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德如：以新乡贤推进当代中国乡村治理

摘要：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的场域发生着重要变化：从表象而言，出现乡村的边缘化、荒芜、空心化；更为严峻的挑战是，乡村的精英人士大量流失、自治制度的失语失效、乡村治理的精神呈现断裂。为此，我们主张因地制宜将新时期的乡贤吸纳到乡村治理体系中，积极发挥他们的作用。当前以及今后应在文化与制度建设两个维度下大力气，长期坚持，使新乡贤推进当代中国乡村治理成可承继的传统。

关键词：乡贤；新乡贤；乡村治理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与古代明显不同之处就在于：后者没有纳入到王朝的官僚治理体系之内，而是全面依靠乡贤或乡绅来主导（尤其是宋以前），是自下而上的自治。古代的乡村治理之所以能处于自治状态，概括来讲主要有三大原因：王朝的经济命脉依赖于小农经济、社会结构受制于宗法关系、政令传播受限于交通渠道。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的情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1949年以来，在国家发展战略与规划的主导之下，中国的各项建设长期以城镇为中心，乡村处于相对边缘甚至依附的地位。以基层政权为主导的乡村治理，也受到种种的制约与影响。特别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全面展开与深入，以村落为生产生活共同体的治理环境，遭遇到了严重的冲击，滋生、诱发了诸多显性或隐性的问题。

一、当代乡村治理受到的冲击和面临的问题

考察分析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难题，首先要摈弃的立场是：不能将它视为单一的“治理”问题，也不可将之视为仅仅是“乡村”的问题。毋宁说，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遇到的综合性难题的一个缩影。因此，应在一个宏大的政治社会生态系统之中，来观察理解这个关乎全局的“草根性”难题。

据统计，2011年中国的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所占比例达51.27%。著名作家冯骥才经过调查，得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中国每天有300个村庄在消失。这不得不引人深思：人口结构的变化到底说明了哪些问题？乡村民众生产生活家园的消失又揭示了哪些更为深层的问题？面对这样的人口结构和治理场域的重大变化，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又将经受什么样的挑战？

1.直接、表象的问题

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首先要直面的问题就是治理场域的变化。那种安土重迁的故乡情怀、血浓于水的脉脉温情、礼俗主导的熟人社会，已经在不少乡村荡然无存。据有关研究成果，中国的乡村正在经历不同程度的解体：有的传统治理资源还比较丰富、共同体保留尚好，有的部分解体，有的已经基本解体甚至严重萎缩。[1]

这些（自然）村落的解体只是问题的表象，值得追问的是：何以解体？是自然的解体还是人为的解体？一般而言，（自然）村落的解体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相关。[2]如果现代化是无法抗拒的发展潮流，那么现代化未必是村落解体的罪魁祸首，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理解与推进现代化。实质上，我们的发展观与发展政策才是村落解体的关键因素。从单一（以政治挂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二元（物质与精神）发展，再到全面、协调、统筹、科学、人文（五位一体）发展，从城乡二元分立制定发展政策，转向城乡一体化布局公共政策，再到城市反哺乡村、工业反哺农业这样的发展方略变革，这些无不说明以城镇为中心的发展主义左右了曾经礼让、温情、自成一统的村落的命运。

长期以城乡二元分立发展为主导，带来的首要问题就是乡村边缘化。城市中心主义的发展理念是西方某些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变迁史来看，它是扎根于广袤的乡村的。农耕是理解中华文明的钥匙，也是推进中国现代化发展必须考虑的一个历史性前提。盲目效仿某些西方国家以城市、工业、商业为主导的发展路径，最终使乡村被人忽视、轻视，乃至成为“歧视”的标签。

对城镇化发展的扭曲推进，致使部分乡村沦为荒芜之境。2014年9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对城镇建设提出的要求是：“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其实质就是要纠正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偏失不当问题。国家要实现综合发展，就绝对不能以牺牲乡村为代价来过度发展城镇。经过多年的探索，国家提出了“建设美丽乡村”的长远发展战略，就是要还乡村青山绿水的本来面貌，就是要使乡村成为民众生活的宜居地、灵魂的安放所，让落叶可以真正归根。

市场化机制的驱动与急于求成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致使为数不少的乡村空心化。乡村的边缘化在本质上是对农民身份的歧视，是对国民平等待遇的亵渎，是在固化乃至强化社会不公的藩篱。从对大量涌进城市做工的农民的称呼变化（盲流、流民、打工族、农民工、务工人员等）可见一斑。再加上社会交往的世俗化、物欲化、利益最大化，影响着农民的社会行为与职业选择。挤进城市，改变命运，成为不少农民的生存动力与行为逻辑。乡村成为不少人的不归路，甚至成为一生背负的“精神枷锁”。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成了当代中国乡村“独特”的人造“风景线”。

2.间接、根本的问题

乡村的边缘化、荒芜、空心化还只是当代中国乡村治理面临的表层问题。它们是制约治理的外部条件。但外部条件极具诱导性，会扩散农民对国家治理的失望情绪，农民再也不会踏上曾经充满希望的田野上。如果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整结构来看，乡村治理一旦陷入困境，就会使国家治理的基石动摇，使国家的治理能力弱化。因此，我们应追问：乡村治理到底是谁在治理？乡村治理的制度是否形同虚设？乡村治理的精神支撑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才是当代中国乡村治理遭遇的根本性问题。

