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权力解构之后的台湾民主

台湾选举再次和平落幕了。民主化以来，尽管选举有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暴力行为，但在世界范围内看，台湾的民主化可算是非常理性与和平的了。这是有内外因素造成的。从内部而言，台湾在民主化之前已经成为高收入的富裕社会，拥有庞大的中产阶级，民众的教育水平高，行为理性。如果没有两蒋时代的高速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台湾可能只是一个类似亚洲那些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社会的民主。从外部而言，台湾政治精英面临来自美国和中国大陆两方面的压力。美国支持台湾的民主化，并且对台湾的政治精英能够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如果要得到美国的支持，台湾政治人物的“民主行为”至少能够为美国所接受。同时，台湾的民主化本身就是为了应付中国的崛起。如果台湾不民主化，它在国际社会的优势就会消失。

尽管台湾民主化也只不过是20来年的时间，但无论台湾民主还是人们对台湾民主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台湾民主不再具有刚刚开始那样的特殊性。这也可以说是因为民主成熟了。这种成熟性表现在多个方面。例如，不管成败，政治人物对选举的结果都是可以接受的。再如，台湾民众对选举的热情已经不如从前。和其它社会一样，在民主化开始之际，台湾社会对民主表现出异常的狂热。到今天，社会不再把民主看得当初那么神圣了，而只是政治权力更替的手段。

民主成为常态，台湾人也是享受这种民主的。这里，龙应台对台湾的感受很具有典型性。最近，她在论及中国的崛起时就说：“我不在乎‘大国崛起’，我在乎小民的尊严幸福”。（当然，这里她忘记了台湾民主化之前艰难崛起的事实了。）又如，她在1994年写文章比较台湾和新加坡时说：“还好自己不是新加坡人”。2003年，她重访狮城，虽然她认为新加坡的管理文化比台湾成熟，但她还是不会选择新加坡。她说：“最好把新加坡和台北合成一个国家……因为台北缺的是管理方法，而这正是新加坡的长处。新加坡的短处是文化厚度不够，而这正好是台北的长处，所以，如果能把这两个城市合为一个国家，我认为就是最理想的国度。”（当然，台湾的长处不仅限于文化，而新加坡的长处也不仅限于管理。）

但问题在于，这样一个理想的国度在哪里？或者，人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分为两个较小的问题。第一、台湾人民的确可以享受民主所带来的好处，但能否同时可以避免民主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呢？第二、台湾民主本身是否可以应付这些负面效应，而促成民主的可持续发展？

对民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应该引出人们足够的思考。对民主不能停留在简单地接受与否定、喜欢与不喜欢的态度。今天，台湾民主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整个世界所再次面临的问题，即在权威和自由之间、在秩序与自由之间、在发展与自由之间、在贫困与自由之间，人们做怎样的选择。民主保证了台湾社会所有的自由，但却没有任何机制来保证其它方面的进步。

典型的强社会、弱政府

今天的台湾社会是个典型的政治权威被彻底解构的社会。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也是政治权力被解构的过程：其一，权力中心的解体，从前是国民党的党国一体的政治体制，或者说国民党是权力中心。但在国民党被分解之后，就不再存在任何权力中心。其二，几个微弱的权力中心共存，或者说多党制。它们之间互相制约，甚至互相否决，不能构成足够的权威来对社会发生影响，或者引导社会，或者解决社会所出现的问题。其三，市民社会迅速成长和成熟，在维持社会体系正常运作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在台湾，从少年到老年，有层出不穷的各种类型的志工团体。台湾处于典型的强社会、弱政府状态。其四，社会几乎具有完全的自由，社会运动丛生，从各个角落崛起，来挑战本来已经非常软弱的政治权威。

对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来说，权力被解构、而市民社会强大的台湾，简直就是理想的社会。无论个人还是社会组织，都处于自治的状态，不存在来自权威的任何危险。每个人都似乎可以发挥其无穷的创造力，都似乎可以选择做自己所想要的事情，都似乎可以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角色。人伦、人文等人性的光辉都被发扬光大。很少有人不喜欢这一切。

不过，一个经常被视为政治上不正确的问题一直被人们所忽视，那就是台湾民主如何可以实现生存和可持续的发展？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正视，今天民主化了的台湾在其民主的光鲜背后也深藏着巨大的危机。台湾内外部，人们也开始从不同角度讨论台湾所面临的挑战和危机。不过，如果把台湾民主置于民主的全球背景之中，其问题会看得更加清楚。这些问题可以概括为两个巨大的“陷阱”。

第一个陷阱是民主的内部陷阱，姑且称其为“希腊陷阱”。就民主的内部来说，所要处理好的是资本（经济）、权力（政治）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民主化以来，台湾社会解决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并没有解决资本和社会、资本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民主化一方面解构了政治权力，造成了一个弱政府；同时，社会也通过影响政府在很短的时间里造就了一个高福利社会。选举民主导致高福利，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台湾也不例外。例如，台湾在短短几年打造了世界上第一流的健保制度。但福利制度的弊端也深刻反映在台湾的体制里，也就是高福利的可持续问题。健保制度运作没有多少年，就负债累累，不堪重负。

