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裕 徐琴：租、住区隔：城市中的二元社区及其生成

【内容提要】 在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的今天，城市社区作为承载城市新增人口的主要空间，成为各方利益纠葛、摩擦冲突频生的重要场所。围绕着是否拥有产权，城市社区居民自发形成租户和住户两个不同的群体，两者之间既有生活互动中的身份区隔，又有资源配置中的权益区隔，还有认同层面的心理区隔，从而使得城市社区特别是租户集中的老旧城市社区，呈现出一种低冲突低融合水平下的二元区隔状态。

【关 键 词】城市社区/产权/租户与住户/二元区隔

城市社区：一种现状，两个维度

周大鸣在研究珠江三角洲外来工与本地人的关系时，提出了“二元社区”的概念，并从分配制度、职业分布、消费娱乐、聚居方式和社会心理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指出本地人和外地人形成了不同的两个系统，二者在心理上互不认同①；王桂新等在研究上海市外来人口时指出其居住“生态”与城市本地居民存在显著差异，外来人口具有明显的“临时性”特征，主要集居在“城中村”、“棚户区”以及建筑工地宿舍等“城市角落”的“小集中”分布中，从而形成游离于城市居民社会的“孤岛”②；雷敏等通过对北京、石家庄、沈阳、无锡和东莞5个城市的问卷调查发现，绝大部分流动人口选择在城市边缘区集中居住，这种居住方式形成了居住隔离③；罗仁朝、王德选取了四个不同聚居形态的流动人口聚居区研究显示，流动人口与流入地居民存在空间隔离，并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心理隔离④；张展新等通过对北京等5个城市中流动人口社区的调查发现，即便住同一社区，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仍存在着居住隔离，村委会社区比居委会社区的居住隔离程度更加严重⑤；袁媛等在研究广州市外来人口居住隔离及影响因素时，发现从1990年到2000年的十年间，广州市外来人口的隔离指数上升了41%(从0.268升高至0.378，1为完全隔离)⑥；骆腾通过对东莞市增村的实证研究，发现外来工与本地人的关系由于前者对当地经济的巨大贡献，从开始的隔离渐变为融合，但二元社区不仅没有根本消除，反而在新的历史时期又产生了新的问题⑦。

国外对于“隔离”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由城市化进程而带来的居住空间分异和社会隔离问题。Burgess最早创立了同心圆理论来解释和描述工业城市里地位群体的隔离：最底层群体生活在城市中心商业区附近，最高层群体则远离市中心而靠近城市边缘⑧；Harris和Ullman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弥补和修正，提出了多核心论⑨；Timms则认为，相比于物理空间上的隔离，心理层面的认同与否才是衡量群体间是否隔离的真正标准⑩。Iceland的研究指出，在北美与欧洲的大城市中，移民的隔离依然比较普遍，特别是美国黑人和白人的隔离。少数群体的社会经济权利虽然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其聚集与隔离的状况却持续存在。(11)

可见，空间区隔和心理区隔具有普遍性。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大部分研究特别是早期研究，通常选取城乡结合部或特定的“城中村”及“棚户区”为研究地点，但时至今日，流动人口的居住模式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翟振武等通过分析2006年“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的数据，指出有10.8%的流动人口居住在楼房内(12)，考虑到城市新建和高档住宅区较高的“准入门槛”，不难推断，在城市老旧社区中其实聚居着相当比例的流动人口，大量的老旧城市社区呈现出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混杂居住的状态。

那么在这样一类社区中，这两者在日常生活中相处是否融洽？是否也存在某种“隔离”？进而整个社区呈现何种面貌？(13)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见，马西恒等通过对上海市一个社区的个案调查，发现新移民与城市社会融合可能经历“二元社区”、“敦睦他者”和“同质认同”三个不同的阶段，新移民和城市居民在经历相互对立、相互防范的负向互动后，会尝试建立一种更为融洽的互动方式，进而为全面融合积累经验和社会基础(14)。当然，马西恒的研究是以“融合”维度作为取向，但笔者认为，“融合”抑或“区隔”，本质上描述的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反向的维度，属于“一体两面”。因此如果以“区隔”维度重新考量，那么整个问题的关键就会偏向其逻辑起点，即为什么会出现“二元社区”？是什么造成了社区会呈现出“二元区隔”的状况？“二元”又是以什么作为划分依据？进而，在“二元区隔”的背后，是否存在某种更为一般性的内在机理？

