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步入“蔡英文时代”，重新审视国际关系中台湾问题

随着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及民意代表选举投票结果的揭晓，民进党及其候选人在两项选举中胜出。尘埃落定，众声喧哗。有人称，这意味着台湾民众选择支持与大陆对抗的政策路线，不希望两岸关系持续和平发展；有人忧心民进党重新执政后将推动“台独”，两岸关系将再度动荡不安；甚至还有人鼓噪民进党获胜意味着大陆近8年来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对台政策“遭受挫败”。那么步入“蔡英文时代”，世界格局下的台湾问题将如何发展？我在《通往大国之路――中国与世界秩序的重塑》一书中有详尽的分析。

追求统一是大陆的长远目标

要追求这个目标，我们不得不把台湾问题置于国际关系之中。不管我们意愿与否，台湾问题已经被高度国际化，并且这种国际化已经相当制度化了，要改变它并不容易。两岸本身的交流对中期的现状管理很重要。但要真正解决台湾问题，国际势力必须考量在内。针对国际关系中有关台湾问题的长战略发展。

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以后不断会有新的因素出现。从目前来看，在台湾问题上，主要要考量的是美日联盟和欧盟，尤其是有可能被正式化的“美日台”联盟。其他国际势力会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作用，但会是辅助性的或支持性的（或者相反），不会是直接的主体作用。

美日联盟的主体是美国，联盟并不是说两国在台湾问题上有完全一致的国家利益。美国和中国之间有多重的利益关系，主要有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在和中国的诸多关系中，美国对战略利益的考量是第一位的。这里有很多因素，主要是因为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霸权，其主要任务是维持这一霸权地位。其次，和其他国家相比，在美国人的眼中，中国最有可能成为竞争对手，从而有潜力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构成挑战。其三，在后冷战时代，美国越来越把其战略重点放在亚太地区。在很大程度上说，美国越来越把自己视为是一个亚太国家。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力相当巩固，北约等组织是其影响的基础，和欧洲联盟的关系比较稳定，即使出了问题也相当容易调整。但在亚洲，美国的影响力并不像欧洲那样巩固，美国把重点转向亚洲是有其理性考量的。

正因为如此，美国总是在和中国的经济关系中看到其战略意义，或者说总是从战略的角度来审视中美经济关系。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管制是一个例子，中国企业在美国进行并购遇到政治阻力也是一个例子。

从战略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台湾，对美国来说都具有工具性质，就是说，日本和中国台湾都是被美国用来制约中国崛起的工具。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最大利益是中国台湾的“独立”，尤其是“和平的独立”。而次优利益才是维持台海现状。美国的这一偏好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会有什么变化。在这一点上，日本和美国具有同样的偏好选择。在现阶段，日本愿意接受成为美国的工具有很多因素，包括中日两国历史上的恩恩怨怨、日本对中国崛起结果的不确定性等等。和美国站在一起，日本能够有效地预防和消化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美国要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就要拉日本。因为有“台湾关系法”的存在，美国卷入台湾问题具有必然性。但同时，美国和日本又有《美日安保条约》。这样美国就很容易把日本和台湾问题牵在一起。

但是日本和美国也有不同的利益。在战略上，尽管和美国结盟有助于日本发挥更大的区域甚至国际作用，但这个联盟有其特殊性，那就是这个联盟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日本成为一个真正的“正常国家”。在对华的经济关系上，日本和美国的利益更具不一致性。中国的经济崛起正在很快改变东亚甚至世界的经济版图。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亚洲经济整合趋势不可避免。在非制度性的层面，亚洲经济整合程度不比其他任何一个地区包括北美和欧盟差。不管日本同美国和欧盟的经济关系多么密切，它还是亚洲经济的一部分，这个趋势在近年来越来越明显。在不远的将来，日本会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那就是战略上的依赖美国和经济上的依赖中国。要平衡这两方面的需求并不容易，经济上的需求会对日本的战略需求起到很大的制约作用。再者，日本的战略需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现在两国缺少互信也是驱使日本战略上靠向美国的因素之一。等到中国再强大一些，日本必然作一些战略上的调整。

那么台湾问题在欧盟是什么定位呢？与美国相比较，在对中国的关系上，欧盟的经济利益是首位的，而战略居次要地位。因为地缘政治等各种因素，欧盟和中国并没有直接的战略冲突。欧盟整合到现在这个程度已经相当不容易，进一步的整合尤其在政治和战略上整合有相当大的困难。因为近年来欧盟的大扩张，这种整合变得更加困难。如果不出现一个强大的“外敌”，欧盟的战略一直会处于一种防御的方式。只有当欧盟作为整体遇到一个强大的“外敌”时，进攻式的战略才有可能。