尽管民主化以来，历届政府都宣称要解决好政府与资本之间的关系问题，但这对关系越来越紧张。对政府来说，没有有效的资本运作，如何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更不用说是高福利制度了。尤其是今天，和全球资本一样，台湾的资本也处于高度流动状态。资本喜欢能够为资本利益发声和提供有效服务的政府，一旦资本觉得生存和发展环境不佳，就会流出。台湾的民主解决了重要的经济问题，那就是政府对资本来说，不再是“掠夺性”的。但对资本来说，民主并不能保障亲商政府。长期以来，台湾资本的外流尽管有全球化的因素，但不理想的甚至是恶劣的政治环境也是重要因素。资本和产业的出走，对政府和社会都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在社会和资本之间，资本总是占据优势的，尤其在全球化时代。这需要有效的政府来平衡资本。但在不存在有效政府情况下，资本在和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具有了更大的自由度。今天，台湾的收入差异巨大，政府对此无能为力。社会所能抗议的只是政府，而非资本。台湾的社会抗议浪潮（例如太阳花运动）是弱政府、强资本状态的反映。

在区域背景中，民主化不仅没有像当初很多人所预测的那样，会增加台湾的经济竞争力，而是相反。如果台湾和外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关系，政府对资本、社会等等要素都具有主权，或许能够做到可持续发展。但实际上则不是这样。在全球化背景下，处处都是竞争。在资本出走而政府无力干预（例如限制资本出走或者引入新的资本）的情况下，台湾的经济竞争力在急剧下降。

台湾外交过度民主化

没有足够的经济增长，政府的税收就下降。紧接着，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至少是财政能力）跟着急速下降。从世界范围看，一旦经济恶化，很难保障人性光辉方面的永存。在台湾社会的一些方面，人性恶的方面已经表露出来。尽管如此，在选举主导的民主下，政治人物仍然做不切实际的考量，为了自私利益，或者为了选票，过度对选民做福利的承诺，而不是针对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决定。这就是希腊陷阱：经济增长乏力，政府不但无能消减福利，反而为了选举增加福利，社会抗议潮不断甚至激进化。这是典型的民主治理危机。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社会，所关心的仅是谁掌握政权，没有人在真正思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从长远来看，这对台湾民主的影响可能是致命的。

从外部来说，台湾也在一定程度上面临“乌克兰陷阱”。台湾如果要在国际社会得以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和中国大陆处理好关系，这就要求台湾方面具有高超的“外交”能力。不过，台湾的外交已经过度民主化，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外交已经不可能。正如内部政治，台湾的外交也经常表现出“激进化”趋向。“激进化”具有两个方面的根源。一是来自社会，尤其表现在倾向于台湾独立的政治势力中间，他们简单地相信，因为台湾是民主社会，台湾就可以自然占据国际上的道德制高点。他们幻想其它民主国家（例如美国和日本）会为了台湾民主而和中国对立甚至冲突。第二是来自政治人物，他们可以通过民主机制来“挟持”民众，置中国大陆的利益于不顾，走民粹主义路线。事实上，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落，已经急剧地改变了台湾的地缘政治局面。如果台湾的政治人物挟持民主而去做冒险的事情，或许就会陷入“乌克兰陷阱”。

如此看来，在台湾民众享受民主政治所带来的各种好处的同时，也必须对台湾民主做冷酷的考量。经验地看，对民主的批评早在古希腊就有了。亚里斯多德论及古希腊的各种政体时，并没有把民主视为是最理想的政体；相反，亚里斯多德认为民主容易衰落成为民粹主义，甚至暴民政治。亚里斯多德相信，类似共和政体那样的混合政体最为理想。在近代民主化高潮之时，西方更存在着大量的民主批评者。即使在当代，西方仍然有大量的反思和批评民主的声音。

实际上，民主批评一直是西方民主进步的重要动力。只是在西方之外，在民主成为了一种至高无上的、具有道德化的意识形态时，批评民主往往被视为政治上不正确。作为“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典范，台湾的确可以为和平理性的民主化感到骄傲，但如果民主的骄傲演变成为民主的傲慢，结果必然会是悲剧。

在今天的世界，民主是最保守的，也是最激进的。说其保守，因为在政治力量互相制约和否决的情况下，什么事情也做不了。说其激进，是因为什么力量都可以自由地站出来，动员自己的支持者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保守和激进的两极实际上是同一件事情：因为保守，什么问题解决不了；因为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便需要诉诸激进的方法。今天，在世界范围内，极左政治力量（例如英国工党）和极右思潮（例如法国的国民阵线和美国特朗普主义）都在崛起。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人们有足够的理由对台湾民主的走向保持高度的警觉性。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