一个值得玩味的“普通案例”

T社区位于江苏省常州市中心，隶属于钟楼区荷花池街道，面积0.26平方公里，2006年11月由原T弄社区和原D路社区合并而成。社区总人数4987人，总户数1847户，空挂户135户，居民小组80个，党员223人(其中空挂党员32人)。低保户24人，残疾人258人，60岁以上老人1432人。社区内主要住房于1997年前后建成，为6-7层多单元公寓楼，另有2004年建成的3栋高层公寓以及未改造的17户平房。社区内设施齐全，功能完整，且交通方便。社区建成时主要居民为原址拆迁户和购房户。2003年起，社区内原居民陆续迁出，租户开始入住，且数量不断增多，到2012年为止，社区内共有租户1400多人，占社区总人数的近1/3。大体上讲，该社区是一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老旧城市社区。

2012年4月，T社区内西滩3号楼B单元的3家住户集体来到社区居委会，反映该单元4楼的一位住户把房屋出租给6名附近工地的包工头，由于这些包工头平日上下班常会携带榔头、铁锹、钻头等工具，使得该单元其他住户感到极大的不安，在其楼下的住户与该户的房东初步协商未果的情况下，该单元内几位住户便联合起来，找居委会寻求解决的办法。经过居委会多次协调，该房东同意提前结束原有的租房协议，届时不再租赁给包工头。

这像是一起普通的邻里纠纷，但事件中的参与者、旁观者及其不同的表现却值得玩味。作为投诉方的3家住户前文已提及，而作为受到“排挤”的租户一方，6名包工头在整个事件中“集体失声”，反而是其房东代替他们“周旋”其中，在与3家住户的几番博弈之后，房东败北，6名包工头也只得打包走人。从头到尾，犹如一群看客一般观看这出戏码的上演，等待并接受别人的裁判。作为利益相关者，他们理当为自身的权益提出诉求，无论这种诉求正确与否，但他们被“选择性”地忽略了。

该单元内另外2家住户，或许是因搬入时间还不长(分别为2010年和2011年)，或许因其非“本地人”的身份，其行为显得颇为“暧昧”：作为投诉方的3家住户曾与其沟通过，这2家住户均表示“深有同感”，但因“时间和精力有限”，无法共同参与，因此“委托”前面3家住户向居委会“转达”。不论其说法真实与否，至少这种半推半就的“传话”就传达了其某种顾虑。而单元内剩下的其他6家租户则不知道发生的该事件，生活依旧。投诉的3家住户也表示没有和其沟通过，原因是“不了解，人杂不认识，姓什么都不知道”。

“身份区隔”：社区生活中不对等的互动身份

略过事件中的是非对错，6位包工头作为“肇事者”，理当成为后续处理中的“参与者”，但最后却演变成了“旁观者”，这一系列身份的转变折射出似乎有无形的事物阻碍其中。而单元内的3家住户和居委会显然都很“默契”地认识到这点，绕开他们并直接找上房东，后者也由此卷入并成为其利益的“代言人”。笼统地说，他们似乎是因为欠缺了某样东西而无法参与和住户对等的利益对话。这种身份上的不对等演化出一种怪异且隐晦的“角色不能”，和法律意义上的“行为能力欠缺”、“责任承担不全”等情况颇为类似，用居委会主任的话来说就是：“(住户)找他们(包工头)谈没用，要是找他们谈有用的话，问题早就自行解决了，还会闹到我们这里来吗？”

