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昌清：精准改革“公共侧”

一、“公共侧”是当前推进改革的突破点

（一）导致中国式“生产过剩”危机的特殊根源

毋庸讳言，我国经济发展目前遇到的问题和局面，就是“生产过剩”危机，而且还是深化了的、潜伏着的，由“生产过剩”变成了“产能过剩”。之所以能够深化，是因为形成“过剩”的原因不仅有市场“看不见的手”的自发作用，还有政府“看得见的手”的调控作用。在“看得见的手”的超市场控制作用下，“生产过剩”就潜伏、深化成了“产能过剩”。

孙立平指出，供给侧改革，从内容上来说，可能没有太多新意，甚至有人认为，其内容无非是讲了许多年的结构调整、发挥市场作用、通过减税给企业减负等。但把供给侧改革这么突出地提出来是有新意的，这就是我这里要说的，人为地模拟一次经济危机，解决在真正市场经济中通过经济危机的震荡才能解决的问题。2006年中国就应当经历一场经济危机，经历一场震荡，把该淘汰的淘汰掉，该倒闭的倒闭，该破产的就破产，说不定用三到五年的时间，大概到2010年前后，这个过程就基本完成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从2010年前后，我们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健康的发展过程。说不定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个新的发展过程当中。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的脆弱性，我们以为我们无法承受这种震荡，加上思路的错误，我们没有经历这个过程。于是，就有了今天的困境。现在事后诸葛亮地想，在2009年的时候，如果把那4万亿不是一味用在投资上，而是将其中相当一部分用在失业等社会保障上，承受那场危机，通过危机解决中国经济转型的问题，现在说不定正是柳暗花明的时刻。[[1] 孙立平：《供给侧改革 人为模拟一场经济危机？》，中国改革论坛网2016年1月27日。][1]

（二）妨害“转危为机”的主要障碍在“公共”领域

“生产过剩”危机既是“危”也是“机”，它可以成为优胜劣汰、推动技术与管理创新、实现产业升级及结构优化的动力和机遇；但是，如果这些转变和提升受到阻碍，就会形成“陷阱”，使经济发展从此一蹶不振，在低迷和矛盾中徘徊不前。阻碍我国经济“转危为机”的主要障碍有三个：一是国企的特殊地位和政府的强力控制，使中国在整体上形成了“垄断/过度竞争”的市场类型，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和行业，缺乏创新和提升的动力；处于过度竞争地位的企业，又无力完成创新和提升，甚至难以生存。二是公共科教文卫等事业由于体制机制原因产生的低水平和低效率，无法提供企业创新提升所需要的人才和基础研究成果；同时，由于其低水平和低效率的服务，也造成服务对象（如受教育者、专利技术设备购买者、管理合作者、就医者、旅游者）的大量外流，使“过剩”问题变相加重。三是公共权力缺乏监督，该管的事不作为，不该插手的事胡乱作为，不仅影响企业创新提升、优胜劣汰的正常完成，也制约着公共科教文卫等事业单位的体制机制转变。

白重恩指出，为了把中国投资结构的特殊之处讲得更清楚，可以把整个经济分成两个部门：一个是政策扶持部门，另一个是市场部门。这可以叫做中国经济“新的二元结构”。政策扶持部门的范围要比国有企业更大，例如修公路的企业并不一定全部是国有企业，一旦政府投资大量的钱修公路，修公路的企业即使是民营企业也获利了。很多政策扶持部门的企业不仅该垮台而没垮台，相反在大家都不盈利的时候，它可能还在盈利。这样就形成与市场机制相背离的现象；第一，因为政策扶持部门所占的资源（包括资本和劳动力）越来越多，而市场部门能获得的资源就少了，政策扶持部门挤压了市场部门，使得市场部门的成本增加。因为大量资本用在了政策扶持部门，所以市场部门的实际利率就上升了。劳动力也是如此，当政策扶持部门扩张很快的时候，需要雇用大量的劳动力，所以市场部门也要为劳动力付出更高的成本，经济下行的时候还会有比较高的劳动力成本增速。第二，由于政策扶持部门的效率与市场部门相比较低，资本回报也较低，当资本回报较低的部门在经济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时，总体回报率就会下降。第三，尽管劳动力成本上升，但是有一些企业的成本受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很小，因为这些企业是软预算约束的，即使亏损了还会继续生产，当这些部门有过剩产能的时候，就会造成通缩。对这类企业扶持的力度越大，通缩的情况可能就会越严重。[[2] 白重恩：《对一些经济反常现象应理性分析》，北京日报2016年2月1日。][2]

我国很早就明确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基础性作用，但一直没有做到，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只在私有、私营、私用的领域内市场化了，而公共领域的改革不到位，造成“新的二元结构”，市场机制受到扭曲和阻塞。所以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又不得不强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只有完成公共领域的改革，才能使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顺利通畅，公平实现。

