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毅：中国革命再探讨：阶级视角的回归

一、挫败：一种普遍接受的常识

20世纪60年代的幽灵还在纠缠着人类，并呼吁我们对“革命”和“共产主义”进行再探讨，从而为当下的解放政治做好理论准备。本文的论点简单而直接：若要复活共产主义理念，我们不能求助于第一世界的眼镜，通过形式的形而上学来进行论证，相反我们只能从第三世界的阶级视角出发，挖掘天使与魔鬼俱存的真正的革命辩证法。

今天，全球资本主义高歌猛进，摧毁了社会主义的成就，如经济平等、人类解放以及人民民主，而这些是由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这种破坏一直在继续，直到福山（Francis Fukuyama）称之为“历史终结”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的到来，于是，无论东方西方，“革命”这个词汇――更不要提“共产主义”――在知识界已经成为禁忌。当真正的革命遭到无情唾弃，流血牺牲也就变得毫无意义。共产主义成为“独裁”、“非理性”、“压制民主和自由”的代名词，让那些在新自由主义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望而却步。

社会主义世界的解体并非那么彻底。中国的改革创造出了“奇迹”，并且成为一个例外，其党国体制（party-state system）又维持了三十多年，而且还在持续下去。在全球经济中，中国不仅是一个崛起的新星，而且在世界体系中已上升为第二大经济体。

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当下没有文献能比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两场革命》（Two Revolutions）和《现代性与革命》（Modernity and Revolution）更富启发性了。在《两场革命》中，安德森试图描绘出两场革命――苏联和中国――的不同轨迹，并且阐发了两场大转变的不同后果。除了关于两场革命本质已有的“常识”性知识，安德森补充说，与俄国革命相比，中国革命相对来说准备期更为长久，这就为中国共产主义者确立主权提供了更坚实的权力基础。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带来了两个成果：国家独立和国内和平，安德森如是说。①

当安德森说“纵观全球，如果说20世纪是由俄国革命的发展所主导的，那么21世纪将由中国革命的后果所塑造”，②他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当他借助“常识”性知识来理解中国革命时，他便误入歧途。安德森说：“中国共产党照搬了斯大林统治下所形成的苏联模式，由此发展出了统一的纪律、威权的结构和统率的习惯。”③

对有些西方左派和诸多中国民族主义者来说，中国是共产主义失败历史中的例外。这些人承认“威权国家”或“官僚机关”导致了苏联政权的解体，但中国的情况却有所不同。相反，“威权国家”恰恰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通过加速全球资本积累，中国也圆融无碍地加入了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最后天堂。

不无讽刺的是，导致苏联共产主义失败的常识却成为中国这个“共产主义”国家得以延续的原因。正如安德森所说：“21世纪的中国是世界―历史的全新事物：它结合了两样东西――经济上，根据任何常见标准中国都应被视为压倒性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上，根据任何常见标准都毫无疑问是共产主义国家。”④

这里“资本主义经济”和“共产主义国家”的概念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于是就有了我们的问题：首先，是否可以说普遍接受的常识，可以用于解释俄国与中国革命的不同后果？真的有两种不同的后果吗？如果我们采纳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虽然一个依赖能源经济，一个是出口导向经济，俄国和中国不都是资本主义的某种变体，并最终创造出类似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国家吗？其次，这个大家都接受的普遍常识到底是什么？我们怎么理解这种常识？最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本质是什么？从理论和实践来说，资本主义经济能否与共产主义国家共存？革命、共产主义和阶级到底意味着什么？

二、巴丢与鲁索的形式乌托邦

“常识”性的知识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这种争议在公共领域和学术界之间流行，只是因为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崛起所遵循的都是全球资本积累或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逻辑。在中国，常识现在演变为一个大家共同采用的普遍因素――“威权的党国体制”及其各种“邪恶”，在全球范围内强化了资本积累，并且为超越人类极限创造财富和增长，提供了创造性的形式。全球资本积累的逻辑大获全胜。现在谁还在乎常识呢？

某些激进的欧洲理论家还是在乎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巴丢（Alain Badiou）和鲁索（Alessandro Russo）。他们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他们想要为将来的共产主义运动点燃革命想象力，于是他们试图通过对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中国的“文革”进行严肃的再探讨，将共产主义由“历史的科学”改造为“对奇异性（singular）创新或真理的确认”。他们参与了“缪斯计划”（Project of Muse），并提出一个口号：“今天的研究，明天的启迪”，旨在对60年代的革命重新给予理论的认识，从而揭露导致失败的“常识”。⑤

在一次与霍瓦德（Peter Hallward）的访谈中，巴丢明确指出：

今天，我们正在研究一种完全不同的观念，我们称之为“没有政党的政治”。这并不意味着“无组织的政治”。所有的政治就是集体性的，因而会以不同的方式得到组织。“没有政党的政治”意味着政治不再源于政党。⑥

巴丢的政治是要取消主导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政治的党国体制，而他眼中的列宁主义政党则是解放政治中不可宽恕的恶。在巴丢看来，政党的逻辑源于阶级主义（classism）的逻辑，即马克思阶级政治的理念或无产阶级范畴，而这是需要被质疑和超越的。巴丢说：

一直以来我们都忠于阶级政治、阶级国家等的理念……但我们不能再重走旧路了；没有必要再对马克思主义本身进行修正。问题是要超越如下观点：政治代表了可以被划为阶级的客观群体。这个观点非常强大且重要。但是在我看来，我们不能再从这样的观念出发。我们需要从政治进程、政治对抗、冲突和矛盾出发。⑦