何谓“找他们谈没有用”？笔者了解到，事件起初很简单，6名包工头每天下班后喜欢喊上三五好友，一起回来喝酒打牌。几番受影响后，楼下的住户便找其协商。协商是有效果的，但没有能够维持太久，平静了一段时间后，故态重萌。如果照此发展，可能最多也只会成为这两户人家之间的纠纷，但这6名包工头后来又做了一些其他事：如在楼道里吐痰，把吃剩的快餐盒、烟蒂随手乱扔，直至有一次因携带的工程作业工具不小心砸到了某户的防盗门，让坐在门口乘凉的老太受到惊吓……这样一来，原本只涉及两户之间的矛盾便藉由楼道公共利益网络“扩散”为一户与多户之间的矛盾并由此激化，鉴于之前两户“失败”的沟通经历，最终3家住户“撇开”这6名包工头，找到了居委会。所谓“找他们谈没用”并非指居委会和住户认为找包工头协商没有解决的可能，而是认为这是一种非正式的解决途径，简而言之，没有找对“正主”。同时，该单元内另外两家“态度暧昧”的住户所顾虑的显然也不是这6名包工头的想法，他们真正担心的是以后如何与这家住户相处。关于这点，投诉方中一位住户表示“理解”：“我晓得他们两家在想什么，刚搬来嘛，这种事情不太好出头，我们都是老住户了，住了十几年了，他们这样影响别人算怎么回事？算起来那户人家也是新来的，听说是帮小孩买的学区房，现在孩子还没入学，人还住在湖塘那边，过两年才正式搬过来……”

住户跳过租户找上对方房东协商问题的现象在社区内并不少见。笔者通过对居委会2011-2012这一年半工作记录的统计和梳理，发现本地住户反映租户影响他们生活的纠纷有28起，所有这些经由居委会而“公开化”的纠纷最后都把房东卷入其中，演变为房东与其他住户之间的纠纷，无论这些纠纷最终是否得到妥善解决，房东都认为这是租户在给他们“找麻烦”，即便是漏水这类和住房老化密切相关的问题也是因为租户“生活习惯不当”而造成。

不可否认，相异的生活习惯确实会导致上述纠纷的发生，但影响本身具有相互性，住户家里漏水影响楼下租户、或者影响其休息的事情也定然存在，但却很难通过居委会的工作记录以文本形式“正式”体现，以至于笔者找不到一起租户投诉住户类似事件的记录。究其缘由：如果纠纷小又很快解决，就无需居委会的介入，自然也不会记入工作记录中；如果纠纷升级，房东的入场则会把租户“挤出”，致使本当记录为“×租户反映×住户×问题”，在文本中便以“×住户反映×住户×问题”的形式呈现。既然房东才是住房的主人，那么与之相关的利益问题自然应当由房东参与，租户“不愿意”也“不方便”直接参与：“(出了问题)当然要喊房东过来啊，不然后面就说不清楚了，要修要赔也是他们的事。”除了上述“摩擦”性质的互动外，在诸如“共同筹资维修防盗门、楼道电灯”、“共建车库、绿化带”等“积极”意义但又需要“破费”的互动中，租户更是呈现缺位的状态，把所有的问题都抛给房东。

总体上看，无论是“摩擦”式的互动还是正常的交往，租户似乎都少与住户发生“交集”，他们是“想而不得”还是根本就缺乏意愿，此处暂不讨论，但仅从能够观察到的现实情况看，房东的存在确实给租户参与此类事务造成了阻碍，从更本质上说，产权拥有者和房屋实际使用者的角色分离剥离了“居民”身份特征本应有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形成了只具备部分特征和“权限”的租户。从这个角度看，撇开生活方式是否相互契合、心理上是否互相认同等主观因素，城市社区中所谓的“二元”其实就是以是否拥有产权作为客观的划分依据：一元为没有产权的租户群体，另一元则是有产权的住户群体(15)，这两个群体在社区互动中存在一种“身份上”的不对等。当然，这种“身份区隔”并非意味着租户在社区生活中“低人一等”，在“非正式”的日常生活中也不易察觉，但在需要“做决定”、“拿主意”的“正式”事情中，租户却很难成为能和住户“平等对话”的利益主体，即便他们是这些事情的直接相关者。

“权益区隔”：社区资源配置中的藩篱与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