（三）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深层原因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多年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是经济结构多方面失衡。造成我国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深层原因是两个不适应：一个是体制与目标的不适应――政府主导与市场化改革和发展的不适应；一个是理论与实践的不适应――西方经济学指导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适应。形成这两个不适应的原因，前者是因为制度创新的滞后，后者是因为理论创新的缺位。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市场化改革，需要以公有制企业家为骨干的企业家队伍引领，以公共科教文专家为骨干的科技专家队伍指导。由于公有制企业（国有企业）的改革不到位，公有制企业家没有真正形成。由于公共科教文事业单位被“行政化”，科技专家队伍（特别是社科专家队伍）照抄照搬，没有创新，也没有发挥应有的指导作用。进行市场化改革，需要政府简政放权，政府是改革的对象。市场化改革完全由改革对象领导和推动，公有制企业家和公共科技专家缺位（没有形成或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就难免造成两种扭曲：一是改革的领导者不会完全从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家、教育家、科技专家、工人（包括农民工）、居民、消费者等）的目标出发，而是加进了自己的目标（政绩，GDP增长率等），甚至把这一目标放在了首位，这样就会造成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短期行为，使经济结构失衡（如产能过剩的问题）；二是有少数领导人（或集团）为了谋取私利，扭曲改革方向，阻碍正确的改革道路，使体制机制极不合理，造成经济结构失衡。

改革和发展需要系统的理论指导。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只能是经过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我国的一整套应试教育体制和官本位、等级制的理论权威体制，使理论创新无法完成（即使新的理论出现了，也无法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传播），最后就只有拿来现成的西方经济学，为我所用，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到凯恩斯主义、再到供给学派，其结果（由于第一个不适应的作用），是政府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权力和资源，同时又按西方经济学的要求，最大限度地放弃了原来对人民群众承担的义务（如住房、就业、上学、医疗等），推向了市场。这样从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领导方面来说，就出现了资源剩余和权力剩余。这些剩余的资源和权力，成了腐败产生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成了腐败分子与寻租商人官商勾结谋取暴利或黑色收入的对象。从普通民众来说，在无形中损失了应有的权益。这就造成了严重的分配不公，加快了贫富分化。贫富分化过快产生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广大民众无法随着经济增长而相应地增加收入和消费，暴富起来的少数人有钱但消费已经趋于饱和，这样就使消费（相对于生产）严重不足，供求失衡。例如，城市房地产业超前发展，而要进入城市的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却买不起住房；大量住房库存积压，而房价高企。

郑永年指出，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的巨大泡沫，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大隐忧。与泡沫和空置房平行存在的现实是，中国85%的家庭无力购房(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最新调查)。房地产无疑已经成了中国经济的金箍咒，因为房地产的解体也很可能就是中国经济的解体。因此，有关当局一直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多年来，尽管有关当局也对房地产市场多有不满，但一旦当房地产遇到危机时，必出手相救。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出台的庞大应付危机的资金，也有很大一部分流向房地产。毫不夸张地说，房地产已经绑架了中国经济，因此也绑架了为中国经济负责的中国政府。房地产市场现状的形成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最大的因素莫过于发展房地产市场的主导思想的严重失误。简单地说，在中国，房地产被视为仅仅是经济政策的一部分，而非社会政策的一部分。因为把房地产视为经济政策，其GDP功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凸现出来，而其社会功能(社会成员对住房的需求和人们的“空间权”)就被忽视。因为商品房兼具投资和消费价值,人们对其价格上涨有预期。开发商利用这样的社会预期去囤积土地和新房，购房者也会迫不及待地去卖房。从而一步一步地把房价逼向新高。要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就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在中国，政府不仅没有起到正面的作用，反而恶化这个局面，使得人们对房产价格的上升的预期牢不可破。地方政府无视住房的社会功能，而只强调住房的财政功能，即“土地财政”。土地转让金普遍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30%以上，许多地区60%到70%的基础设施投资依赖土地财政。房地产是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GDP主义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无论哪个角色，政府、发展商还是投资者，都想从房地产那里获得巨额的利益。正因为这样，在中国房地产投资过程中，带有极大的投机性。一些投资者甚至仅仅是为了投机。当房地产被投资者或投机者所操控时，其和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实际需求就没有了任何关系。类似的情况也表现在投机性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毫无关系上。正因为房地产的唯一目标是“钱”而非社会大多数成员的需要，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呈现出过度的开放性和投机性。在剥夺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居住权的同时，中国各地的房地产不仅向国内的“炒房团”开放，而且更向国际资本开放。很大程度上说，中国房地产已经成了国内外资本的“游戏物”。就房地产而言，中国政府面临双重的挑战。一方面是房地产泡沫，房价泡沫一旦破灭，总体经济就要遭殃。另一方面是社会成员的居住权。在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下，大多数中国人非常认同居者有其屋这一说法，年轻人普遍认为幸福和房子息息相关。这两方面的后果都会影响社会政治的稳定。最严峻的是，尽管这样的压力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也面临过，但中国没有其他国家解决房地产问题的动力和制度机制。在西方国家，房地产从经济政策演变成为社会政策是有强大的社会运动来推动的。在强大的既得利益的面前，中国的房地产政策似乎已经山穷水尽。一定也要有强大的社会运动来促使房地产政策的有效转型吗?人们只能拭目以待了。[[3] 郑永年.房地产是如何绑架中国经济的[J].新产经， 2016，（3）：58-60.][3]

（四）推进“公共侧”的改革需要完成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可以说，以前改革开放的动力，先后来自于农民、工商个体户、私营企业主、房地产商、为提升职务和得到好处的领导干部。现在的改革要进一步推动，就需要公有制企业家和公共科技专家的形成和发挥作用，成为新的动力。目前，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不足，有限的改革和反腐倡廉也阻力重重，上动下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