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志勇：改革积极性不足的深层原因在哪？

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的全面深化改革正深刻的影响当代中国。不过，改革开展一年多来，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遇到了新的问题和挑战，最主要的问题是两个：改革方案的落实问题和改革积极性问题，其中改革的积极性问题更为关键。

改革积极性问题逐步呈现

落实问题虽然正在困扰着改革，但在现有的行政体制下，只要中央推行改革的决心够大、够坚决，改革方案即使落实的慢一些，但总能付诸实施。很多学者在谈到落实问题时，不可避免的会提及既得利益者或利益集团的阻扰，并表示了很大的担忧，其实大可不必如此。改革是利益的调整，必然要涉及既得利益者或集团的利益，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虽然形成了利益集团，但其具备深厚的中国特色，即中国的利益集团大部分是部门利益、政府利益，涉及的单位也大多数政府、国企和银行等单位，这些单位中央都有控制力，只要中央权威足够，这些利益集团不会有太大的抵抗。1998年，朱基任总理后推行的国企改革，涉及的既得利益者非常多，但在中央的强势推动下，国企改革还是顺利进行下去。

真正值得担心的是改革的积极性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中央深改组会议已经多次提及，最高领导人还发出了争当改革促进派的号召，中央评选优秀县委书记也是出于改革的考虑，通过表彰一批人来激励更多人投身改革。不过，当前中国的改革积极性问题并不乐观，尤其是改革进行一年多来，出于各种原因，改革消极情绪正进一步弥漫，对改革持不乐观态度的人也有增加之势。

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和邓小平改革启动初期（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相比，这一轮改革从2013年末启动以来，已经近两年时间，但是改革中的意外事件或突发事件几乎没有，意外或突发事件反映了社会的改革主动性和改革创造力，只有具有改革方向性的意外事件不断呈现，整个国家的改革才能不断良性前进。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各种改革意外事件频发，特别是像小岗村分田到户、乡镇企业兴起、傻子瓜子等，直接的推动了相关领域改革，而这些都是当时的中央还没有打算做或不打算做的。当然，当时也有一些负面的意外事件，例如精神污染、自由化、双轨制导致的腐败等，但这些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改革战略，邓小平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思想就是从其中孕育的。

当前的改革积极性问题主要分为三方面：一是官员落实改革的积极主动性及创造性问题，二是民众的改革意愿及认同问题，三是整个社会的改革精神衰退及改革冷漠问题。

对于官员来说，是否积极落实改革主要还是个人利益的盘算，特别是政绩考核机制对他们的行为有重要影响，如果中央能改变政绩考核机制，把改革作为考核的重点，并制定出可以操作的考核标准，在现有的人事制度下，对职位升迁抱有期望的官员都会认真对待改革，并想方设法的进行落实和创新，当然这里面也涉及改革的激励问题和地方官员改革授权的问题。

对于民众来说，他们对改革的态度除了看具体的改革是否和自己有关、是否对自己有利之外，还和90年代以来改革的获利者、经济增长的获益者越来越小众化有关，特别是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事项的市场化改革，使得大部分的老百姓，特别是平民的压力越来越大，这间接的造成了人们对改革的疏远态度。当然，一个社会的改革精神衰退及改革冷漠症形成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改革精神衰退的深层原因

第一，社会变迁和价值观的多元化。民众的改革激情及社会的改革冷漠问题和三十多年来的社会变迁有关。改革开放以来，民众的利益和价值观都已经多元化，这深刻的影响到了他们对待改革的态度，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理想主义消褪，功利主义成为行为的取向。这其中包括政治理想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在政治理想主义方面，国人的政治理想主义和改革开放初期比起来差距很大，时至今日，对政治还抱有理想主义热情的人越来越少了。在道德理想主义方面，现实的道德状况不容乐观，道德冷漠现象越来越普遍。二是集体主义、集体意识消褪，个人主义、多元主义抬头，整齐划一的改革方案很难满足民众的多元需求；三是求稳思想逐渐抬头，求变思想不断被边缘化。在吃饱穿暖之后，面临教育、医疗、住房等压力，民众更希望获得一个稳定的工作，拥有一个稳定的生活，而不是处于变化之中；四是相对于外在的经济增长，民众更在意内在的精神追求。