他继续论述说：我们必须告别这个观点，或者我们也可以说，作为政治范畴的无产阶级范畴已经无法再发挥作用。⑧

虽然在其真理的政治学中，巴丢试图拯救工人的形象，但是他认为我们必须抛弃对工人的代表／表征――无产阶级及其组织形式政党。他一直强调要抛弃这些范畴。在《文化大革命：最后一场革命》（The Cultural Revolution：The Last Revolution）中，巴丢说：今天我们明白，所有的解放政治都必须终结政党或多党模式，从而确立一种“没有政党”的政治。⑨

巴丢和他的同事对“文革”兴趣盎然，因为“文革”体现出了革命的吊诡，正是这种吊诡开启了深刻的人类解放政治和群众的“经验大交流”。“文革”由党外的青年学生、工人和社会力量构成，意图通过暴力去打碎党国机器。

“文化大革命”被视为共产主义的“最后一场革命”，因为它是最大的政治实验，即超越政党，虽然结果失败了。在巴丢看来，这种失败是因为“毛泽东也属于党国体制。他希望党重焕活力，哪怕使用暴力手段，但是他不可能接受党国的消亡”。⑩

对巴丢来说，毛泽东是“文革”公认的领袖，对这样一个位置来说，毛泽东并没有创造出与国家有所不同的政治形式，因而最终在60年代末以政党的重建这个保守行为而宣告了“文革”的终结。他说：

因此，“毛泽东”成了一个吊诡的名字：掌权的造反派，通过挑战党的权威而受到考验的辩证法家。但“毛泽东”也是那个无法容忍国家官僚制彻底解体的党的名字。11

巴丢总结说：最终，“文化大革命”即便在其身处绝境之时，也见证了这样的不可能性：在全球范围内不可能真正将政治从党国框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12

在《六十年代和我们》（The Sixties and Us）中，鲁索进一步定义了那个常识的问题意识：

60年代是全球性的群众政治的实验室，其中包括前所未有的主题和实验领域：实验性的政治之前从未汇聚如此多的集体生活。那个形式多样的政治时刻有着一个奇异性的重心：对于“阶级政党”的政治价值提出质疑。13

鲁索一般将阶级政党视为专制政府， 塑造等级制以统治现代世界中的所有集体生活。14

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质疑政党的价值是60年代革命的核心精神。“常识”性的知识是“政党”的一般性难题――政党是20世纪为了组织革命应运而生的普遍形式。鲁索认识到，政党在20世纪国家结构的形成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政党本身则源于19世纪下半叶的工人政党。但是，政党在60年代却成为造反的对象，因为人们认识到，它是现代政府形式最为普及的变体之一。“毛泽东在1975年最后的政治论述是：‘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15鲁索倾向将这个句子颠倒过来：“共产党在资产阶级内”。16他接着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或者“阶级政党就在资产阶级内”的命题概括了60年代主要实验的议题。17

虽然巴丢和鲁索特别提出的“政党”难题性并没有为共产主义失败的常识性知识增添新的内容，但鲁索的论点“阶级政党就在资产阶级内”对描述改革时期的中国――如果说不是60年代中国的话――极为相关。

在之后的分析中，鲁索把问题从“资产阶级内的阶级政党”转向了“无产阶级专政”――政党。18鲁索说：我们首先必须将作为必要前提的“无产阶级专政”概念“存疑”，然后才能进行“澄清”：之前时代的政治事件要求我们重新打开这个基本理论概念的讨论。19

毛泽东眼中真正的敌人――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现在成为巴丢和鲁索眼中政党组织的形式。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内的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几乎没有差别，因为对他们来说，两个历史主体都采用同样的组织形式，即政党进行组织并夺取政权。

对他们来说形式很关键，而且形式就是细节中的魔鬼。

对毛泽东来说，资产阶级是掌握政党的真实的历史主体，并且将自身变成了“阶级政党”。这就是他发动“文革”、利用群众的力量去打碎政党的原因所在。阶级政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或后果，因此毛泽东坚持不懈地用“不断革命”（permanent revolution）或“继续革命”（continuous revolution）20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包括党内的教育整风和党外的群众运动。

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曾说过，拿枪的敌人很好发现，但在新中国成立后那些隐藏在党内不拿枪的敌人就很难察觉。21除非我们认同庸俗的政治理论家，认为毛泽东偏执的人格导致他想要大权独揽并且像现代皇帝那样胡作非为，我们就不能无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存在且重复出现的阶级关系的复杂性。本文会不断回到这个问题。

但是，巴丢和鲁索忽视了阶级和阶级敌人的存在――这些是真问题，并将这些实实在在的历史主体转变为政治组织的抽象形式。他们抹去了“阶级”的问题，并且用“政党”形式取代了政党（即真实的资产阶级政党或由资产阶级所掌控的政党）。

虽然呼吁更为深入的分析，但巴丢和鲁索无法提供走出60年代困境的答案。很显然，他们将这种困境视为60年代自我组织多元形式的反弹，以及对实验性的平等主义群众政治的压制。对他们来说，这种困境意味着60年代之后又回到了传统的“阶级政党”政治。

鲁索认为，对60年代进行理论描述和年代划分的主要障碍就在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范畴不仅不恰切，而且也会遮蔽政治布局的奇异性。22鲁索论述说，“既然阶级主义的政治文化和阶级政党全部的‘百科全书知识’都无法通过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