进城务工浪潮，致使乡村的精英人士大量流失。乡村治理所必需的人才，出现匮乏、后继无人的现象，无赖、地痞、流氓、恶霸、黑势力把持村委会的情况层出不穷。那些屈指可数的精英是激励乡村社会发展所需的榜样，是无数农民不断向上奋斗、觉得生活有奔头最直观的模范。我们不鼓励英雄造时势，但倡导精英引导乡村社会走上公正持续的繁荣发展之路。

自治制度的失语失效。基于乡村的聚居传统，再加上20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农村经济向农民家庭本位回归，促使乡村家族（势力）出现复兴现象。[3]有的地方比如徽州村庄，开始大力挖掘和利用保存完善的族谱，增强乡村社会的认同，使其成为一个自洽的村庄。[4]通过家族势力以及族谱、祠堂等传统资源，实现乡村的自我治理，使国家行政主导下的村民自治制度处于失语状态。还有的地方，通过建立老年人协会滋养了社区的公共性，恢复了村庄的价值生产能力，缓解了农民的焦虑感，使他们得以找到生命的归属感和行为表达的制度化依据，有利于维护社会转型期农村社区的秩序稳定。[5]进而弥补了村民自治制度效力发挥不足的问题。

更为严重的是，乡村治理的精神呈现断裂。乡村边缘化、荒芜、空心化造成的最大恶果是文化或精神的断裂。像徽州那样具有良好的合作传统、互助传统、信任传统、自治传统等善治资源的村庄[6]，毕竟是少数。近年来乡村社会出现的信仰体系混乱和价值扭曲、伦理精神蜕变和道德滑坡、宗教迷信盛行等诸多问题，一定程度上与乡村传统文化（精神）的破坏[7]以及价值信仰的崩解或者异化有根本的关系[8]。作为凝聚乡村社会文化基因之一的“乡愁”“乡情”，对不少本土农民或外出农民已经失去了吸引力、感召力。曾经拼命要“安身”的那些农民，又将“立命”何处？

二、新乡贤制度建设的可行性

在2014年9月召开的全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经验交流会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奇葆指出，乡贤文化根植乡土、贴近性强，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力量。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利万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志良推崇“乡贤文化的上虞现象”，为的是解决城市化浪潮下农村空壳化背后的乡村治理现代化问题。[9]这说明，通过乡贤文化和制度来解决乡村治理的困境，已有成功的先例，并已进入国家宣传与决策的层面。为此，需深入省察的核心问题是：从制度建设层面将新时期的乡贤吸纳到乡村治理体系中，逐步改善乡村治理现状，是否具有可行性？我们认为，有四个重要的因素使其具备可操作性。

1.乡土社会的存续是实行新乡贤制度建设的基础条件。

费孝通先生曾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挤压和冲击下，今天的乡村是否失去了“乡土性”？尽管有不少的乡村处于严重的解体过程，治理的传统资源遭到致命破坏，但还是要清醒地看到，“传统社会的架构没有完全坍塌，乡村社会中错综的人际交往方式，以血缘维系的家族和邻里关系依然广泛存在于乡村之中”[10]。乡土性在中国广大的农村，依然是要正视的真实状态。那些扎根于本土的乡贤，对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护和乡村生活的改善，自然起着重要的规范与引导作用。更何况，有的地方还充分利用孝悌文化来促进社会善治[11]，不少的乡贤正是孝悌文化的践行者、捍卫者与弘扬者。

2.选贤与能的观念是实行新乡贤制度建设的思想资源。

中国社会重视贤能的观念古已有之。在《礼记・礼运》中记述了孔子所憧憬的理想社会即“天下为公”。为实现这个理想社会，最重要的是选贤与能和讲信修睦。在《论语・为政篇》中曾记载鲁哀公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何为则民服？”孔子认为，必须正确使用“直”者（正直之人）与“枉”者（不正直之人）才能使天下民众诚服，“举直错诸枉，则民服”。孔子的学生仲弓请教道，如何才能将贤人举荐出来呢？孔子认为，“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论语・子路篇》）每个人都把自己了解的贤人推举出来，贤人就不会被舍弃了。墨子对贤能尤其崇尚，在《尚贤》中主张，“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这特别有利于国家治理，“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因此，他认为，尊重贤人是治国理政的根本，“尚贤者政之本也”。孟子主张，“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孟子・公孙丑上》）。甚至警告当时的国君，“不用贤则亡”（《孟子・告子上》）。正因为这样，历朝历代的谏诤之臣都告诫君王，“亲君子，远小人”。可见，尚贤、选贤与能早已深入到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国家治理原则之中，为当下中国乡村社会实行新乡贤制度建设提供了非常深厚的思想资源。

3.乡绅自治的传统是实行新乡贤制度建设的历史依据。

中国古代社会的乡村治理，在先秦时期就已仰仗乡贤或乡绅来主导，秦汉以后便推行以“三老啬夫”为乡村最高领袖的乡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