第二，改革战略与民众参与度。这一轮改革是行政主导型，无论是在改革方案的设计上，还是在改革的执行和落实上，主要的力量都是各级党委政府，民众的参与空间不多。这样一来势必造成一个问题，那就是政府主导的改革如何符合民众的需求、照顾民众的利益？事实上，在近两年来的改革中已经出现了类似问题，比如高速公路的收费改革，几年前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各界，改革思路都是一致的，那就是高速公路收费要取消，但今年公布的改革方案却是要维持这样一个收费的体制，方案出来后舆论大惊，民众因为缺乏参与而对改革产生了深深的无力感。再比如，出租车制度改革，尽管社会大众对打破出租车公司垄断经营的体制有愿望，尽管滴滴专车等已经成了很好的替代品和竞争者，但民众缺乏参与度的改革要想打破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格局非常难。从当前的改革情势来看，交通领域的改革最为让人忧心。

第三，西式治理术与中国社会病症。和邓小平改革相比，这轮改革更加重视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在改革中的应用，即相信科学和理性的力量，并把改革作为一项可以理性化设计、执行的理性运动。但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主导的改革能否对治中国社会之病症？科学主义、理性主义是西方的词汇，也是西方的思维方式，采用西式思维方式的改革战略是典型的西式治理术，这种方式的特点就是对症下药，比如哪个方面需要改革就出台相应的改革方案，但也是头疼医头的治理方式。这种治理术对于治理当前的那些具体而重大的问题有作用，但今天的中国除了有各个具体的病症之外，在整体上也患了病，特别是在精神、信仰和道德文化方面，而这些病症是很难找到具体疗法的，他们需要在整体上对这个国家进行深层的关怀和调理。

第四，效用主义和改革耐心。这一轮改革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实现国家的治理体系现代化，而且在改革的实施过程中，改革也有一个更为具体的目的，那就是通过改革来促进发展。中国的领导人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通过改革来促进发展，并且强调要尽快见成效、释红利，让民众得到实惠。这样的思路有利于改革紧紧围绕民众利益增长来开展，但过于的现实主义、效用导向也产生了矛盾――改革的长远性和功利性矛盾，改革的目的是促进发展，特别是促进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有现实的考核指标，这样一来，改革不但成为了工具，而且其效应主要集中在短期，即短期内要见成效，这和改革的初衷――促进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不一致的。自从进入近现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民众对于国家的改革就越来越没有耐心，比如，20世纪初期的晚清政府改革，今天看来其思路还是很好的，但因为短期内没有见到成效，民众就选择了更为激进的方案，之后的国民党治理时代，也是在一段时间内没有治理好国家，民众就选择了更为激进的方案。时至今日，对于改革，民众的期待更希望一夜之间就有不同，而这是不可能的，但这种心态下民众会对改革越来越没有耐心。

第五，激进主义衰退和保守主义兴起。中国的近现代史，就是一部保守主义不断退步，激进主义不断成长的历史，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晚清政改、辛亥革命到共产主义革命，中国人不断的走向激进，而且激进的对象也更加扩大，从最初的军事技术到政治制度，再到后来的文化伦理，直至全面西化，顶峰是文化大革命。不过，自从文化大革命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以及1992年苏联的解体，伴随着西方世界保守主义学术思想传入国内，中国的精英开始反思自己民族的激进主义历史，对激进主义产生的破坏性认识越来越深刻，对保守主义的接受越来越多。今天保守主义在中国很有市场，国人的保守主义主要有两个维度：一是对政治激进主义的批判；二是文化上国学热的兴起，保守主义一定程度上成了文化民族主义。激进主义的衰退和保守主义的兴起，对于国家的稳定来说是善的，但对于国家的变革来说也有不利的一面，特别是当这种心态和当前社会上的求稳心理、既得利益结合的时候，任何变革都会受到怀疑，任何向前走的行为都不如原地不动来的舒坦。中国的保守主义超越了政治，渗透到经济、文化、社会、人心等各个方面，在为民族核心价值提供保守理论的同时，也为那些不合时宜的东西提供辩护，其未来如何走向值得关注。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副处长，生民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