在台湾问题上，欧盟只有遇到美国因素时，才有战略上的考量。和美日战略关系一样，美国和欧盟也有相当制度化的战略关系，主要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这个组织一是防止俄国再次崛起，二是预防中国的崛起。在近年来，北约试图向亚太地区发展，说明了这一点。在中国出台《反分裂国家法》之后，美国和欧盟也在开始美欧之间的中国战略对话，希望在对华关系上，双方能够协调关系和行动。这种协调使得欧盟很难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这个对话刚刚开始不久，还处于早期，今后如何发展，应当是需要加以观察的。

除了一些意识形态利益如民主和自由外，欧盟本身对中国台湾并没有实质性的兴趣。在没有实质性战略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欧盟希望更多的是中国能够以一种可以让欧盟“接受”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

美国和欧盟在安全问题上要达成一致并不容易。欧盟对和美国协调来维持世界经济秩序更感兴趣。在后工业化时代，欧盟尤其是老欧盟各国产业转型快，高科技、金融服务业等成为欧盟主要各国的产业。制造业的外移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力量。无论是高科技还是各种服务业，都必须和制造业存在一定的关联。如何协调外移的制造业和内部服务业对欧盟来说是一大挑战。如何维持和完善现存世界经济秩序也成为欧盟的一大挑战。在这方面，欧盟和美国很容易达成共识。

中国可能的应对策略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要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中立化，没有什么可能性。美国方面所能变化的就是台湾问题在美国战略上的优先位置。中国能做什么来改变中国台湾在美国战略上的优先位置呢？

最主要的要算是继续和平发展（崛起）的国际战略。中国既定的国际战略是和平发展或者和平崛起。从经验层面看，到目前为止，这一战略非常有效。最主要的是因为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为中国提供了可以和平崛起的机会和途径。这一战略在保障中国内部发展的外部环境的同时提高了中国的外在影响力。但这一战略的实施并非没有阻力。在“请进来”和“接轨”的阶段，中国的利益和西方的利益相当一致，但在近年，中国开始“走出去”的时候，在外面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不过，除此之外，中国并没有更好的选择。

很多人对经济主义抱有怀疑。这里首先说明的是，经济主义并不是说不要军事建设。中国正常的军事现代化随着经济的崛起不可避免，以对付“台湾独立”的军事准备也属必须。但如果为了解决台湾问题，而放弃经济主义而转向军事主义为主，必然会付出高昂的代价。一旦军事主义成为主导方法，中国的整体国际格局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包括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欧关系在内的所有外部环境都会发生戏剧性变化。可想而知，这样的变化并不是中国所能消化的。

针对美国现在奉行的军事主义并不用过于担心。军事主义是美国遭恐怖主义袭击以后不得不做的选择。现在正在付出很大的代价。作为国际警察，美国不得不用武力来解决政治、经济和外交所不能应付的问题。但军事主义很难持续。过去西方列强搞殖民主义，但现在是民族主义时代，这个方法很难行得通。搞军事占领呢？美国从前成功过，例如在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但现在这个方法也很成问题，伊拉克就是一个例子。既要搞军事占领，又要搞民主，这个方法很难成功。  所以，美国正在进行军事大调整。缩小驻外军力，增加战略要地的打击力量，到处布点，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打击美国所界定的敌人。我的观察是，尽管这种军事战略符合现代战争的特点，更显示美国军事打击力量的效能，但这仅仅是军事方法，没有考量到政治外交的后果。这种以军事打击为主的方法已经失去了殖民地方法和占领方法中所包含的一些积极意义（建设性力量），而使得美国成为了一种摧毁性力量。长此以往，美国树立的敌人会越来越多，海外利益将越来越得不到保障。美国在今后会如何调整这种方法，当拭目以待。

正因为中美两国越来越具实质性的经济关系，美国已经没有可能迫使中国走上一条从前苏联曾经走过的道路。中美关系未来怎样要看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如何发展，而中美经济关系又会影响到政治甚至军事关系。

经济主义也符合日本和欧盟国家的利益。随着中国和这些国家经济关系的强化，这些国家的战略意向也会在不同程度受到影响或者牵制。这些变化无论怎样都会有利于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

在西方世界，中国的经济主义路线遇到阻力。但在台湾问题上，经济主义路线刚刚开始发生正面作用。上面讨论过，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不可避免，而中国势必是这个经济整合的中心。台湾可以说是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圈的重要一个因素。不管岛内会如何调整其经济政策，政府主导台湾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台湾经济不可能失去大陆市场而健康发展。再者，一旦当台湾的农业整合进大陆的农业市场，台南农民的选举意向必然受到影响。只要两岸的经济进一步整合，就可以为未来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一个基础。实际上，未来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法也可以在经济整合中寻找。我的理解是，大陆对台湾只追求主权上的“统一”，而非行政上的统一。而经济上的整合对主权整合意义非凡。“深经济、浅政治”可能是未来解决台湾问题的特征。“深经济”表明经济的一体化，而“浅政治”表明大陆和台湾的主权共享和治权的分享，即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而台湾则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摘自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中国与世界秩序的重塑》