扁鹊又说：“病在肌肤，不治将益”，蔡桓公不听。之后扁鹊又说：“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蔡桓公还是不听。最后蔡桓公病入膏肓时，扁鹊说现在已是疾在骨髓，即使是他这样的神医也无能为力了。其实也正如当下，是时候该好好重视香港的一系列问题了。亡羊补牢，未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